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沙士二十年，最初做報道時無從入手，想當年我只有五歲，對沙士的記憶可謂零。唯一有印象是在我懂事後，有天在家中找到一盒兒童口罩，家母告訴我，那是給我在沙士時戴的。很明顯，我連小時候要戴口罩的日子都忘掉了！
沙士系列報道訪問了好多好多人，有康復者、疑染沙士死者家屬、專家學者、醫管局前高層……縱使那些經歷是 20 年前，重聽那些經歷，都有點觸目驚心。他們的經歷補足了由一些關鍵字拼湊而成的，我對沙士的片面印象。
沙士系列報道訪問了很多人，包括沙士康復者，聆聽他們令人觸目驚心的經歷。(Nasha Chan 攝)
上星期趕稿之時，有個沒有來電顯示的電話打過來，原來是一名沙士康復者 Fanny 來電。她經沙士互助會知悉《集誌社》正收集沙士回憶，但她不想讓傳媒知悉自己的真實身份，恐怕會無緣無故接到電話、要在未準備好的情況下分享個人經歷，故決定單方面聯絡我。
她的經歷最令人心傷：當年她在 8A 病房，上司不讓她戴口罩，她因貼身照顧病人染疫；沙士為她帶來心理陰影，新冠再勾起她的恐懼，她怕到連子女都不見，感染新冠時也不懂求助。在那短短的 50 分鐘後，我就與她失去聯絡。希望她見到我把她的經歷寫出來，會好過一點。
美術部同事 Helena 用心繪畫時任健康服務助理、因工作感染沙士 Fanny 的故事。
另有一名伯伯薛培餘，他的媽媽 20 年前入住普通病房，當時隔離床位的病人染上沙士，她也出現肺炎病徵，最後被送進隔離病房，三星期後離世。不過，她對沙士病毒的測試一直呈陰性，醫生診斷她不是感染沙士，而是因尿道炎而離世。可是當年她的遺體都要被裹上兩層袋、再直接入棺，伯伯以及家屬沒法見她最後一面。
薛伯伯一直相信，媽媽是感染沙士而離世，認定醫管局有所隱瞞，多年來都放不下心結。到伯伯家中訪問時，有關資料堆疊得很整齊，需要的所有文件都有求必應；說起母親，雖然已過去 20 年，他仍會眼泛淚光。我在想，如果當日的處理方式能更好，醫院沒有在懷疑階段就把伯伯的母親送往沙士隔離病房、沒有在那段期間就開始對她使用藥物治療，伯伯也許不會如此執着。
薛培餘伯伯多年來一直放不下母親的離世，有關的文件保留得井井有條。(Nasha Chan 攝)
沙士疫情後，各方檢討後為本港應對大型傳染病訂立了應變機制。不過，新冠造成更大的公共衛生危機，卻不像沙士期間有所檢討。回望過去，原來舊香港可以有不同的檢討報告、原來官員會問責下台；可是今天呢，輿論是說：「不用查找責任」、「不是為了查找責任」。
其實，新冠期間很多人像伯伯一樣失去了親人，他們也遺下了心結。作為記者，回想起第五波疫情的場景，很多長者在寒風中等候入院、在醫院內與屍同眠；高峰期內的死者是乏人照顧、是抵受寒風凍病，還是真的因為感染新冠而逝世？現時已沒人知曉。面對更大的危機，香港直視對錯誤的勇氣都失去。
真正受苦的人，至今仍活在陰影中，我們又可以做甚麼？我只可以繼續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