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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日記|卓亦謙、盧鎮業專訪 若無法根治創傷 受創的人能如何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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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演卓亦謙(左)說,《年少日記》的創作意念,源自喪友與城裏學童自殺潮。

無法明言的共同傷口:那位無法畢業的同學 

在《年少日記》優先場映後談,阿卓分享創作意念,源自喪友與城裏學童自殺潮,小野流暢地接過被凝在半空的空氣。這份默契背後,是一份累積了 15 年的友誼。 15 年前,阿卓剛升讀香港城市大學創意媒體學系,小野就是他大學迎新營裏組爸。

學系同學常常要拍片交功課,「那些師兄師姐拍功課最喜歡『找細路』,即是?仔?妹出crew。我們三位都是經常會幫師兄師姐出crew。」小野說的「我們三位」,是他、阿卓和那位輕生的同學。

那年冬天,三人隨師姐赴大澳出crew,當起片場義工。與小野相比,阿卓與那位同學感情更為要好,因為他們常常結伴回家。三個月後,同學突然輕生,在最後一夜,阿卓曾見過對方。阿卓一直自責沒發現警號,自己到底懂不懂關心別人?這些年來,阿卓不時到對方Facebook留言,仿佛對方醒來就能接過這句「Miss you」一樣。

「他成為我們班一個共同傷口,分享這種感受的人不是一對一的關係,反而是十幾、二十人」,小野說。那學期,同班同學鮮會在日常揭開瘡疤,但大半班的期末功課都圍繞這位同學。小野解釋:「我不知道那些應該怎樣形容,但我不想說是一個創作⋯⋯」阿卓接著他的話:「但是一個紀念他的方式。」

無能為力的大人們  

不論是阿卓大學畢業作品《至少在夢裏》,還是《年少日記》,兩部作品同樣以少年自殺為題。他的鏡頭一再徘徊於那條步向天台的樓梯。阿卓曾在映後談提到,自同學輕生後,他特別留意相關新聞。當2015年香港現學童自殺潮,無能為力的他,想寫一個亡者何以走上那一步的故事。

小野(右)憶述,離去的那位同學,「成為我們班一個共同傷口」。

香港記者協會網站載有六項處理自殺新聞的指引,盼記者能自我約制,在報道自殺新聞與避免產生「模仿」效應之間求取平衡。電影業界雖無明文硬性規定自殺題材,但阿卓同樣懼怕模仿效應。他自言,一直小心翼翼避免浪漫化自殺行為,「我必須要描述到,心理上非常痛苦,而不是美化了他的行為」。

文本把主角設定成在高壓中產家庭成長的學童,阿卓認為,主流社會經常認為錢能解決問題,但即使物質看像滿足,但孩子的心靈可以是破碎。小朋友的世界由成年人建立,若大人只教育孩子學業最重要,孩子便會視學業是他人生一切;一旦成績未如理想,小朋友便會感到世界崩解。「我從小到大成長的環境,心理健康的教育非常貧乏,或者叫沒有。我很大的時候才知道,原來我要去面對或者表達自己的感受。我很幸運可以讀電影,但很多人都沒這意識」。

這份濃烈情緒滲進2018年完成的劇本初稿,而它同時是阿卓十年電影生涯的測試。「我當時是在想:我已經做了十年,然後我又沒有什麼成績。我究竟還要不要做下去?但我很喜歡電影。」他說。如果一輩子只能拍一套電影,阿卓要拍就拍一直無法放下的自殺議題。「如果別人turn down(拒絕)你,你就知道我是不適合做的,那你便走吧。係嘞,如果你中了,那你便拍。」結果,《年少日記》(前名:《遺書》) 成為「第五屆首部劇情電影計劃」得獎作,贏拍攝資金325萬。

疫下抑鬱大爆發  「我還不能死因為我還沒交稿」

然而當故事框架與資金俱備,修改劇本才是最漫長的情緒消耗。2019年社會運動後,社會隨疫情陷入一片蕭煞。「當時其實社會氣氛一片絕望,然後Covid,我給了自己藉口不出街,但其實你這樣困在那裏,是真的會出事。」那時阿卓把自己關進九龍灣劏房埋首趕稿,拒絕見人,只靠外送與網購果腹。他開始發胖、掉髮,夜夜失眠,每天醒來只能拖著更累的皮囊去創作。阿卓本想透過電影討論創傷,卻反陷於情緒低谷,無法自理。

「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叫抑鬱,只是認為那時壓力很大。後來我現在回想便知道,可能那時需要看醫生,但剛好同時有其他工作,『我還不能死因為我還沒交稿』,是這樣的狀態」。郭子健導演曾擔憂阿卓的精神健康,特意致電候問,但當時的他無力接受任何人的安慰,只想草草掛線。阿卓記得劏房有一扇窗,每天他都在那裏獨自撫摸著死亡的輪廓,「那時其實是很極端的情況。改劇本時,我不知道為何有個想法,就是我拍好之後,它一定是我最後一部。因為拍完我就會走」。

直至電影監製爾冬陞從蒙古回港,關心起阿卓的劇本來。爾提醒他,從來沒有一部首部劇情片無法完成,著他思考是否要成為第一個?「但佢亦都feel到我快出事說:『你有啲咩你不妨講』,我也是選擇不說(笑)。不過談畢這通個電話後 ,我想不行了,我真要扚起心肝,要快點⋯⋯」阿卓於是擠出最後一滴生存意志,在十天內趕起磨礪近兩年的死線,亦把自己最希望聽到的安慰語放進鄭Sir的對白裏:我真的幫不了你,但我會陪著你。

身為過來人,他認為很多時候我們不肯和人談這些心事,是因為很怕被人標籤,亦很怕被人批判。「又或者有一種情況是那個人不開心,然後你不斷去講解決方法,其實你並無安慰到他。因為其實可以是無解決方法,他亦都不是要聽那些。他想你陪佢而已,所以才會有這句出現。」

阿卓說:「我自己也不知道這些叫抑鬱,只是認為那時壓力很大。」

承重而不自耗

劇本寫成後,阿卓找上小野,他想把這份重量交託到對方手上。大學畢業後,兩人各有各忙,小野逐漸從紀錄片導演雙線發展成演員。他隱約知道阿卓在寫劇本,但直至2021年9月埋班見面,他當下便明白這是怎樣的一回事。「所以許多由橫丫腸說起的事,其實我們不用再說,我們好快已經明白了,然後就開始去講生死 、壓力、創傷。」他說。

小野仍記得看畢劇本後,他只想抱一抱鄭Sir。「為甚麼他好像不停逃避某些事? 為甚麼他看著學生好像很想關心,但其實沒法關心?為甚麼他好像很笨拙?這些我都明白」,小野甚至能從對方身上看見某部份的自己。阿卓一直深信盧鎮業必然能理解鄭Sir的破碎靈魂,曾有前輩質疑阿卓的選角決定指,「你揀盧鎮業做主角咁大膽?」阿卓心底一直為小野抱不平,因他遠至大學時代,就請過小野當男主角。「我心想你是甚麼意思?你是認為他做不到?之後我想豈有此理,我就剪給你看!」

小野笑稱:「其實不要說前輩,我作為你平輩,我也很懷疑你這個決定。」縱然小野視電影為自己的「棲息地」,但從沒擔正主流電影男主角的他承認當初曾沒信心勝任。因為他自知自己產量低,對上一部飾演的電影已是2018年拍攝、2020年上映的《叔.叔》。面對得來不易的主演機會,小野也會先為朋友票房考量。小野就是一個如此富同理心的人。

小野(右)笑稱:「其實不要說前輩,我作為你平輩,我也很懷疑你這個決定。」

不過共情能力強,對創作者和演員是雙面刃。小野覺得自己順利抽離角色,其實要多謝《一念無明》導演黃進的演技雞精班。《年少日記》埋班前的兩年,黃進連新年聚會賭錢遇見小野也會分享自己演技課的得著。沒錢上課的窮學生小野聽著聽著,才察覺自己慣用的代入角色法是種內耗。「如果我同樣做《年少日記》,而我用自己以前的方法把自己傾倒下去。我會不行,我很危險,而我好慶幸這個危險,最後沒發生在我身上。」小野同樣感謝團隊刻意排程,讓結局安排到在最後一日拍攝,「我最尾一日就是與鄭Sir一同離開這故事,而我和鄭Sir可以說到一個bye bye,這件事很好。」

團隊築起厚實防護網

電影優先場放映以來,阿卓的訪問、映後談接踵而來,每個訪問呈現的氣氛也各異。單獨受訪時,阿卓每次談起故友也會觸及痛處,淚光盈盈。惟獨與伙伴受訪,女友陪伴在側,阿卓才會笑著談起片場趣事。像是聖誕節,他戴兩頂聖誕帽,逗童星黃梓樂耍樂。小野相信互相調和的氣氛繼承自片場,「在片場就是這樣,每次acting和cut之間的東西是超級沉重,但一出來,大家那些守望相助是很老套但又很具體」。

在拍攝的19天裏,阿卓幾乎每天都會坐導演壇一邊看重播的錄像一邊流淚。導演組每天都會大喊:「導演喊啦喂!」小野笑言,團隊的班每天都會猜阿卓甚麼時候會哭?他曾關心阿卓為何在哭,對方解說,自己一個人面對這個故事已經太多年了。「他見到大家夾手夾腳將他多年心血呈現在螢幕上,其實這件事已經很觸動。所以不是他特別脆弱,而是很多時候不同導演都有這些時刻,可能我也有,只不過剛好那段時間是你而已(笑)。還有因為故事特別傷感,那就會覺得你那些眼淚是完全共情在那些事上,但我知道不完全是這樣,就是你的創作實現了。僅此而已。阿卓曾被這份劇本的重量壓跨,但到頭來反被這電影團隊接起他的脆弱。

Time still turns the pages of the book it’s burned

電影上映之際,本港少年自殺率呈上升趨勢。香港大學香港賽馬會防止自殺研究中心引述警方數字指,今年截至 11 月 8 日,已有 306 名學童輕生,其中 269 人獲救、37 人死亡,平均年齡 15.8 歲。阿卓時常擔心會否被觀眾或專家指責,罵他消費議題,但他遇到更多是觀眾哭著和他談起各種創傷。他自言不是鄭sir,自己也在尋求有共鳴的人,和他一起聊天 ,「我覺得不是我陪他們,其實是他們陪我」。 

最近,阿卓會為自己稍稍放鬆而內疚。某天回家,他跟女友說:「不知為甚麼今天說我朋友的事,我好像不是很傷心了?怎麼辦?」他生怕自己的心說開了,會逐漸忘卻自己的感覺,但同時他又接受了自己情緒的起起伏伏,或許明天映後談起「他」又會哭起來,「我想以後也會是這樣,我們時不時便會提起他,有時是會感觸很深,有時又希望他現在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