司法制度旨在確保每名被告都能得到公平審訊，但原判錯誤致無辜市民被錯誤監禁的情況亦可能發生。現時政府設有法定和行政機制，向被錯誤定罪或起訴而羈押一段時間的人發放補償金，行政機制由律政司法律政策專員審批。根據政府資料，過去 16 年，曾有 90 宗申請，當中 70 宗被拒，只曾在 2011 年，有 1 宗獲批，其餘仍在處理或申請人撤回。
申請和成功的數量偏低，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源於機制申請門檻較高、較少人知悉，政府也有很大酌情權作決定，如最終不批出，亦難循司法覆核挑戰。過往立法會曾就補償機制作討論，有時任議員質疑計劃宣傳不足、過於嚴苛、亦可能涉利益衝突，要求當局另設獨立機制處理，但律政司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
現時政府設有法定和行政機制，向被錯誤定罪或起訴而羈押一段時間的人發放補償金。
法定機制、行政機制 兩途徑申索
香港現時有兩個途徑可讓被錯誤監禁的人索償，包括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條第五款設立的法定機制，以及由律政司負責的「行政機制」。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十一（五）條，如果經終局判決（final decision）判定犯罪，其後因提出或發現新證據，證明原判錯誤而撤銷原判或免刑，除非證據未能及時披露是由被告負責，否則他應依法受損害賠償。如申索人未能與政府達成和解，便須像其他民事申索一樣，交由法院裁決。
至於行政機制，則容許政府在沒有法律責任作賠償的若干特殊情況下，酌情發放特惠補償金。根據行政指引，有三種相關情況，第一，如某人就某項刑事罪行被定罪拘押，其後因被證實無辜而獲無條件赦免，或在特首把案件轉交上訴法庭後、或經逾時提出的上訴，而獲撤銷定罪，便可獲發補償金。第二，若某人因警方或其他公共機構的嚴重失職，及法官或裁判官的錯誤，而被錯誤定罪及羈押，例如因控方或警方給予法庭不正確資料而遭拒絕保釋、或警方隱瞞有助寬免其罪責的關鍵性證供，同樣可獲發補償金。
第三，除了上述兩個情況，在「特別值得補償」的案件，即使有關損失並非由公共機構的錯誤作為或不作為所引致，申索人也可獲發補償金。
行政機制：若嚴重質疑是否無辜 可拒發補償金
不過，並非所有錯誤定罪情況也可獲補償。行政指引和申索須知訂明，任何人被錯誤定罪或起訴，一般情況下無權要求補償，例如純粹因控方未能毫無合理疑點下證明控罪，或基於技術性問題而撤銷原判，便不會給予補償。
行政指引又列明，若對申索人「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可拒絕發放補償金，因若用公帑向可能有罪、但基於如純粹技術問題而獲撤罪的人作補償，會令人反感。此外，即使在可以給予補償的情況下，如申索人須對本身的不幸情況全部或局部負責，例如他蓄意隱瞞本可證明自己無辜的證據，亦可拒絕給予補償或減少補償金額。
過去 16 年，曾有 90 宗申請，當中 70 宗被拒，只曾在 2011 年，有 1 宗獲批。
法定機制：如未能和解交法院裁決 行政機制：法律政策專員作最後決定
兩個補償計劃的申請均由律政司負責處理，申請人須以書面向律政司提出，律政司會審核是否符合法定條文或特惠補償金安排所訂情況。循「法定機制」申索的人，如未能與政府達成和解，便須像其他民事申索一樣，交由法院裁決；至於「行政機制」，則由法律政策專員在律政司政府律師輔助下處理，考慮行政指引、法院在案件上訴或覆核過程中發表的司法觀點，及每宗個案的所有相關情況後，單獨負責作出最後決定。計劃未有既定機制上訴，如申索人不同意律政司決定，可向高等法院提司法覆核。
補償金計及金錢損失如入息損失、家人的損失和開支、法律開支等，以及非金錢損失，包括失去自由和對品格或聲譽造成的損害。政府通常不會公布個別補償的詳情。
冤獄賠償的申請數字及成功率偏低，背後原因為何？
兩個補償計劃，歷年有多少人申請？又有多少人成功？綜合律政司回覆，由 2009 年至 2024 年 16 年間，政府在兩個補償計劃下，共接獲 90 宗申請，其中 70 宗被拒，僅 1 宗在行政安排下獲批，獲發共 19 萬元特惠補償金。另外有 1 宗由申請人自行撤回，18 宗仍在處理，包括 4 宗因無法聯絡申請人而暫緩處理。
廿年來立法會兩討論 倡獨立組織審批
申請數字及成功率偏低，背後原因為何？翻查資料，立法會曾於 2003 年及 2014 年兩度討論法律賠償機制。2003 年會議上，政府提及至今只收過一宗 2001 年提出的錯誤入獄索償申請，有議員關注計劃宣傳不足，應加強宣傳。
政府當時回應，錯誤監禁或嚴重誤審的情況極少，其他案件獲洗脫罪名的人向政府索償亦甚罕見，尤其因技術原因而撤罪的案件與誤審無關；但政府表示會將計劃資料載於律政司網頁，及向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和法律學院提供。
談及賠償機制的改革，政府曾指，律政司內部有明確分工，以防出現利益衝突，有需要亦會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
111 名越南人被錯誤羈留 18 個月 獲賠 902 萬
律師會亦曾建議，特惠補償額應由獨立評審專員評定。政府當時回覆指，對公共主管當局應負上部分責任、或案件牽涉廣泛或案情複雜的宜獨立評定，但其他案件由富於處理這些事務經驗的律政司人員作評估已足夠，而且更快更廉。
政府其後補充指，自 1987 年至 2003 年，涉錯誤定罪或監禁而須支付特惠補償金的個案有 3 宗，賠償近共 60 萬元，涉 1987 年、1989 年、及 1994 年的個案，當中有的士司機因同事作假證供，被裁不小心駕駛等罪成及停牌兩年，獲賠逾 50 萬。另有兩宗庭外和解，其中涉 111 名越南人稱被錯誤羈留 18 個月，於 1992 年獲賠 902 萬；另有人指遭警員非法逮捕、拘禁及襲擊的民事訴訟，於 1996 年獲賠 75 萬元。
2014 年，再有議員就特惠補償機制提出討論，政府當時回覆，過去五年只有 9 宗特惠補償金申請。議員和律師會再關注計劃欠宣傳、指引欠清晰及過於嚴苛，及由律政司評核有利益衝突問題，望當局設立獨立組織、甚至全以法定機制處理申請。
政府曾回應指，錯誤監禁或嚴重誤審的情況極少。
政府曾指補償由公帑支付 須慎用
政府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安排，並解釋計劃屬特惠及行政性質、為處理非常特殊的情況而設，申索人獲撤罪可因技術性理由、不一定代表他無辜，鑒於補償是由公帑支付，政府必須慎用公帑。政府又重申，律政司內部有明確分工，以防出現利益衝突，有需要亦會尋求獨立大律師意見。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解釋，兩個補償機制，均是處理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非純粹普通上訴得直獲撤罪的個案，舉例有案件審結多年後，才找到新證據推翻定罪、或所犯罪行多年後被廢除並獲特赦等，才有獲賠償的可能。
他指出，「法定機制」條文源自《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範圍較窄，限於「終局判決」（final decision）後被撤罪才能獲賠；而「行政機制」範圍較闊，可處理如執法部門插贓嫁禍、司法機關行為不當損公平審訊致錯誤定罪等個案，但因屬特惠補償（ex gratia），批准與否的酌情權全在政府，機制亦有列明如被告非完全清白可拒賠償，因此如政府最終決定不批出，也難以循司法覆核作挑戰。
以往有議員關注，申請門檻似乎較為嚴苛。黃啟暘解釋，上訴得直涉很多原因，而賠償涉公共資源運用，故機制只針對相對嚴重或例外的情況。歷年計劃申請數字和成功率偏少，他認為因申請門檻較高、沒什麼人知悉，加上政府有很大酌情權作決定，故除非事主很堅定想爭取自己權益，否則一般定罪被撤、法庭將訟費判予辯方後，已覺屬不幸中的大幸，再花漫長時間和資源爭取賠償未必很常見。
集誌社檔案｜支聯會拒交資料案 終院指牽涉「司法不公」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今年初終院上訴得直，終院批評兩名原審法官裁決「明顯錯誤」，又指控方大幅遮蓋證據，剝奪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權利，以致定罪因牽涉司法不公（miscarriage of justice）而必然無法成立。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三人在終審勝訴前，均已服畢四個半月刑期，亦因 23 條未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扣減。按現行機制，若三人提出申請，又是否應獲賠償？
法律評論員黃啟暘指，該案是循正常程序上訴至終院得直，並非定罪後再有新證據推翻，故不符「法定機制」。但就發放特惠補償金的「行政機制」，黃指機制精神是處理涉司法不公、冤案（miscarriage of justice）的案件，而支聯會案的終院判詞表明原審和警方均錯誤理解《實施細則》條文，證據被大幅遮蓋亦令被告得不到公平審訊，涉「司法不公」，故理論上應符合該政策原意要補償的人。
黃又引英國案例，指若司法機關的不當行為令審訊完全不公，理應獲得賠償。他認為在終院也明言案件涉不公下，表面看來支聯會案也理所當然要獲得賠償。不過，他補充指政府在此政策框架下酌情權非常大，加上案件涉及國安，即使政府拒絕作賠償亦難被法院質疑。
記者向徐漢光查詢，會否考慮按機制索償。徐漢光指，機制成功率極低，「大費周章一番也不會爭取得到，本來就不值得」。
政府認為沒有充分理由更改安排，並指申索人獲撤罪可因技術性理由、不一定代表他無辜。
申請補償失敗個案：劫案入獄 33 個月後獲撤罪
申請補償之路，有多困難？黃啟暘說，過去有兩宗相關司法覆核均失敗，法庭表示不會干預政府決定。翻查判詞，第一宗關乎一名警方線人 A，因污點證人 X 證供，而於 2013 年被裁串謀搶劫罪成，判囚 8 年半，其後上訴得直。上訴理據圍繞控方未及時披露資料，當中 X 原審時稱 A 找到搶劫目標後會致電他，但其電話紀錄顯示案發時二人沒有 X 聲稱的聯絡，惟控方審前無向 A 披露相關紀錄。上訴庭認為如陪審團有相關材料，很大機會不會接納 X 的證供，裁定 A 上訴得直。
因錯誤定罪入獄 33 個月的 A，獲撤罪後於 2017 年初循法定和行政兩機制申請補償，約九個月後獲通知被拒，律政司稱對 A 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A 提出司法覆核，質疑該理由不合理和錯誤。庭上披露副法律政策專員的審核理據，指根據閉路電視拍到 A 案發時似是尋找受害人的行為、A 庭上證供矛盾、A 與 X 實有頻繁電話聯絡，但解釋欠說服力等，對他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
2004 年及 2014 年，都有議員就特惠補償機制提出討論。
法官周家明在判詞指出，是否批出特惠補償是酌情權的問題，A 法律上無權獲得補償，加上特惠補償涉公帑運用，政府有理由謹慎處理。他續指，對 A 的無辜是否嚴重質疑，是由法律政策專員作決定，專員有權考慮所有材料下判斷，即使上訴庭裁定 A 上訴得直，但該判決僅關乎定罪是否穩妥、而非 A 是否無辜，對專員沒有約束力。法官強調，在司法覆核申請中，法庭並非重新審視專員決定的理據，只能審視他作出決定時是否不合法、程序不公等，本案最多只能說對專員的結論或有正反意見，但遠不足以讓法庭在司法覆核介入。
政府曾指錯誤監禁或嚴重誤審極少，其他案件脫罪人士索償亦甚罕見。
前探員妨礙司法公正 服刑期間獲撤銷控罪
第二宗司法覆核案涉前重案組探員陳一村，事發於 2004 年 1 月，大埔區議會前副主席溫學濂的女兒和姪兒被淋鏹水，大埔重案組第二隊負責進行調查，鎖定陳英鍵、「monkey」等人。探員陳一村當時與陳英鍵在林村河邊見面，陳英鍵供出他與「阿龍」受「monkey」指示犯案，陳一村着他指證其他人，但陳英鍵拒絕，陳一村遂提議他可捏造虛構人物「Billie」策動襲擊，陳英鍵同意，並在錄影會面供述「Billie」犯案。廉政公署後來介入調查，陳一村被指教唆陳英鍵作假證供，以防真正兇手「monkey」和「阿龍」被控，在 2006 年被裁企圖妨礙司法公正罪成，判監 18 個月。
不過庭上證據顯示，錄影會面結束後，陳一村即再與陳英鍵進行「非正式會面」及私下錄音，當中陳一村要求陳英鍵講出真相，陳英鍵遂說出「阿龍」和「monkey」的參與，其後在另案擔任證人，「monkey」終罪成被判囚 18 年。上訴庭指顯然陳一村在上述會面嘗試查出真相，批評控方指控不清晰甚至內部矛盾，亦與證據不符，未能證明陳一村意圖妨礙司法公正，遂於 2008 年撤銷其控罪。
陳一村事隔 14 年後，於 2022 年 6 月，申請就錯誤定罪的特惠補償，但在 2023 年 11 月被拒絕。律政司信中稱上訴庭對控方有負面評價，不代表陳一村的定罪源自廉政公署或控方的「嚴重失職」；而且考慮到陳一村無在任何正式紀錄提及該非正式會面、審訊時又選擇保持緘默等，對他是否無辜有嚴重質疑，其個案並不屬「特別值得補償」的情況。
律政司指，在過去 16 年，有一宗申請在行政安排下獲批，發放 19 萬元特惠補償金。基於保密考慮，不能提供進一步案件資料。
未能證明不會對其無辜嚴重質疑
陳一村一方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決定不合理和程序不公，偏離上訴庭判詞。庭上進一步披露法律政策專員的審核理據，指雖然控方可用更好方式開案，但已有足夠基礎作檢控，加上控方無向法庭提交錯誤資料、廉政公署亦無隱瞞可令被告脫罪的證據，不構成「嚴重失職」；又指陳一村隱瞞非正式會面、拒承認有錄音、被搜出錄音筆後又不作解釋等，均令人對他的無辜有嚴重質疑。
法官高浩文在判詞表示，法律政策專員認為，控方沒有「嚴重失職」是不合理、僅稱可更好地開案亦不公允，因上訴庭判詞實指出在準備檢控的階段，證據已顯然不吻合、案情無法成立，檢控決定源於「嚴重失職」或「高程度疏忽」。不過與 A 一案一樣，高浩文指出就補償計劃的司法覆核，法庭並非審視專員決定的理據，而是作出該決定是否程序不公等，專員有權考慮所有材料下判斷。考慮到專員所依賴的事實，他認為陳一村一方未能證明，一個合理而有能力的法律政策專員不會對他的無辜嚴重質疑，因此最終駁回司法覆核申請。
立法會過去兩次討論後，社會上甚少就錯誤定罪補償作討論。
少有申請成功個案
唯一一宗申請成功的個案，律政司稱為保密未能提供詳情。據了解，該案涉及一名曾被控刑事損壞的市民，他在某幢大廈連天台的單位居住，大廈業主立案法團為阻他爬上水箱放風箏，在其天台對上圍欄裝上單棘鐵線，他被指刑事損壞該鐵線。被告無律師代表，親自抗辯，他將辯方案情寫在文件，多次要求裁判官閱讀，但裁判官拒絕，又在他盤問控方證人時多次作出干預。控方舉證後，裁判官認為他「有少少語無倫次」，下令將他還押小欖索取 14 天精神報告，被告終被裁定罪成，判罰款 1,500 港元及賠償 450 港元。
被告其後提上訴，處理上訴的原訟庭法官張慧玲在判詞明言，閱讀審訊的謄本及聆聽錄音後，不覺得上訴人有「語無倫次」或精神有問題，案中無資料顯示上訴人會對自己或他人構成危險，而且案件性質輕微，罪成亦不會判監，裁判官無給他機會陳詞下，直接將他還押是非常不公；而裁判官錯誤理解辯方案情，多次指上訴人浪費時間、向他查詢後又不讓他回應，令他不獲公平審訊，裁定他上訴得直，撤銷定罪。
上訴人的律師另要求法官考慮，建議政府向上訴人給予錯誤定罪的賠償，法官認為，政府會否給予特惠賠償純屬政府的行政安排範疇，法庭只是處理定罪上訴，而上訴人會否獲司法機構建議向政府作出賠償，完全與上訴無關，上訴聆訊並非恰當場合或渠道，讓一名可能作出申索的上訴人作出有關申請。據悉上訴人其後向律政司提出申索，最終獲政府賠償。
過去 16 年，曾有 90 宗申請，當中 70 宗被拒。
立法會過去兩次討論後，社會上甚少就錯誤定罪補償作討論。四年前青年馬家健涉販毒案，服刑五年後上訴得直，揭發律師樓師爺游說他認罪。當時有傳媒問及可否追究，代表馬家健上訴的時任港大法律學院首席講師張達明當時指出，有特惠補償機制，但很少行使，過去只曾賠償一次予他曾幫忙的人。
黃啟暘不諱言，此機制很少人知悉，公眾甚至法律界也甚少有討論。對於現行機制，他坦言認為不理想，尤其現時司法制度無民主監察，獲得公義的機會可能較少，若連錯誤定罪補償的機制也很少選擇，情況或更不理想。他認為若政府酌情權收窄，容讓法庭在政府作出決定後作最後把關，審查政府所提的理據，或能減輕潛在不公義的情況。
政府資源運用和被告權利之間，可以如何平衡？黃啟暘同意是困難，因在無罪假定下，刑事審訊目的是控方證明被告有罪，被告無責任證明自己清白，因此單憑審訊呈堂證據、法庭裁決，即使控罪獲撤，也不能百分百肯定被告是否清白，需再花很多資源和時間作審查，對政府資源運用構成一定負擔。但他認為，若上級法院明確表明原審涉司法不公，政府應較寬鬆處理相關個案。
政府資源運用和被告權利之間，可以如何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