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年前，47名民主派人士因 35＋初選，被控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現正審理)。同年多個民間組織解散、DQ風暴引發區議員辭職潮。
社運飄零的時代，有工會領袖繼續為勞工權益苦撐；有前區議員辭職後仍留守社區；也有組織分別以堅持上街、遊說被改組後的新議會、「自己研究自己推」等路線，反對明日大嶼。
這兩年來，他們是如何走過？
2021 年 2 月 28 日，民主派初選 47 人被控國安法，兩名工運領袖：前職工盟主席吳敏兒、醫管局員工陣線前主席余慧明成為被告遭還押。兩年過去，工會陣營經歷巨變：職工盟結束、近 180 個工會解散和撤銷登記、有工會理事被囚，工潮靜寂……。
香港的政治環境劇變過後，這兩年遇上疫情衝擊，經濟下滑，勞資問題湧現。有工會爭取改革港鐵外判清潔工待遇不果，嘆沒有職工盟，孤掌難鳴；有工會被取消登記，承認新工運失敗。工運路上，打工仔何去何從？
職工盟末代主席再為清潔工發聲
2021年 10 月 3 日，職工盟會員大會通過解散決定。會後，職工盟舉辦最後記招，場內拉起兩幅橫額，寫上「When Will We Be Back」和「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在一起」。副主席鄧建華引用曾任英航工會主席的吳敏兒一信作結：
「我仍然深信工會的精神，就像我以前守護每一位乘客一樣，我們要在可行情況下留守到最後一刻，直至每個人安全為止。工會必定是捍衛工友的最前線，亦是守護眾人的最後一道防線。」
接任吳敏兒、擔任職工盟末代主席不足一年的黃迺元眼泛淚光，宣布有 31 年歷史的職工盟解散，但明言解散後「工人反抗力量不會消失」。黃續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主席身份留守工運。
職工盟在解散前舉辦了一場會員限定的三十周年展覽，回顧多場罷工抗爭和本地工運軌跡。(資料圖片)
疫情加劇勞工困境，藝術家程展緯任職港鐵外判清潔工，揭發港鐵容讓外判公司以最低工資僱用工人，未能與其他政府外判清潔工看齊，令工人抗疫百上加斤。管理清潔公司的黃迺元與程展緯召開記者會，促請港鐵改善外判制度，又到港鐵遞請願信。這是職工盟解散兩個月後，黃迺元首個介入的勞工議題。
去年初，港鐵按各車站的清潔程度評分，再向清潔工發獎金。去年二月，黃迺元披著垃圾膠袋到港鐵站示威，稱獎金是小修小補，車站評分制凸顯勞資角力不對等。
港鐵回覆表示，有關計劃今年一月起延長一年，又指港鐵一向以公開招標形式招聘清潔承辦商，訂立清潔合約時，會參考公私營機構的清潔工外判標書指引，承辦商員工的薪酬事宜由承辦商負責。
工盟熱線消失 求助者大減
一年多以來，工會為外判清潔工發聲數十次。由示威、遞信、擺街站、行為藝術到向傳媒投稿，黃直言可做的都做過，但多數不獲成果，港鐵外判清潔工薪金至今未獲調高。黃迺元嘆職工盟倒下後、工會失去連結平台，缺乏宣傳和動員力，「將獨立工運平台打散，老闆知道工人勢孤力弱，連跟你談的意慾都沒有。」
小工會失勢，議價能力大減，亦面對資源問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要與同曾為職工盟屬會的工會 —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合租工廈單位作為會址。然而失去工盟的資源如熱線電話和全職幹事，工會接觸和跟進工人個案愈見困難，由以往每周至少有五、六個工友致電查詢，到現在半年只協助不足十個工友個案，亦再無專人研究政策倡議。
工會總幹事杜振豪說，僅存的前職工盟屬會有兩類，一是缺乏資源和經驗、正掙扎求存的小工會，如不足 100 名會員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另一類是可高度獨立運作、底子深厚的工會。
國泰工會集會難產 公司拒代收會費
杜所指底子深厚的工會，包括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下稱國泰工會）。國泰工會早於 1975 年成立，現有約 3000 名會員，今屆理事會在職工盟解散後兩個月上任。
工會外務副主席蕭詠恩形容，後職工盟時代如摸著石頭過河，沒前輩分享經驗，簡單如執行按章工作和申請集會的程序等，「都只能靠Google和常識」。
2020 年國泰裁員逾五千人，去年底疫情放緩，全球航班復飛，人手仍然不足。蕭詠恩說，員工的外站留宿時間較以往少，例如空中服務員飛往倫敦航程長達 12 小時，以往通常有一天半至兩天休息時間，但現在休息 24 小時便要再起航。工會一直要求增加外站留宿時間、調整編更制，今年一月發起按章工作，並擬於國泰城舉辦集會。
不過，工會之後指，國泰城屬資方場地，預料難獲批集會，終自行撤回有關申請。工會 2015 年曾在國泰城集會，蕭感嘆時代已變，「不知道是不是 2019 年之後，搞集會難了？隨著世界的改變。但我們依然想去試。」按章工作繼續進行，蕭坦言現時辦工會舉步為艱，宣布行動後，她的電話號碼被網上公開，不時受電話滋擾。
困難不止於工業行動，連招收新會員亦遇挑戰。蕭詠恩說，以往每逢新員工入職，公司會安排五至十分鐘讓工會向同事簡介工會資訊，惟前年開始公司取消有關安排，更不再代收會費。她坦言接觸同事的機會減少，只能靠同事口耳相傳、讓工會傳承。
國泰工會早於1975年成立，被視為可高度獨立運作、底子深厚的工會。工會過去曾組織多次工運，圖為2020年10月國泰大裁員後，工會組織的抗議行動。（資料圖片）
今年二月，她接連飛往倫敦和上海，仍與不同時區的理事視像討論會務；在港停留短短數天，又要跟公司開會。工會任期將於五月結束，準備招募新理事，但部分訴求仍然未竟，「上任時已預了今時不同往日，可爭取的不多，但一息尚存，至少工會還在。」蕭說。過去行動惹來建制批評，她不怕立場進取會影響會員接任的意慾，又坦言沒後悔，因這是工會的核心價值 — 不平則鳴。「存在已是爭取」，她說會會善用每吋空間爭取權益，包括爭取在公眾地方舉行集會，直至任期最後一刻。
反修例運動後工運大事紀 (移動下方黃色圓點、按圖閱讀)
新工會遭質疑違例 理事因恐懼退出
在傳統工會掙扎求存之際，2021 年陸續有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信件，新工會浪潮漸告落幕。
2019 年反修例運後，多個獨立工會成立，積極動員社會行動，如醫管局員工陣線成立不足三個月便發動罷工爭取封關抗疫。不過，2020 年 6 月國安法生效後，多個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的警告信及查詢信件，指其活動涉違反《職工會條例》。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捲入「羊村案」，被指涉發布煽動刊物而遭取消登記、五名成員各被判監禁 19 個月。
到今年二月，同為新工會的香港白領（行政及文職）同行工會（下稱白領工會），成為第二個被取消登記的工會。
白領工會於 2019 年 12 月刊憲成立，前年 12 月，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信件，要求工會解釋關於國安法的連串行動、街站和評論，是否符合《職工會條例》。當時他們公開遞信向傳媒反駁局方質疑，指有關活動符合國際公約訂明的工會事務範圍，工會活動非僅限於狹義僱傭關係，要求局方提供工會活動的指引。
工會本身有 11 位理事，有人在政治形勢轉變和羊村案下相繼退出，被取消登記前只餘六名理事，當中僅三人活躍。白領工會在被取消登記前，接受《集誌社》訪問，表示自前年收到局方信件，理事已預料很大機會被取消工會登記。
前理事Sky（化名）說他們從未想過自行解散，不擔心有風險，「其他工會解散是因為有些理事很怕，想盡快脫身，有些就怕沒有人接任，而我們怕的理事已經自己退出了。」
176個工會解散或撤註冊 前理事：輸到貼地
去年 8 月職工會登記局向白領工會發信，指該會五項活動涉嫌違反《職工會條例》，當中包括呼籲工會會員支持泛民主派初選、就「學生動源」成員被捕發表評論、在 2020 年 5 月至 7 月設置國安法罷工公投街站等等。職工會登記局最終於今年 2 月 17 日取消工會登記。
翻查職工會登記局及憲報資料，2021 年及 2022 年共有 176 個工會解散或撤銷註冊，當中有 144 個是 2019 年 6 月之後才登記成立。白領工會另一前理事Angel直指，要承認新工會運動徹底失敗，「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要認識不足才有機會進步，現在輸到貼地」。
回顧幾年工會日子，Angel 對工運意興闌珊，她回想罷工行動因公投人數未達標而胎死腹中，直言要港人罷工抗爭如癡心妄想。她認為香港人缺乏反抗意識，舉例有人面對公司剝削只敢匿名申訴，「其實你要自己去勞工處開檔案，我陪你去而已，但很多人連自己和公司的名字也不想公開，我如何幫你追討？」白領工會又試過聯合其他工會參與勞顧會選舉，終失敗收場，更導致工會內部出現糾紛，Angel有感跨工會合作困難重重，形容工會「各懷鬼胎」。
去年第五波疫情之初，也曾有跨工會合作。17 個工會及團體發表聯署聲明，要求修訂《僱傭條例》，規定僱主向工人提供疫苗假等，並逐步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白領工會亦有參與。有份發起聯署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提到，當時尋求其他工會合作時屢碰壁，因政府主張「清零」，有工會擔心「與病毒共存」是政治紅線而拒參加聯署；也有工會憂慮聯合行動如組織新聯盟，會惹人注目。他說以往職工盟每月會舉行跨工會「工運形勢交流」會議，現時則缺交流平台。
擬聯合申五．一勞工遊行
新時代下，仍有人堅持探索工運前路。2021 年 11 月，一眾外賣員自發發起無大台的罷工行動，抗議資方減低接單服務費，一度癱瘓外賣服務、終迫使資方對話並簽訂共識。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說，外賣員利用個人社交網絡連結、組織行動，工會和關注組介入只是背後支持、處理文宣，行動由工人高度自主。他認為案例凸顯工運本體不在工會，值得零散化工運參考，以探索工運可行性。
不過一年之後，Foodpanda 改以實際運送距離計算外賣員工資，外賣員質疑實際獲得的工資比系統顯示的少，再次發起罷工。麥德正指，這次自發罷工其實更具組織和計劃、「多了冷靜理性和計算」，但輿論關注冷卻，聲勢未如第一次。他認為資方「計過數」判斷損失不大，未與勞方代表談判，令運動無疾而終。他說罷工對打工仔成本大，通常是單次行動，要再發起便難度大增，但可把失敗化作經驗，會思考未來以其他形式爭取、增加資方壓力。
杜振豪和黃迺元仍然相信工人力量，會堅持營運工會。今年他們希望與其他工會一同申辦五一遊行，「因為工人太弱勢，你不嘗試團結，想打贏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便更困難」，杜說遊行是對政府「復常」和港人的試探，「不會因為擔憂就什麼都不做，否則不如解散。」
黃迺元說，無論工運路多難行，也會為勞工發聲，「我好記得解散工盟時，我的答案是：只要有工人，怎可能沒有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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