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范語媜、余沛義 (Peiyi Yu)
攝：余沛義 (Peiyi Yu)
農曆八月一日，下午五時四十分，基隆老大公廟外面一陣飄雨。這個台灣北部沿海城市，作為全台灣最後一天舉行「鬼門關」儀式的地方，讓錯過船期的「好兄弟」有更寛容的期限離開陽間。
道長李銘峻對《集誌社》表示，這陣陰雨是每年「送鐘旭」驅魔法事的前奏，非常神秘。
在道教信仰體系，老大公廟被列為「陰廟」一種，它們通常供奉著慘死的亡魂，與供奉觀音、土地公等神明的「陽廟」相對。這座廟供奉著在派系戰爭中死亡的「萬應公」，源於 1853 年（咸豐三年）的一場大型衝突「漳泉械鬥」。
事緣於 18 世紀末清朝乾隆年代起，來自中國福建省漳州和泉州的兩大移民群體之在間在台灣西岸關係緊張，甚至經常發生大規模武裝衝突。1853 年咸豐年間，一次漳州人的武裝團體在基隆附近試圖攻擊泉州聚落，造成雙方死傷慘重，事後後來雙方長老在基隆慶安宮尋求和解，並在離慶安宮不遠處、靠近安樂路一座小山丘上，共建老大公廟。
每年關龕門儀式結束後，在主神祇「基隆媽」見證下，各宗親會長老在慶安宮進行「交接手爐」儀式，由今年的主普宗親會將象徵責任的手爐交接給明年的主普宗親會，代表著文化傳承與輪值責任。
「基隆市最需要的是團結，對不對？」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琳在慶安宮的大殿高聲發問。慶安宮現場鄉親父老舉起拳頭回應：「對！」這種在總統造勢大會才會聽見的口號，在宗親會移交門匙的儀式響徹整個殿堂，襯托著昏暗的黃燈。
在道長李銘峻的帶領下，當日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琳、今年主普吳姓宗親會、民進黨立委王正旭，共同聚首在老大公廟，完成淨壇、上香、獻花獻果等儀式。身著粉色儀式袍、頭戴頂端嵌有金色圓鈕的黑帽，李銘峻打開並呈上寫有祈禱文的手稿，虔誠的信眾懷著敬畏之心，在法師團後方排起長隊，專注地側耳聆聽。儀式進行期間各大政黨代表看似相處融洽，在台灣大罷免運動落幕後，在這個更形分裂的社會，可謂特殊的現象。
「好兄弟」：紀念基隆開拓先民、無名亡者
在道教的信仰中，流傳著一個日程定律：農曆七月初一是「地府之門」開啟之時，也是俗語說的「鬼門開」，無人拜祭、沒有安息之所的亡魂得以遊蕩到陽間，傳統上會舉行普渡祭拜，安撫這些亡魂。而農曆七月三十日是「鬼門關」，為普渡的結尾儀式，負責把陽間的好兄弟送走。
基隆在地文化團體「雨都漫步」創辦人蘇筱嵐曾撰寫論文研究「雞籠（基隆） 中元祭」多年策展的歷史演變。她解釋許多人誤解中元普渡的意涵，流行文化經常把「陰廟」或「好兄弟」渲染成「恐佈鬼魂」、「不還願會受懲罰」的意象，但基隆市普渡科儀把「鬼門開」或「鬼門關」尊稱為「開／關龕門」，有著把鬼魂「神格化」的意義，有助世人正視這些「好兄弟」原本高尚、英雄氣概的一面。
「這些『好兄弟』指的是所謂沒有子嗣，無後人來祭拜他們的這些人，叫做好兄弟，是跟我們沒有直接的親屬關係的，也就是所謂的孤魂野鬼。」蘇筱嵐指出，當年福建移民飄揚過海來台打拼，如此命名，也為展現對基隆開拓先民的尊重。
「清代海禁下，早期來台者多為偷渡的單身男子，他們被禁止帶同家眷來台。在沒有宗族可依的情況下，他們互稱『好兄弟』以表義氣。」隨時間演變，「好兄弟」也泛指那些身分不明、被海浪沖上岸的往生者。蘇補充，基隆人生活與海洋密切相關，在漁業興盛的這個城市裡，「很多人害怕無名死者，但基隆人認為安葬他們是責任。」
以賽代鬥：從械鬥到和解，中元普渡傳承和平精神
作為台灣北部沿海城市，基隆中元祭期間，每年都會舉行盛大的放水燈慶典，水燈頭遶境完畢後，大量水燈頭集合於「望海巷」，並舉行放水燈奉厝祭儀。在誦經完畢、燒化紙錢後燃炮，最後在各姓氏宗親引導下，將水燈推入水中，進而飄向大海，接引水中孤魂野鬼，讓他們接受普渡法事的洗禮。
「『點燃』其實是一個把物質轉化到他們的世界這樣一個概念，所以好兄弟收到這個水燈頭，他們接收到這個房子，就相當於海上的小飯店，讓他可以上來休息。」蘇筱嵐說。
往生者的魂魄透過河畔漂泊，最後被過渡至在老大公廟，由道長透過俗稱「送鍾旭」的「押孤」驅魔儀式安魂。
這指向那些在歷史事件「漳泉械鬥」中喪生者的骨灰，被封存在銘刻陰間靈魂的幕碑之後。當老大公廟的陰間之門在中元普渡月開啟時，封存戰場亡者骨灰甕的倉間也會被隨之開啟。
自 18 世紀末以來，來自福建漳洲及泉洲移民在彰化縣開始發生武力衝突。清政府多次進行鎮壓，但漳泉兩地移民在 19 世紀初衝突仍然頻繁，到 40 年代更是暗殺、報復連綿不斷，升級為百人級規模的械鬥。
當時在基隆這一帶，漳州人佔據基隆港，泉州人則控制山區的淡水源基隆河。1853年，一枝人數達 108 人的漳州軍事隊伍上山攻打泉州聚落，卻途中遭伏擊，全軍覆沒，泉州人亦有死傷，惟文獻沒有記載實際傷亡人數。
基隆一帶的漳州及泉州人在滴血最濃的時刻選擇談和，雙方最終同意共建老大公廟，並將戰死者的骨灰合葬。地方長老希望藉此杜絕衝突將致死傷無數的慘況，並以普渡賽會的形式取代過去的械鬥、戰爭，「以賽陣頭取代打破頭」的方式，僅保留競技、比拼的意味。劉唐杜宗親會執行長劉韋巡表示，「以前他們就是真的拿武器去砍殺，死了非常多人，才會用陣頭取代械鬥，這 170 多年都是以這個儀式去做。」他續說，「陣頭取代械鬥，這意味著（族群之間）才不會流血。」
「為了建立長久和平，長老們發起傳統，聚集基隆各宗族，在普度月共同舉辦宗教儀式。」蘇筱嵐則補充說，長老主動發起和解的故事被基隆宗親代代傳承。
雖然泉栓械中戰死的死者名字沒有被紀錄，這種超越血緣、宗族關係的紐帶，象徵著更廣大的、不同族群之間的人民願意踏出一步，促成和平、和解的精神，也成為廣大市民拜「好兄弟」的深層意義。
蘇筱嵐解釋「好兄弟」一說的由來，「譬如說我跟你我們都是泉州過來的，然後你過世了，我跟你沒有親族關係，可是我就說你是兄弟，就是大家一起到這個地方來奮鬥，所以你離開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稱呼就是說，好兄弟，然後用來表示親密，可是又不是親族關係的這樣一個角度。」
總共十一個姓氏的宗親會輪流當「主普」，每年中元普渡月結束後的一天，基隆各宗族便齊聚老大公廟，關閉陰間之門，年度擔任主普的宗親，亦會將鑰匙與香爐交給翌年負責在慶安宮主辦儀式的宗親。
今年負責主持儀式的是李銘峻道長，他是承傳第七代的法事主持人。他指基隆市民及宗親拜好兄弟，是為祈求基隆可以國泰民安，免除族群之間的紛爭，李銘峻說，「我們都是發自慈悲心去拜祭。老大公給我們祭拜，是想我們有一個和解的心。人跟好兄弟和解，也代表人跟人直接和解。人跟人和解之後，就比較有辦法興百業、國泰民安。」
從清法戰爭到 228 事件，普渡儀式裡的多重歷史記憶
劉唐杜姓氏宗親會劉偉巡執行長在慶安宮受訪時，亦表示他們最興奮的是傳統如何代代相承，並逐年納入更多宗親，有一個宗親會甚至專門包容那些人數不足以自組宗親會的姓氏。今年，共有 15 個宗親參與普渡的籌辦，過去甚至包含 4 個商會與工會。
蘇筱嵐解釋「關龕門」背後更深層的歷史意義：「其實他們消弭衝突的做法就是透過，譬如說你是漳州人或泉州人，你們兩邊一起要來舉辦中元祭，透過合作來表達一種和平的精神。」
自宗族長老發起傳統以來，經歷 152 年的演變，新的儀式與意義不斷被創造與重塑，如今，這項傳統已發展成一場遍及全城的和平與和解儀式。
1883 至 1885 年間，在清法戰爭中，法國為取得越南作為殖民地，故發動越南戰爭，戰線延伸到台灣，法軍佔據基隆，今日，基隆仍保存法軍與清軍七百名戰士的墓園。
自 80 年代起，法國公墓的普渡儀式被納入基隆中元祭活動，變成一種「被發明的傳統」。蘇筱嵐說，「過去大概辦了二、三十年，然後還會請台灣法國辦事處的負責人來致意。來祭祀的是法國軍人。」
據法國在台協會的新聞稿，法國在台協會的人員曾經出席普渡儀式，並感謝基隆市政府對於這一處承載著台法共同記憶的歷史遺址之保存與用心維護。1980年代起，中元普渡開始加入悼念法軍士兵的儀式，參與者甚至穿上清軍與法軍服飾。
二戰時，日軍以基隆為軍港，使其成為美軍轟炸目標，摧毀港口設施，以阻斷日軍的後勤補給。1945年日本戰敗後，國民黨接管台灣，大批軍隊在基隆上岸，修復基隆碼頭、船塢、倉庫、防波堤等設施，重新成為軍事防衛重鎮，也逐步承擔起貨物運輸的功能，成為台灣對外貿易的重要港口。
1947 年 2 月 27 日，台北市專賣局查緝私煙時，執法人員濫用職權打傷賣煙婦女並誤殺路人，引發民眾強烈不滿。翌日，抗議擴大成罷市、罷課、罷工行動，眾人行至政府機關請願，但遭國民軍政府以武力鎮壓，致多人死傷，是為歷史上著名的二二八事件。
接著在3月10日，國民政府為鎮壓事件，台灣省行政長官暨警備總司令陳儀發出命令，對台灣
全島宣佈戒嚴，當時軍隊開進各地，視人民為判亂者，未經任何司法程序逮捕及開槍殺害人民。據黃惠君《二二八反抗運動》一書所述，從當年 3 月 8 日至 20 日，基隆火車站前的淺水碼頭上佈滿浮屍，幾百具屍體被撈起，受難者的手掌腳踝遭到鐵絲貫穿。該戒嚴持續約兩個月，直到 5 月中旬解除。
長期戒嚴時期在 1949 年 5 月 20 日開始，並一直持續到 1987 年 7 月 14 日解嚴。在戒嚴期間，大量異見人士因「立場親共」的標籤而遭到國民黨政府抓捕、監禁及槍決。在白色恐佈氣氛彌漫全台期間，任何人光是提到死者的名字，便有可能被政府追蹤或恐嚇，「好兄弟」成為某種集體哀傷的符號。蘇說：「儘管當局禁止，但普渡是讓基隆人悼念失蹤者的時刻，不必提名字也能哀悼。」
宗教研究學者、現任早稻田大學高等研究所助理教授孔德維亦解釋在高壓統治下，宗教成為一種繞開官方監控的力量。他指出，自漢代以來，道教時常扮演官方權力之外的另類力量，乃至國民政府領導人蔣介石強烈反對民間「迷信」、壓制相關宗教力量，但亦無阻這些宗教政治密切相關的社運冒起。1987年台灣民眾興起「反五輕運動」，抗議中油及政府聯手在高雄增設第五輕油裂解廠，示威者曾前往「有應公廟」以擲筊問卜，宣稱得到有應公、萬應公、神農氏、保生大帝等神明啟示，因而匯聚了龐大的抗爭能量。
值得考究的是，老大公廟廟外有兩塊碑文，分別立於 1966 年和 2000 年。60年代的舊碑文記載中元祭起源於抵抗外族侵略，把事件連結到西班牙於公元 1629 年（應是1626年之筆誤）侵略台灣北部一事，「乘機竊據本省北部淡水金包里雞籠，恣意掠奪，姦淫婦女，殘殺善良，我先烈不堪異族蹂躪，激起義憤，群起抗暴。」這些文獻反映國民政府早年因威權統治、為謀略反攻大陸，而形塑出扭曲事實的愛國民族主義史觀。
新碑文則揭露了真實起源，1853 年來自福建章洲及栓洲的移民群體之間在基隆附近發生規模龐大的械鬥。據歷史學者考究，當年清政府以選擇性發放墾狀來形成資源稀缺的情況，藉此挑撥、分化漢人，從聯熟番、生番牽制漢人，轉變為以漢制漢，漳州、泉洲人間衝突愈演愈烈。這兩塊碑文的內涵也揭示，戒嚴解除後，台灣新興的本土史觀對歷史事實有著更嚴格的考查及詮釋。
基隆市議長童子瑋是儀式開始前最後抵達慶安宮的政治人物。為表禮貌，民進黨立委王正旭起身相迎：「請，童議長請坐。」童則按住王的肩膀回道：「你太客氣了，你坐你坐。」
兩人爭論誰坐正中央的位置。熟悉政治文化的專家說，不分區立委通常不會特地參加地方宗教活動；然而在地方場域，市議會議長比立委更具分量。這小小的「坐位之禮」迅速落幕——議長坐上中央，立委坐其側。
當年漳州及泉州兩邊的長老決定促成和解，便是在基隆三大廟宇之一慶安宮達成共識。慶安宮又稱「媽祖廟」，它所供奉的媽祖神像依來源可分為湄洲媽、泉州媽、漳州媽等，象徵昔日漳泉械鬥的多方和解。
如今，在掛滿燈籠、籠罩在金黃色銅壁光芒中的慶安宮大殿內，三大黨派人士亦談笑風生，這與大殿外多黨鬥爭的局面完全不同。在交接手爐儀式進行的時刻，屬於國民黨的基隆市副市長邱佩琳、民進黨立委王正旭，更同時排列在隊伍中，與一眾宗親長老並肩而站 。
劉唐杜宗親會執行長劉韋巡表示，宗教儀式匯聚多黨人士，共同守護一種地方情懷，有助大家超越政治立場去進行交流，「剛剛藍的也有，綠的也有，白的也有，在這種場合之下大家不會討論所謂的「政治」，我們現在在抒發所謂的『基隆人的情感』」。
宗教研究學者孔德維則分析，在台灣複雜的官僚系統底下，各黨派人士的「人情網絡」非常重要。政治人物出席在公廟的儀式除了信仰的動機外，也可以培育他們在地方的人脈，「例如在台中這種極藍的地區，也會有有民進黨人士出席公廟活動，廟方也會卦起他們送的布聯，是『給面子』的意思。」
中華民國政體受到傳統中國政治思想影響，崇尚官僚主義。在憲政架構上更形成司法、立法、行政之外的「監察」與「考試」兩權，其中「監察」與「考試」兩權以其官僚體系制衡其他三權。依據孔德維所說，「道教的人情網絡常常成為官僚體系失靈時解決問題必不可少的管道。」
他續指，在道教盛行的台灣，公廟沒有政治立場，但廟方長老會記住他們與政黨人士的交情。「在選舉香港是向個人（individual）拉票，但台灣是向團體（organization）拉票，」孔德維說，「這與台灣團體文化色彩較濃有關。」
但可以肯定的是，道教信仰的通俗性，讓政治人物可以跨越派別，為一些在歷史事件中戰死的亡魂進行共同的哀悼。「比較西方的基督教信仰，道教信眾是不用經歷『不信到信』的過程，所以這些重要人物去拜神時，他們是比較沒有門檻。」
**在炮火可能落下的基隆岸邊，點亮安魂之香
基隆中元祭「關龕門」儀式始於消弭戰爭漳泉和解而來。而「關龕門」的傳統也陪伴基隆走過歷史上一次又一次的戰亂危機。但在兩岸關係緊張的當下，目前基隆仍是受戰爭威脅的高風險地區。
時至今日，基隆作為台灣沿海地區，是台灣海軍艦隊的重要停泊與補給基地，多年都曝露在國防風險之中，例如1996年台灣首次舉行總統直選、2022年南希·裴洛西（Nancy Pelosi）突發訪台事件，引發中國在台灣沿海軍演，兩次解放軍皆在基隆外海試射飛彈。
「關龕門」儀式當天，李道長在老大公廟內披袍頌祭文。各宗親會成員在道長的引導下祭拜因各種衝突去世的「好兄弟」，最後送走亡靈關上門龕。雖然目前台海情勢沒有趨緩的跡象，但基隆彷彿在李道長的喃喃祈禱中，在「萬應公」前訴說著戰爭與暴力的荒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