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歲中學生結束自己生命,父母控訴校方疏忽處理,事發近八個月屢向校方、教育局投訴屢碰壁,專業人士又怎麼看個案?有不願具名的資深社工認為,學童設定「遺產聯絡人」是「危險嘅訊號」,校方處理時「敏感度不足」;社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則認為校方處理符合一般做法,在程序上合理,「應該做嘅基本都做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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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資深社工認為設定「遺產聯絡人」是強烈訊號,因交託遺產已是行動非單純意圖,校方應考慮報警。
社工:設「遺產聯絡人」是危險訊號
有不願具名、從事青年輔導工作的資深社工指出,現時一校兩社工,但沒明文規定何時要社工參與,此個案要視乎「老師 report 啲咩畀社工聽」,才能判定社工有否責任。就個案處理,他認為撇除長篇遺言爭議,校方起碼在處理「遺產聯絡人」訊息時「敏感度不足」。
他分析事件有兩個介入點,第一次是主任經輔導和評估後讓 C 離開,認為如當時 C 表現平靜,校方讓他離開「可能唔係好大問題」;而第二個時間點則在校方知悉 「遺產聯絡人」訊息時,他形容訊息「係好危險嘅訊號,同佢之前嘅判斷完全相反,係應該要做啲功夫」。
社工進一步解釋,「我要死」是意圖、交託遺產已是行動,行動較意圖的訊號「更強烈」,是有計劃地傳達結束生命的遺言,校方甚至應考慮報警。對於校方形容所收到的「iCloud 截圖」是「系統設定訊息」而不是遺言訊息,社工指「嗰個唔係系統自己 send 出來,係機主啟動㗎嘛…如果覺得係系統發放,真係疏忽」。
他指從校方處理中,輔導主任似乎亦察覺事態較之前嚴重、故通知副校長,下一步應如何處理、是否報警的責任亦提升至副校長級別。他補充,C 由發出訊息到輕生短短約一小時,同意即使報警未必制止到事件,但校方最少有責任清楚交代強烈訊號,儘早通知家長「睇下能否救得返」。

社聯主席、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則認為,如學校每次一聽到自殺便評估為嚴重,日常運作會出現很多問題。(資料相片)
管浩鳴:校方符一般做法、程序合理
《集誌社》就事件向教育界立法會議員鄧飛、社福界議員兼社聯行政總裁陳文宜查詢,二人未有回覆。而香港社會服務聯會主席、立法會議員管浩鳴則認為,校方處理符合一般做法,在程序上合理,而有關自殺危機的評估,「從日常運作去睇時,如果提升得好勁,有啲家長亦會反彈,學校亦會有困難」。他指現實如「要求得太高」,「根本就唔係喺學校嗰度處理,有時可能會引起更麻煩嘅事」、「無端端報警或驚動到家長,可能會 trigger 到另一件事或其他嘅情緒」。
他認為事件中,主任在諮詢社工後,投放了足夠時間作兩小時的輔導和評估,有按機制處理,「應該做嘅基本都做咗」;而主任讓另一位同學加入輔導是「復和」的做法,而 C 亦接受,相信他的情緒平靜、令老師得出低風險的評估。
管浩鳴強調自殺「好多時都係一剎那」、「𠵱家嘅青少年有時真係會比較極端一啲,甚至可能特登做啲嘢…」,認為如學校每次「一講到自殺兩個字,就評估到好嚴重」,由日常運作以至教與學,「都可能會出現好多問題」。至於家長指控校方涉疏忽,他認為家長事後逐個細節翻看、推論,一定會覺得「中間有好多細節有沙石」,可能是電光火石處理事件之間的誤會。

葉兆輝:明白評估困難因學童或隱瞞
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不方便評論個別個案,強調每宗自殺個案都令人傷感,成因複雜亦不宜單一化。他指明白學校、家長在評估時會面對困難,因不同地方或國家都面對相同問題,部分學童會隱瞞自殺意念,「未必好坦誠同你講,自殺風險調查係 assume (假設) 學生誠實咁填寫,但唔係個個都係咁,因為咁講一定會畀人阻止…會特登唔講」。
他強調社會能做的,是提升學校對防止自殺訊號的認知、判斷能力,提供適切資源和支援予學校、有特殊需要的學童群體,以及幫助家長更好建立親子關係,「畀佢哋有足夠嘅機會、安全放心地將擔心講出嚟,能夠幫到佢哋機會大啲」。

港大防止自殺研究中心總監葉兆輝指,學校、家長在評估自殺風險時會面對困難,因部分學童會隱瞞自殺意念。(香港大學相片)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熱線:2389 2222
紅十字會即時心理支援熱線:5164 5040
「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
明愛向晴熱線:18288
集誌社檔案:防止自殺會強調自殺成因複雜
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不時到學校,為輔導人員、社工提供培訓,協助了解如何評估自殺危機和風險。機構生命教育中心副中心主任劉詠芝表示,每宗自殺個案都有其複雜性,要判斷自殺風險不能靠單一時間點、情緒可以很快轉變,故難以評論個案涉事人員的處理方法。她強調,每宗學童自殺個案中,所有涉事的「生存者」包括同學、家長、老師都會有一定哀傷,應謹慎處理,以免造成二次傷害。
劉詠芝解釋,在為有意自殺人士進行輔導時,一般可從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著手。輔導人員會循危險因素了解個案掌控情緒的能力,如是否容易情緒波動、難調節負面情緒、人際關係欠佳;對面對的處境是否存在絕望感,如覺得難以改變、或持續感到痛苦;有否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鬱症;對死亡和生命有何看法,如會否覺得死亡是正面的事;有否作準備如視察環境或安排身後事等等。
她指輔導人員亦應了解個案的保護因素,如會否有不捨的親友;有希望完成但未完成的事;有沒有宗教信仰;是否有求助動機、希望能解決問題;會否對死亡存在恐懼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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