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首份《五年規劃》宣布在新田、洪水橋、打鼓嶺建設三個大學城，《施政報告》指明「北都將以大學城為發展主線」，以「一城五元素」即教育、科技、產業、人才和城市建設，推動「產學研」發展，與內地的「大學城」概念極為相似。
內地的大學城概念始自 27 年前，國內經濟不景下的「擴招」，演變成以教育為名炒地價的「圈地遊戲」，到今日即使是國內的大學城仍難有成功「產學研」轉化。《集誌社》回顧內地大學城概念的發展脈絡，拆解失敗和成功案例背後，一窺其中有何經驗與教訓供香港借鏡。
內地記者蕭瀟
90 年代大學激進擴招 掀「造城」浪潮
內地的大學城概念始自 1990 年代後期，受亞洲金融風暴與國企改革的影響，內地通貨膨脹率、失業率皆高企，出於將人留在校園以減少失業人數和相關經濟考慮，內地在 1999 年推出大專院校擴大招生人數的改革政策（簡稱「擴招」）。
擴招政策非常激進，公布的第一年即 1999 年全國普通高校招生增至接近 160 萬，較上一年增加近五成。到 2001 年，普通高校招生已達 268 萬、在校生約 719 萬，2002 年就提前八年實現了原定於 2010 年實現的高等教育毛入學率達 15% 的目標。激進的擴招政策造成校舍緊缺、師資不足、教學水平下降等延續多年的問題，而早期最直接的校舍短缺，加速了大學城從概念變為現實。
擴招政策公布的同一年，內地第一座大學城 — 東方大學城在鄰近北京的廊坊動工，2000 年開城。此後，各地方政府在廊坊模式下開始同類規劃建設，掀起全國性的「造城」浪潮。兩年間，全國規劃建設的大學城達到 50 多個、遍及 21 個省市。大學城盲目擴張導致地方政府或學校承擔巨額負債，而且由於過度商業化等引起社會爭議，2006 年教育部開始叫停盲目比拼規模的「教育產業化」，有數據顯示短短 7 年間，全國已興建超過 60 個大學城。
東方大學城是全國第一個大學城，時任國家主席江澤民在 2001 年到大學城視察又稱讚是「先鋒計劃」，大學城大門的凱旋門地標有江澤民題字。（網上相片）
教育為名帶動土地財政 廣州大學城鄰近地價六年飆升六倍
內地大學城主要以地方政府主導「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地方大力推展的動力並非教育本身，而是土地財政帶來的巨大收益，令大學城成為假教育之名的「圈地遊戲」。政府先在未發展郊區徵地或改變土地用途，興建大學城的同時配建路橋、地鐵等基建項目炒高地價，發展商購入周邊住宅及商業用地後建設樓盤、商鋪，售出後發展商獲得收益，再投資到下一個項目，如此循環。
大學城「圈地遊戲」在教育資源豐富的一線城市大獲成功，包括主張「依託大學城， 建設松江新城」的上海松江大學城。1999 年松江全區平均地價約每畝 18 萬元人民幣，2000 年公布大學城建設後，附近地塊投標價立即升幅逾倍至每畝逾 38 萬元。地價升值非曇花一現，到 2010 年，一塊 94,476 平方米土地以 12.5 億元人民幣成交，土地財政收入佔當年松江公共收入近六成。
而主張成為「華南地區高級人才培養、科學研究和交流中心」的廣州大學城，建設於原只為荒島的小谷圍島，斥資 330 億元人民幣建成，土地價格升幅更誇張，周邊商業藝術用地在 2003 年由每畝 250 萬元人民幣，短短六年間，飆升近 6 倍至至每畝 1000 萬至 1500 萬元人民幣。北京大學教育經濟研究所 2022 年的研究顯示，撇除大市因素，新建校區令周邊 5 公里內地價，較同年同區無新校區的地段多升值約 22%。
廣州大學城耗資近 330 億元人民幣建設於小谷圍島，周邊用地地價六年間飆升六倍。（番禺政府網站相片）
內地第一個大學城失敗告終
不過，「圈地遊戲」並非所有城市都成功，內地第一個大學城就成為了典型失敗案例。內地傳媒《南方週末》曾報道，位於廊坊的東方大學城 10 個月內，在 57 萬平方米土地上建設 98 棟樓，2000 年開城後有近萬名學生進駐，幾乎全屬民辦高校或獨立學院，師資與公立大學差距甚遠。早期建設資金由發展商墊資，瘋狂的建設速度導致樓宇質素問題，後期收益因學生數量未達標、由原定 10 萬但實際只有 3 萬而不似預期。
2003 年，院校因大學城管理混亂陸續撤離，同年債務重組後經營未有起色，債務黑洞從 2005年約 18 億元人民幣、升至 2006 年約 25 億元，最終在 2008 年被新加坡萊佛士教育集團收購；其後資產分拆在香港創業板上市，業務轉為出租教育設施。
東方大學城以失敗告訴，院校撤離，2006 年的債務達 26 億元人民幣，教學樓閒置。（網上相片）
「校園孤島」築圍牆 跨校選課難產、大學中學化
內地大學城一直以來備受詬病的，除了因地產發展而過度商業化，還在於大學城為帶動新區發展全部地處郊區，除早期基建未成熟，校舍、宿舍、綠化條件差之外，亦出現「校園孤島」現象。大學城大多在郊區荒地拔地而起，沒本地產業資源，樓價卻因概念炒高，教學人員只在上課期間前往大學城，造成大學城和中心城區的「潮汐通勤」，師生間溝通大為減少；郊區成為天然屏障，學生在大學城孤島上，實習、就業都極為不便。
上海松江大學城曾讓學生跨校選修專業課，但由於學分互認問題，在 2019 年後名存實亡，官方今年 7 月再推「資源共享」計畫，但和當年跨校選課、學分互認的設想已完全不同。廣州大學城 2006 年左右開始試行跨校選課，2017 年開啟十校互選課程並運行到 2020 年初，直至疫情結束後校園仍封閉管理，大學管理模式愈趨中學化，對學生請假、出入校園作嚴格管理，甚至有大學開設家長通訊群組。大學城內的各學校更多只是物理上共存，交流不再。
上海松江大學城曾讓學生跨校選修專業課，但因學分互認問題而名存實亡，官方今年 7 月再推「資源共享」計劃。（上觀新聞相片）
「規模最大」大學城 「產學研」轉化未見成熟案例
大學城建設時均以培養人才、創科產業融合為目標，27 年過去，不少內地大學城的「產學研」轉化仍為「空架子」。以廣州大學城為例，官方和媒體常稱之為「中國最好大學城」、規模最大具集聚效應，又宣傳有 20 萬師生與上千科創企業，是粵港澳大灣區科創和人才資源的「智核」。
細究下，宣傳中的兩間全球獨角獸創新企業，成功非與廣州大學城直接相關。其中，由廣州大學城直接孵化的企業「小鵬匯天」，業務是為飛行汽車設計低空經濟內容， 目前仍屬天馬行空階段； 全球獨角獸實際指的，是其估值近百億美元的母公司小鵬汽車。小鵬汽車首架樣車是在廣州大學城的簡陋車間打造，不過技術負責人來自前廣汽新能源，是典型的產業技術轉化，技術來源和高校實驗室無關。
另一被標榜的獨角獸企業探跡科技（Tungee），是專注於大數據和 AI Agent 平台的智能銷售服務供應商，在 2017 年產品推出後獲阿里巴巴、紅杉資本等巨額融資，之後才進駐廣州大學城產業園區和人才庫，發跡亦與廣州大學城無關；其餘的關聯僅是其創始人之一，曾經在廣州大學城讀書。
官方介入啟動「轉化帶」、成立「雙中心」
到近兩年，廣州大學城更開始有官方介入「落場」，宣稱為解決「產學研」難以轉化的問題，目前暫未見實際成果。2024 年，官方啟動「環大學城科技成果轉化帶」，強調跨校聯合、科技創新成果孵化，但宣傳主要強調簽約項目和進駐企業數量。2025 年，教育部成立「全國高校區域技術轉移轉化中心（粵港澳大灣區）陸空一體化智能出行分中心」，定位是科技成果轉化、培養創新人才「雙中心」，宣傳重點在於 2 萬平方米綜合服務空間、對接全國 40 間高校，截至今年 8 月有 17 個項目進駐，又引入香港科技大學李澤湘團隊。
有關介入對產業化的實際影響仍有待觀察，不過，從宣傳強調的簽約數量、空間面積、對接高校數量來看，和大學城興起時「重招商，輕產出」的建設邏輯仍一脈相承。
深圳西麗湖大學城歷 13 年，「升格」為科教城，總面積近 7000 公頃。（Sparktour 相片）
深圳大學城始自「菁英嫁接」模式 設「諾貝爾獎」得主實驗室
另一個被官方評為「產學研用」最成功融合典範的，是深圳西麗湖科教城，總面積近 7000 公頃，是北都大學城總面積的 7 倍。科教城前身是深圳大學城，始自千禧年規劃時，已極度依賴政府的政策規劃、以至投入大量資金建設。當時的深圳缺乏研究型大學，亦需要科研力量承托產業發展，於是從產業需求出發，使用類似於購買科研服務的「菁英嫁接」模式。深圳政府從 2000 年開始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及哈爾濱工業大學三所名校簽訂入駐協議，確認入駐的學科盡量跟深圳產業需求相符，初期只設研究生院，於 2003 年正式啟用。
2012 年，深圳於西麗湖大學城內，建立了新型研究型大學南方科技大學，以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院士朱清時為首任校長，重視科研投入和「產學研」轉化。此後，專注於生物科技和信息生物技術融合創新的「中科院深圳先進院」、專注於網絡通訊與人工智能的「鵬城實驗室」先後入駐大學城。
為提升科研水平，深圳市政府引進自然科學領域諾貝爾獎或圖靈獎得主，成立以其命名的實驗室，給予每個實驗室最高 1 億元人民幣建設資助，要求得主本人每年至少在深圳工作一個月，公開資料顯示已成立的 11 間實驗室中，有 9 間便在西麗湖。
2020 年，深圳大學城升格科教城，市政府投資擴建「鵬城實驗室」園區，令其成為國家級的獨立科研機構。（深圳科教城示意圖）
升格「科教城」 具備科研、算力、產業服務基礎
到 2016 年，深圳提出將西麗湖大學城轉型為「科教城」；四年後，國家科技部、教育部和廣東省政府確立「部省市共建」機制，將大學城升格為「西麗湖國際科教城」。此前已有的「鵬城實驗室」，深圳市投資近 45 億元人民幣建設園區一期，成為由院士專家領銜、與全國 150 多間高校、龍頭企業合作的獨立科研機構，從「地方隊」升級為國家隊。
除鵬城實驗室提供基礎研究，西麗湖亦擁提供算力基礎的「國家超級計算深圳中心」，有為西門子、通用電氣（GE）、華為等百家企業，提供檢測、計量及認證等產業服務的「深圳市計量質量檢測研究院」，構成從科研、算力到產業服務的產業鏈。
深圳科教城推資源儀器共享、學分互認
升格為科教城之後，西麗湖不斷為「產學研」轉化補上中間環節。科教方面，2022 年科教城區內高校成立「X9」聯盟，推行資源共享如跨校選課、學分互認、儀器共享等。科教城又設立了概念驗證平台，與深圳大學、南方科技大學、清華深圳國際研究生院、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哈工大（深圳）、深圳技術大學等 6 間大學的技術轉化中心合作，系統整理高校基礎研究成果，儲備科研項目。
資金方面，政府設立概念驗證、成果轉化等配套基金，首期總規模 2 億元人民幣，截至 2025 年，已完成 30 多個項目投資，總額逾 1.5 億元人民幣；鵬城實驗室亦設 10 億元人民幣的「政府引導」基金。「西麗湖科教城」之後亦發展了「成果超市」、「技術貨架」，令企業可如超市購物般選擇技術、應用場景等；又推行「工業上樓」，將輕量化生產線搬入高層寫字樓，縮短研發、供應商和生產環節間的物理距離。
北都大學城目標是吸引國際知名院校進駐，暫時政府公布會以象徵式地價作資助，另成立 100 億港元的貨款基金。（資料相片）
一河之隔的深圳擁總面積較香港大 6 倍的「西麗湖」科教城，政府以政策和資金引入海外菁英，歷十幾年才升格「科教城」，仍須投撥大量資金作園區、基建配套，再完整產業鏈和院校合作環節。
香港北都大學城的規劃中，提及要「積極吸引國際知名院校或一流科研機構進駐」。政務司司長陳國基簡介規劃時，只提及政府會以象徵式地價、私人協約形式批地作為資助，另會成立 100 億元的貸款基金供院校借貸建校。北都大學城概念與內地大學城相似， 27 年的教訓、經驗殷鑑不遠；如何不被巨額負債逼入死局、如何不讓校園淪為孤島、如何真正打通「產學研」轉化，香港終須交出自己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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