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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社運時代 1|工會解散 經濟不景 清潔、外賣、國泰工運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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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47名民主派人士因 35+初選,被控涉嫌「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現正審理)。同年多個民間組織解散、DQ風暴引發區議員辭職潮。

社運飄零的時代,有工會領袖繼續為勞工權益苦撐;有前區議員辭職後仍留守社區;也有組織分別以堅持上街、遊說被改組後的新議會、「自己研究自己推」等路線,反對明日大嶼。

這兩年來,他們是如何走過?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現與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合租工廈單位作會址,缺乏資源下、工會接觸和跟進工人個案愈見困難。左為物業工會總幹事杜振豪、右為清潔工會主席黃迺元。(Nasha Chan 攝)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現與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合租工廈單位作會址,缺乏資源下、工會接觸和跟進工人個案愈見困難。左為物業工會總幹事杜振豪、右為清潔工會主席黃迺元。(Nasha Chan 攝)

2021 年 2 月 28 日,民主派初選 47 人被控國安法,兩名工運領袖:前職工盟主席吳敏兒、醫管局員工陣線前主席余慧明成為被告遭還押。兩年過去,工會陣營經歷巨變:職工盟結束、近 180 個工會解散和撤銷登記、有工會理事被囚,工潮靜寂……。

香港的政治環境劇變過後,這兩年遇上疫情衝擊,經濟下滑,勞資問題湧現。有工會爭取改革港鐵外判清潔工待遇不果,嘆沒有職工盟,孤掌難鳴;有工會被取消登記,承認新工運失敗。工運路上,打工仔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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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工盟末代主席再為清潔工發聲   

2021年 10 月 3 日,職工盟會員大會通過解散決定。會後,職工盟舉辦最後記招,場內拉起兩幅橫額,寫上「When Will We Be Back」和「無論如何 我們還是在一起」。副主席鄧建華引用曾任英航工會主席的吳敏兒一信作結:

「我仍然深信工會的精神,就像我以前守護每一位乘客一樣,我們要在可行情況下留守到最後一刻,直至每個人安全為止。工會必定是捍衛工友的最前線,亦是守護眾人的最後一道防線。」

接任吳敏兒、擔任職工盟末代主席不足一年的黃迺元眼泛淚光,宣布有 31 年歷史的職工盟解散,但明言解散後「工人反抗力量不會消失」。黃續以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主席身份留守工運。

職工盟在解散前舉辦了一場會員限定的三十周年展覽,回顧多場罷工抗爭和本地工運軌跡。(資料圖片)

疫情加劇勞工困境,藝術家程展緯任職港鐵外判清潔工,揭發港鐵容讓外判公司以最低工資僱用工人,未能與其他政府外判清潔工看齊,令工人抗疫百上加斤。管理清潔公司的黃迺元與程展緯召開記者會,促請港鐵改善外判制度,又到港鐵遞請願信。這是職工盟解散兩個月後,黃迺元首個介入的勞工議題。

去年初,港鐵按各車站的清潔程度評分,再向清潔工發獎金。去年二月,黃迺元披著垃圾膠袋到港鐵站示威,稱獎金是小修小補,車站評分制凸顯勞資角力不對等。

港鐵回覆表示,有關計劃今年一月起延長一年,又指港鐵一向以公開招標形式招聘清潔承辦商,訂立清潔合約時,會參考公私營機構的清潔工外判標書指引,承辦商員工的薪酬事宜由承辦商負責。

疫情加劇勞工困境,前年 12 月 15 日,任職港鐵外判清潔工的藝術家程展緯,與管理清潔公司的黃迺元召開記者會,揭發港鐵容讓外判公司以最低工資僱用工人,促請港鐵改善外判制度。(資料圖片)

工盟熱線消失 求助者大減

一年多以來,工會為外判清潔工發聲數十次。由示威、遞信、擺街站、行為藝術到向傳媒投稿,黃直言可做的都做過,但多數不獲成果,港鐵外判清潔工薪金至今未獲調高。黃迺元嘆職工盟倒下後、工會失去連結平台,缺乏宣傳和動員力,「將獨立工運平台打散,老闆知道工人勢孤力弱,連跟你談的意慾都沒有。」

小工會失勢,議價能力大減,亦面對資源問題。清潔服務業職工會要與同曾為職工盟屬會的工會 — 香港物業管理及保安職工總會,合租工廈單位作為會址。然而失去工盟的資源如熱線電話和全職幹事,工會接觸和跟進工人個案愈見困難,由以往每周至少有五、六個工友致電查詢,到現在半年只協助不足十個工友個案,亦再無專人研究政策倡議。

工會總幹事杜振豪說,僅存的前職工盟屬會有兩類,一是缺乏資源和經驗、正掙扎求存的小工會,如不足 100 名會員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另一類是可高度獨立運作、底子深厚的工會。

(Nasha Chan攝)
清潔服務業職工會主席黃迺元(左)和總幹事杜振豪(右),在職工盟解散後留守工運。他們相信工人的反抗力量不會消失,會繼續經營工會。(Nasha Chan攝)

國泰工會集會難產     公司拒代收會費

杜所指底子深厚的工會,包括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下稱國泰工會)。國泰工會早於 1975 年成立,現有約 3000 名會員,今屆理事會在職工盟解散後兩個月上任。

工會外務副主席蕭詠恩形容,後職工盟時代如摸著石頭過河,沒前輩分享經驗,簡單如執行按章工作和申請集會的程序等,「都只能靠Google和常識」。

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新一屆理事會在職工盟解散後兩個月上任,外務副主席蕭詠恩形容,後職工盟時代如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前人分享經驗、簡單行動「都只能靠Google和常識」。(Nasha Chan 攝)
國泰航空空中服務員工會新一屆理事會在職工盟解散後兩個月上任,外務副主席蕭詠恩形容,後職工盟時代如摸著石頭過河,沒有前人分享經驗、簡單行動「都只能靠Google和常識」。(Nasha Chan 攝)

2020 年國泰裁員逾五千人,去年底疫情放緩,全球航班復飛,人手仍然不足。蕭詠恩說,員工的外站留宿時間較以往少,例如空中服務員飛往倫敦航程長達 12 小時,以往通常有一天半至兩天休息時間,但現在休息 24 小時便要再起航。工會一直要求增加外站留宿時間、調整編更制,今年一月發起按章工作,並擬於國泰城舉辦集會。

不過,工會之後指,國泰城屬資方場地,預料難獲批集會,終自行撤回有關申請。工會 2015 年曾在國泰城集會,蕭感嘆時代已變,「不知道是不是 2019 年之後,搞集會難了?隨著世界的改變。但我們依然想去試。」按章工作繼續進行,蕭坦言現時辦工會舉步為艱,宣布行動後,她的電話號碼被網上公開,不時受電話滋擾。

困難不止於工業行動,連招收新會員亦遇挑戰。蕭詠恩說,以往每逢新員工入職,公司會安排五至十分鐘讓工會向同事簡介工會資訊,惟前年開始公司取消有關安排,更不再代收會費。她坦言接觸同事的機會減少,只能靠同事口耳相傳、讓工會傳承。

國泰工會早於1975年成立,被視為可高度獨立運作、底子深厚的工會。工會過去曾組織多次工運,圖為2020年10月國泰大裁員後,工會組織的抗議行動。(資料圖片)

今年二月,她接連飛往倫敦和上海,仍與不同時區的理事視像討論會務;在港停留短短數天,又要跟公司開會。工會任期將於五月結束,準備招募新理事,但部分訴求仍然未竟,「上任時已預了今時不同往日,可爭取的不多,但一息尚存,至少工會還在。」蕭說。過去行動惹來建制批評,她不怕立場進取會影響會員接任的意慾,又坦言沒後悔,因這是工會的核心價值 — 不平則鳴。「存在已是爭取」,她說會會善用每吋空間爭取權益,包括爭取在公眾地方舉行集會,直至任期最後一刻。

反修例運動後工運大事紀 (移動下方黃色圓點、按圖閱讀)

新工會遭質疑違例    理事因恐懼退出

在傳統工會掙扎求存之際,2021 年陸續有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信件,新工會浪潮漸告落幕。

2019 年反修例運後,多個獨立工會成立,積極動員社會行動,如醫管局員工陣線成立不足三個月便發動罷工爭取封關抗疫。不過,2020 年 6 月國安法生效後,多個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的警告信及查詢信件,指其活動涉違反《職工會條例》。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捲入「羊村案」,被指涉發布煽動刊物而遭取消登記、五名成員各被判監禁 19 個月。

到今年二月,同為新工會的香港白領(行政及文職)同行工會(下稱白領工會),成為第二個被取消登記的工會。

白領工會於 2019 年 12 月刊憲成立,前年 12 月,工會收到職工會登記局信件,要求工會解釋關於國安法的連串行動、街站和評論,是否符合《職工會條例》。當時他們公開遞信向傳媒反駁局方質疑,指有關活動符合國際公約訂明的工會事務範圍,工會活動非僅限於狹義僱傭關係,要求局方提供工會活動的指引。

工會本身有 11 位理事,有人在政治形勢轉變和羊村案下相繼退出,被取消登記前只餘六名理事,當中僅三人活躍。白領工會在被取消登記前,接受《集誌社》訪問,表示自前年收到局方信件,理事已預料很大機會被取消工會登記。

前理事Sky(化名)說他們從未想過自行解散,不擔心有風險,「其他工會解散是因為有些理事很怕,想盡快脫身,有些就怕沒有人接任,而我們怕的理事已經自己退出了。」

去年 8 月職工會登記局向白領工會發信,指該會五項活動涉嫌違反《職工會條例》,局方最終於今年 2 月 17 日取消工會登記。(Nasha Chan 攝)
去年 8 月職工會登記局向白領工會發信,指該會五項活動涉嫌違反《職工會條例》,局方最終於今年 2 月 17 日取消工會登記。(Nasha Chan 攝)

176個工會解散或撤註冊      前理事:輸到貼地

去年 8 月職工會登記局向白領工會發信,指該會五項活動涉嫌違反《職工會條例》,當中包括呼籲工會會員支持泛民主派初選、就「學生動源」成員被捕發表評論、在 2020 年 5 月至 7 月設置國安法罷工公投街站等等。職工會登記局最終於今年 2 月 17 日取消工會登記。

翻查職工會登記局及憲報資料,2021 年及 2022 年共有 176 個工會解散或撤銷註冊,當中有 144 個是 2019 年 6 月之後才登記成立。白領工會另一前理事Angel直指,要承認新工會運動徹底失敗,「不要覺得自己很厲害,要認識不足才有機會進步,現在輸到貼地」。

回顧幾年工會日子,Angel 對工運意興闌珊,她回想罷工行動因公投人數未達標而胎死腹中,直言要港人罷工抗爭如癡心妄想。她認為香港人缺乏反抗意識,舉例有人面對公司剝削只敢匿名申訴,「其實你要自己去勞工處開檔案,我陪你去而已,但很多人連自己和公司的名字也不想公開,我如何幫你追討?」白領工會又試過聯合其他工會參與勞顧會選舉,終失敗收場,更導致工會內部出現糾紛,Angel有感跨工會合作困難重重,形容工會「各懷鬼胎」。

白領工會本身有 11 位理事,有人在政治形勢轉變和羊村案下相繼退出,被取消登記前只餘六名理事,當中僅三人活躍,包括圖左的Angel 和圖右的阿超。(Nasha Chan 攝)
白領工會本身有 11 位理事,有人在政治形勢轉變和羊村案下相繼退出,被取消登記前只餘六名理事,當中僅三人活躍,包括圖左的Angel 和圖右的阿超。(Nasha Chan 攝)

去年第五波疫情之初,也曾有跨工會合作。17 個工會及團體發表聯署聲明,要求修訂《僱傭條例》,規定僱主向工人提供疫苗假等,並逐步過渡到「與病毒共存」,白領工會亦有參與。有份發起聯署的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提到,當時尋求其他工會合作時屢碰壁,因政府主張「清零」,有工會擔心「與病毒共存」是政治紅線而拒參加聯署;也有工會憂慮聯合行動如組織新聯盟,會惹人注目。他說以往職工盟每月會舉行跨工會「工運形勢交流」會議,現時則缺交流平台。

擬聯合申五.一勞工遊行

新時代下,仍有人堅持探索工運前路。2021 年 11 月,一眾外賣員自發發起無大台的罷工行動,抗議資方減低接單服務費,一度癱瘓外賣服務、終迫使資方對話並簽訂共識。外賣員權益關注組成員麥德正說,外賣員利用個人社交網絡連結、組織行動,工會和關注組介入只是背後支持、處理文宣,行動由工人高度自主。他認為案例凸顯工運本體不在工會,值得零散化工運參考,以探索工運可行性。

不過一年之後,Foodpanda 改以實際運送距離計算外賣員工資,外賣員質疑實際獲得的工資比系統顯示的少,再次發起罷工。麥德正指,這次自發罷工其實更具組織和計劃、「多了冷靜理性和計算」,但輿論關注冷卻,聲勢未如第一次。他認為資方「計過數」判斷損失不大,未與勞方代表談判,令運動無疾而終。他說罷工對打工仔成本大,通常是單次行動,要再發起便難度大增,但可把失敗化作經驗,會思考未來以其他形式爭取、增加資方壓力。

2021年11月,Foodpanda外賣員質疑資方計算服務費機制,發動罷工行動。(資料圖片)
2021年11月,Foodpanda外賣員質疑資方計算服務費機制,發動罷工行動。(資料圖片)

杜振豪和黃迺元仍然相信工人力量,會堅持營運工會。今年他們希望與其他工會一同申辦五一遊行,「因為工人太弱勢,你不嘗試團結,想打贏社會上的既得利益者便更困難」,杜說遊行是對政府「復常」和港人的試探,「不會因為擔憂就什麼都不做,否則不如解散。」

黃迺元說,無論工運路多難行,也會為勞工發聲,「我好記得解散工盟時,我的答案是:只要有工人,怎可能沒有工人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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