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府早前修訂國安法實施細則，賦權警員可要求任何「指明人士」提供解鎖電子設備所需密碼。普通法保障任何人「免於自證其罪」，強制交密碼有否違反人權？
《集誌社》翻查政府援用的愛爾蘭案例，當地法院雖裁定「解鎖令」無侵犯人權，但案例強調「解鎖令」由法庭把關，亦對證據運用訂下界線 — 控方可用解鎖所得出證據作起訴，但不可向陪審團交代如何獲取證據、以免陪審團對被告作不利推論。愛爾蘭法院裁定解鎖令合憲是建基於司法制衡，以及陪審團審訊下證據呈堂的限制。
不過，香港條文未有仔細釐清證據呈堂界線，國安法案亦無陪審團審訊，如何套用案例？法律學者楊艾文指，愛爾蘭與香港現行制度存落差，案例是否直接適用於香港，有爭論空間，但他相信法官有專業知識判斷證據可否呈堂，符合人權保障。另一法律學者戴大為質疑，受查人被迫交密碼，等同披露手機內所有內容，削弱「免於自證其罪」權利，有違普通法原則。
何謂「免於自證其罪」？
特區政府早前修訂港區《國安法》實施細則，賦權警方要求受查人提供電子設備解密方法，違者最高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當局強調修例符合通訊自由，以及「不得被逼自證其罪」的權利（right against self-incrimination，下稱「免於自證其罪」）。
「免於自證其罪」是根深蒂固的普通法權利。從案例可見，這項特權與保持緘默權，是《歐洲人權公約》保障公平審訊的核心。因普通法奉行「無罪推定」，控方在刑事審訊不得違反被告意願，透過脅迫手段取證，以證明指控。不過，「免於自證其罪」並非絕對，部分情況下受查人會被要求交證據支持後續起訴。過去有裁決提及警員據《道路交通條例》 第 39C 條，有權要求醫生向無能力同意的駕駛者抽取血液樣本，將醉酒駕駛人士繩之於法。在英國調查性罪行時，亦有賦權警員檢取嫌疑人體內樣本。
所謂各處鄉村各處例，各地對權利界線有不同演繹。英國有案例指，執法人員索取被告的血液樣本及手機密碼，只要獲授權，不構成「自證其罪」；在美國，有案例稱強行索取手機密碼違反《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但迫被告用指紋解鎖屬合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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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實施細則賦權警方可要求受查人提供電子設備解密方法，違者最高可處罰款 10 萬元及監禁 1 年。（資料相片）
當局引愛爾蘭案例 法庭指「有限度」干預緘默權具針對性
港府強調修例符合「免於自證其罪」權利，引用一宗愛爾蘭案例，稱做法平衡執法需要及人權。愛爾蘭法院案例有何重點，香港又能否直接參考和跟隨案例呢？《集誌社》翻查該案判詞，愛爾蘭最高法院「Poptoshev」案於 2025 年 11 月 24 日宣判，較實施細則刊憲早 3 個多月，上訴人 Yavor Poptoshev 被指洗黑錢及欺詐社會福利。
當地警員檢取其手機和電腦後，獲法官批出手令勒令交密碼。Poptoshev 提司法覆核，挑戰「解鎖令」侵犯其「免於自證其罪」的權利，最終敗訴，法庭裁定「解鎖令」符合人權保障。法官認為警方已呈交宣誓供詞，懷疑裝置載有欺詐證據，基於指控嚴重，維持「解鎖令」檢控有效。法庭承認強制解鎖是「有限度」干預緘默權，但稱干預具針對性，符合在數碼時代行使警察調查權的需要，在執法正當性與人權間取得平衡，裁定措施合憲。
愛爾蘭：解鎖後材料可作證據 不准向陪審團披露獲取方法
法院認為強制交密碼牽涉「免於自證其罪」權利，但手機或電腦內的證據一早已經存在，如同警方搜屋會發現染血衣物、欺詐所用的文件一樣，取得電子裝置解鎖後的材料，是調查刑事罪行的必要部分，不涉強迫人「自證其罪」。法官引述英格蘭及威爾斯上訴庭「R v S」案指出，密碼是獨立存在，與受查人的意願（will）無關，不受「免於自證其罪」原則保障。
法官認為，手機解鎖後所得的材料，控方可用於檢控及調查刑事罪行；惟受查人在強制命令下交密碼，則屬於「被迫作出的陳述」（compelled statement），此事不得用作呈堂證據和刑事訴訟。具體如何執行？即是在審訊中，控方可將手機解鎖後所得的證據呈堂，但不可告知陪審團，控方獲取證據的方法（methodology），即是否由被告提供密碼。
法官解釋，受查人知悉密碼一事，可推論為他曾操作或持有涉案手機，可構成審訊中不利證據。因此，控方不得用受查人解鎖密碼的舉動作為呈堂證據、不得告知陪審團；若控方之後要起訴受查人犯罪，要以其他方法證明他是手機的機主。
香港：「交密碼舉動」不會成證據 手機材料可作檢控
香港實施細則「解鎖令」亦似與愛爾蘭做法相似。細則附表 1 第 5 (2) 條訂明，任何人不能以「免於自證其罪」為由，拒絕遵從解鎖要求；簡而言之，當警方要求受查人提供密碼，該人便失去「免於自證其罪」的豁免權，不得以此為由拒絕。第 7 (2) 條則列明，受查人因遵從要求而提供密碼一事，可能導致他入罪，或他提出此事可能導致自己入罪，則他「交出密碼的舉動」，不得在刑事程序中接納為不利證據。意思是指受查人向警方「交密碼」的行為，不會直接成為呈堂證據，但警方可利用解鎖得到的材料、作為證據起訴。
細則訂明「交出密碼」的舉動，不會直接成呈堂證據，但警方可利用解鎖所得材料作證據起訴；與愛爾蘭案例有相似之處，後者具體涉及不得向陪審團告知，由被告提供密碼。（資料相片）
案例強調權力制衡：法官非橡皮圖章
值得留意的是，當局雖援引愛爾蘭案例、條文有相似點，但兩者亦有不同之處。
愛爾蘭的「解鎖令」必須經法庭批出手令。愛爾蘭最高法院裁定條例合憲之餘，亦花了一些篇幅闡述行政和司法的制衡關係。法官指法治社會有別於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要防止執法人員濫用解密權力，最有效的方式莫過於透過法律約束及法院把關。法官接納警方查案有助執行公義，而犯罪手法日新月異，法庭應與時並進，賦權警員進入數碼空間合法搜證，又指如經司法審查的「解鎖令」被視為強迫招認，警方將難以追查犯罪證據。
另一方面，法官強調法治社會保障個人財產，包括含私隱的電子裝置。而在非威權式憲政體制或民主權力分立（democratic separation-of-powers）制度，權力制衡是關鍵，故警方要合理使用解鎖權及受法院法律約束。法官進一步表明，在愛爾蘭的司法體系，「法官的角色並非橡皮圖章」，警員須向法院提供充分材料，讓法官在獨立評估理據後，信納措施屬必要，才會批出手令。
香港容「例外情況」毋須手令解鎖
相比之下，香港「解鎖令」的立法文件，較少著墨權力制衡、司法審查等法律原則。而實施細則更訂明「無須裁決官手令的情況」，容許警員毋須先申請手令。署理律政司司長張國鈞早前表示，警員一般情況下須取手令，但「的確有極端情況、例外情況」，如見到危害國安罪行即將發生、而沒有合理時間取得手令下可行使權力，指「未來要喺法庭交代」。
港大法律學院戴義安基金教授（倫理）楊艾文分析，香港法例與愛爾蘭案例的唯一差異，是愛爾蘭「解鎖令」必須獲法庭授權，而實施細則賦權毋須法庭手令執行「解鎖令」，故案例是否全盤適用於香港，尚有爭辯空間。他認為，愛爾蘭案例著墨權力制衡原則應同樣適用對香港，又補充曾有案例賦權警員沒有手令下查閱被捕者手機，裁決做法無違憲。
2014 年七一遊行後，部分民陣成員被警方扣留手機。到 2020 年上訴庭裁決放寬警方不持手令查閱機權力範圍，以「取得手令並非合理切實可行」為基礎。
集誌社檔案｜岑永根案警方上訴得直 裁警員無手令下查手機合憲
2014 年七一遊行後，岑永根等民陣成員被警方以阻差辦公罪拘捕、被扣留手機。岑永根提司法覆核，爭議《警隊條例》授權警方在沒有法庭手令下搜查手機，有違人權保障。時任高院原訟庭法官區慶祥 2017 年裁定警隊條例規定合憲，但稱警員只限在「緊急情況」下，可不持手令搜查被捕者手機，包括警方認為緊急搜查可防止公眾或警員安全受威脅；或防證據失去；或要在極緊急情況下搜證。
警方不服判決上訴，上訴庭 2020 年裁定警方得直。法庭放寬警方不持手令查閱手機的權力範圍，不再以原訟庭訂下「緊急情況」為標準，改以「取得手令並非合理切實可行」為基礎。
上訴庭裁定，如警員無法在合理可行下取得手令，查閱被捕者手機便不屬違憲，但須符合以下條件，包括警方有合理理據支持，即時搜查手機屬必要；或搜查目的是為調查被捕者所涉罪行；或為保護案中受害者、被捕者、公眾人士及警員人身安全。上訴庭列明，警員雖可粗略審視被捕者的手機，但搜查範圍僅限於上述目的。
香港實施細則訂明「無須裁決官手令的情況」，有學者認為損害人權，亦有學者相信司法人員把關。（資料相片）
解鎖令有否違「免於自證其罪」 學者有不同意見
而香港「解鎖令」在證據呈堂限制上，與愛爾蘭法院相若，即受查人「解鎖」的舉動不得作為證據、但解鎖所得材料可用於檢控。不過，香港沒有如愛爾蘭一樣，列明不得向陪審團披露解密方法。愛爾蘭案例於去年 11 月底裁決，有關證據呈堂性的界線，嘗試避免陪審團作不利推論，某程度上保障「無罪推定」原則，措施是否足夠保障人權，視乎會否被挑戰仍待商榷。
值得關注的是，香港多由指定法官進行的國安審訊應如何體現安排？楊艾文認為，本港司法人員受專業法律訓練，法官可用酌情權考慮是否接納證據呈堂；若案件由陪審團審理，法官和訴訟雙方不應告知陪審團，手機曾被鎖上、透過解鎖得出資料，否則陪審團會推斷手機取自被告而作出不利推論，但控方仍可展示手機內材料供陪審團自行推論。他又認為「免於自證其罪」權利，旨在保障任何人毋須提供對自己不利的證據，不包括已存在的手機證據；而細則列明披露密碼一事不得用作呈堂證據，已是合理的人權保障。
港大法律學院前教授戴大為則持另一想法。他指實施細則強迫受查人交出密碼，「不只是向控方交出幾個數字，而是將手機儲存空間中的所有內容一併交出」，包括受查人的使用紀錄，大幅度削弱「免於自證其罪」權利。他表示，雖然各司法管轄區對權利演繹有分歧，難一概而論，但在港府詮釋下，解鎖後的資料可用作檢控，使人「自證其罪」。他認為「例外情況」未經法庭授權的「解鎖令」無疑損害人權、有違普通法原則，法院應就法例合憲性作出裁決，「但我並不樂觀認為，香港法院會認同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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