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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專題|紀錄世界級災難的攝影師 三種視角重新審視新聞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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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參與者問及在新聞事件當中,攝影師會否有些時刻,因各種原因而決定不拍攝某些畫面?蕭文超回憶,一年多前香港新冠肺炎第五波疫情肆虐,染疫死亡人數眾多(根據香港死亡登記處數字顯示,第五波新冠疫情總共有 9287 宗死亡個案),政府在一間位於沙田的殯儀館附近,設立了臨時的停屍間,並以木板圍封現場,阻止他人觀看和拍攝。當時有路經此地的司機向蕭說,現在時間尚早沒有東西可以拍攝,建議他晚一點才回來。但他不明所以,繼續走到殯儀館的樓梯上視察情況。

蕭文超等待直至晚上,看見很多貨車駛入臨時停屍間,每輛貨車內屍袋疊屍袋,大約有三十至四十條屍體。有些屍袋更被打開了,看見死者全身赤裸躺在車上。他拍攝工人搬運遺體的過程中,突然看見一人手抱小孩遺體放入冷凍櫃內,在思考良久後決定放棄拍攝這幕,因為他認為已拍攝了很多遺體的照片,這張照片對表達該件新聞事件沒有特別大的幫助,並不需要這些太煽情的畫面,而且覺得有些畫面只需要留在自己的記憶中,故此不願拍下這個小孩遺體的影像。

蕭文超分享採訪疫情新聞,放棄拍攝的一個情景。

余偉建表示,自己在大多數的新聞現場都冷靜拍攝,但在拍攝2008年的四川地震時,亦有與蕭文超類似的難忘經歷。當時余初為人父,對小孩子特別有感情,看見一些因為災難而痛失兒女的父母從停屍間哭著走出來,亦令他第一次拍攝時感觸落淚。

另外,講座討論到傳媒如何選擇報道中的新聞相片?黃勤帶表示,過去報章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多數著重考慮新聞相片的動感,期望相片能夠讀者帶來一種「impact」,不常選擇具思考性或靜態的相片。

余偉建指,很多時候拍攝地區衝突的得獎照片,都是一些受害者傷心的表情,多數人認為這些照片比較具新聞性。但是他認為,靜態的照片亦有其重要意義,例如在2014年世界新聞攝影大賽中,由National Geographic攝影師John Stanmeyer拍攝,於「Contemporary Issues」組別得獎的照片「Signal」,該影像是關於一些正在前往歐洲或中東地區的非洲難民,在月光下舉起手機試圖接收索馬里的電話訊號跟親人聯絡,余認為這張照片象徵人類的文明。

余偉建指,很多時候拍攝地區衝突的得獎照片,都是一些受害者傷心的表情,多數人認為這些照片比較具新聞性。

黃勤帶表示,過去報章為了吸引讀者購買,多數著重考慮新聞相片的動感

至於如何拍攝大型災難現場,在講座中余偉建分享了自己拍攝的四輯照片,包括2004年南亞海嘯、2010年巴基斯坦水災、2011年日本311大地震、2013年菲律賓風災。他表示這四輯照片屬於「aftermath」,即是在第一波災難高潮過後的畫面,一般是災難發生一星期後的情況,相片形式比較接近紀實攝影而非硬性新聞。

余偉建指出2004年南亞海嘯,當時幾個地方同時發生海嘯導致屍橫遍野,但他不用直述線性的拍攝手法,而是以象徵性的攝影方式講述事件,他希望自己不單紀錄事實,更可以拍攝到事件背後更深層次的精神狀態。以2004年南亞海嘯的照片為例,除了直接拍攝遇難者屍體外,余亦拍攝了海嘯衝擊服裝店後,店內斷手在地的破爛假人模特兒,希望「以假人來描述真實事件」。

蕭文超則指拍攝剛發生的大型災難,以及災難高潮過後的新聞現場,各有不同的處理方式。他表示,越發達的國家,對於記者採訪剛發生災難的新聞現場,就有越多採訪限制,記者越早到達現場,越能夠在限制較少的情況下拍攝。他以台灣為例,指出地震發生後三至四個小時,政府已經會封鎖災區,而且會不斷擴大封鎖區,越早到達的記者,越有機會拍攝到最前線、最震撼的畫面。

不過,蕭文超表示,即使是災難高潮後才到達現場亦有好處,例如有多一些時間思考自己究竟想拍攝甚麼?他曾有一個攝影項目是,每一小時為同一個難民拍攝一張照片,顯示他重複踢足球、食飯、洗澡、看錶、參與宗教儀式等消磨時間的苦悶日常生活。他認為,在拍攝災難高潮時,難以有多餘空間思考新聞事件。

蕭文超表示自己較多抽離地拍攝災難,通常完成工作回到酒店休息時才會回想事件,例如剛才自己所站的拍攝位置,可能因泥石流埋葬了很多遇難者。他認為,即使攝影師紀錄苦難和傷痛過程中,運用了良好或具詩意的敘事形式來拍攝和表達,但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紀錄本身,例如人們數十年後重看越戰、二戰的照片,並非因為照片背後的感情,而是單單把事件紀錄下來,已經有很強的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