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散的支聯會,2021 年因拒交警方國安處要求的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及兩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於 2023 年被裁定《國安法》實施細則下「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罪成,判囚四個半月。三人向終審法院提出終極上訴,案件今(8日)在法院聆訊,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
鄒幸彤自辯指法律詮釋在此案被濫用,案件不僅關乎被告聲譽,亦關乎法律的聲譽,批評律政司在法律置入額外字眼和概念,質疑一隻鹿不能因有人「合理相信」而成為馬,又形容案件展示了何謂「警察國家」。律政司一方堅持考慮立法原意,條文應詮釋為只須處長「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說法屢遭多名法官質疑;首席法官張舉能一度問,律政司一方是否要求法庭「重寫」法律?

開庭前,數十名公眾人士在法院外排隊輪候旁聽,包括曾健成、李卓人妻子鄧燕娥等。
鄒幸彤日前發表公開信 徐漢光:要篤穿肥皂泡
開庭前,數十名公眾人士在法院外排隊輪候旁聽,包括曾健成、李卓人妻子鄧燕娥等。傳媒只能於距離終院外約百米,拍攝囚車到場;懲教人員在囚車和法院入口之間以臨時充氣通道接駁,記者難以拍攝到鄒幸彤的面貌。
去年已服畢刑期的前支聯會常委鄧岳君及徐漢光,今日亦到場。徐漢光表示台灣中央廣播電臺,昨日發表了鄒幸彤的一封公開信,他希望讀者「盡量睇睇,因為佢一直坐監講唔到嘢」,又重申此案重要爭拗點是「有咩證據話我哋係外國代理人」。徐漢光引述鄒在公開信中指出,整個控罪猶如「搞笑片」,又指政權謊言如同肥皂泡,三人「落力來到終審庭都係要篤穿肥皂泡」。

鄒幸彤在昨日發表的公開信中說,「有人或者會說,國王沒穿衣服是誰都看得見的事,說不說出來又有什麼分別呢?…想看到外在世界的改變,我們就不能停留在心照不宣。」她又指要「持續去戳破權力的謊言」,形容謊言的泡泡再多也是脆弱,「並非不能戰勝,即使必須付出代價」。
上午約 9 時 50 分,束馬尾、身穿卡其色外套的鄒幸彤,雙手捧大疊文件進庭,笑向旁聽人士說:「Hello」、「新年快樂」,旁聽人士亦紛紛向她揮手。

辯方:法律定義清晰 律政司不應自行註釋
終審庭早前就四項議題批出上訴許可,包括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而非僅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相同人士」(same person)測試,是否禁止申請人以挑戰通知書有效性為抗辯理由;通知書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前已存在的資料;及有關「公眾利益豁免權(PII)」的裁定,是否令被告未獲公平審訊。
代表徐漢光和鄧岳君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先陳詞,指《實施細則》附表 5 列明「外國代理人」的定義,意思清晰明顯,只有「外國代理人」、而非「合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不跟從條文規定才會犯法。他又指,沒有任何案例支持律政司詮釋,如果條文上有漏洞,應從立法解決;何況除附表 5 外,警方仍有廣泛權力,可使用附表 1 申請手令、附表 7 申請提交物料令等,在調查上不存在漏洞。
法官陳兆愷提到,律政司一方認為在調查較早階段,若須先證明為外國代理人才能發通知書交資料,會令附表 5 變得無用。彭耀鴻認為,毋須為此擔心,因國安法下大部分被告均不獲保釋候審,被告要非常有信心自己不會是外國代理人才會不交資料。彭又比較附表 7,律政司須向原訟庭提出申請,要求「有合理理由懷疑」已干犯危害國安罪行的人提交資料,但附表 5 則針對外國代理人。法官張舉能問,若無法證明是代理人、又無懷疑犯罪,豈不無法要求提供資料?彭同意,指市民仍有結社自由。

辯方:控方遮文件 被告如被蒙眼綁手無法辯護
彭續指,要求被告先提出司法覆核被拒,才能在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會造成嚴重不公,因司法覆核費用昂貴、非用作事實裁斷,而且需時處理,與《國安法》42 條列明案件應及時辦理相違。彭又指,《國安法》前不存在「外國代理人」概念,《國安法》亦無訂明具追溯力,不認為能要求提供《國安法》前資料。
彭最後質疑,原審時控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遮蓋大量文件、負責調查的證人國安處署理高級警司洪毅又能拒答問題,被告在審訊時無法為自己辯護,不只是稍為不利,更猶如被蒙雙眼、手綁身後。他舉例指情況猶如有人被控強姦,但不知被指的強姦時間、地點和對象,完全無法抗辯,就像作家卡夫卡名著《審判》中形容,「法律程序不僅向公眾、也向被告保密⋯被告不准看法庭文件,亦難以從聆訊推斷文件的基礎,這對受到偏見、被各種煩惱所困的被告尤其難」。張舉能一度問,在彭所舉的強姦案,控方如何舉證,彭指這正是本案情況,認為若證據不足,便應裁定無罪或終止控告。
鄒幸彤自辯:案件關乎法律聲譽 質疑警察凌駕法律
鄒幸彤續親自陳詞,指本案乃令人擔憂的例子,法律詮釋被濫用,以將簡單條文變成複雜怪獸,開展根本不應上到這個法庭的檢控。雖然案件刑期已服畢,但事件不僅關乎被告聲譽,更關乎法律的聲譽。鄒續舉例,若法官有日被公開指控作外國代理人,而知道自己不是,相信會捍衞自己、要求道歉,但支聯會沒有獲得道歉、賠償甚至沒有解釋,只換來定罪和刑罰,「為什麼?因為警察是在法律之上?」
法官張舉能打斷,望鄒幸彤集中在這次上訴處理的四項法律議題,又指他不是要阻止鄒陳詞,「要自行代表很困難,而你一直以來做得非常好」。鄒續指,本案完全基於警察錯誤(如非惡意)指控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我們知道這並不正確,證據亦顯示這不正確⋯為什麼我們要為警察的錯誤付出代價?」,形容支聯會要承受外國代理人的污名,是非常貶損性和不公。法官李義再着鄒集中於法律議題,鄒解釋其陳詞屬相關,因若外國代理人不僅是一個行政標籤、而是有實際後果,法庭便不應單單遵從(defer)警察的任何意見,而是應作出獨立判斷。
鄒批律政司改變條文:鹿不能因「合理相信」而變馬
就律政司一方指,「外國代理人」應詮釋為「合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鄒批評是改變條文意思和效果,令警務處處長有至高權力決定組織是否代理人,即使其判斷的原因只為處長所知、甚至涉公眾利益轄免權無公開。鄒指此詮釋荒謬,一如「女人」不能詮釋為「合理相信是女人」的人,一隻鹿不能因有人「合理相信」而成為馬;又批評律政司是要求在法律置入(read in)額外的字眼和概念,以填補標籤支聯會為外國代理人的錯誤、保住警方行動的合法性。
鄒強調,法律只有在能被市民易於理解時才受到尊重,涉案條文不涉什麼高深科技,只是「簡單英文」,提到「任何代理人」如沒有遵從規定提交資料,即屬犯罪,「問任何一個在彌敦道的人,並非代理人的人能否滿足這個條件並犯罪?十個有十個也會告訴你不能」。鄒說,當控方摒棄常理控告,下級法院卻同意並裁定罪成,事實上便是指法律上,「代理人」也可指「非代理人」,令 2025 年的法律倒退至《1984》 中「戰爭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法律被詮釋為完全相反的意思,難怪市民越來越覺得法律只是任意的工具和權力。

鄒:案件展示何謂警察國家 再遭法官打斷
就是否須先進行司法覆核、才能於審訊挑戰合法性,鄒指不同意控方對控罪元素的理解、條文亦沒有列明須先作司法覆核,便應跟隨普通法一直以來的傳統,即被告一般可挑戰命令的合法性作抗辯。
鄒最後總結,這宗案件展示了何謂「警察國家(police state)」:「警察國家是當警察可任意指控任何人是外國代理人,而法庭須服從其判斷、即使明顯錯誤;警察國家是當警察可任意違反法律,但仍要求市民服從」,不過法官張舉能打斷,指法庭不關注什麼是警察國家,只關注所涉四項法律議題。鄒指因為法庭背書相關看法,令警察得以濫權,法庭應以常識詮釋法律,令被錯誤指控的人獲得公義。
休庭時,旁聽人士向鄒幸彤站立鼓掌,有人說:「做得好」、「Bravo!」,鄒則微笑鞠躬。

法官屢質疑律政司一方:是否要求法庭重寫法律?
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其後陳詞,承認條文寫法是「外國代理人」、而非「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但認為考慮條文立法原意,是為警察提供足夠和有效的權力處理國安案件,以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安罪行,因此仍應將之詮釋為只須處長「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
張的說法遭受多名法官質疑。法官張舉能問,張是否要求法庭「重寫」法律?又指那是立法會的工作、而非法庭工作。法官李義亦問,條文寫明向「外國代理人」發通知,並非「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有甚麼支持律政司一方的詮釋。法官霍兆剛亦直言,「你的問題似乎是文法問題」,指句子列明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發通知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安罪行所需,可向「外國代理人」發通知,「你怎樣將『合理地相信』搬到句子的第二部分,那在文法上似乎不可能」。
律政司稱條文有含糊之處 法官表明不同意
張同意法官觀察,指條文或有含糊不清之處,律政司亦非要求在法例加插字眼,只是認為應詮釋為「合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因為若須證明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有人或會問附表 5 有何用」。法官陳兆愷質疑何來含糊不清,指法例並沒有這樣寫。
法官張舉能亦指,不僅附表 5 提及「外國代理人」時無使用「合理相信」字眼,其他附表就「合理相信」的用法,也顯示立法者清楚知道應在何時和何處使用此字眼。比較《國安法》第 43 條有關警方搜查權力的條文,第二、六、七節均使用「涉嫌」、「合理理由懷疑」字眼,但涉外國代理人一節則無相關字眼。張卓勤回應指用法有不一致,如《國安法》43 條下一、三、四節也沒有「合理相信」,但相應附表條文則有相關字眼。張舉能即反問,那不正正為其論點帶來反效果(backfire),因附表 5 就外國代理人定義仍然沒有加設「合理相信」字眼。
法官李義亦反問,比較附表 5 和附表 7 ,立法原意豈不呼之欲出,附表 5 下,須肯定是外國代理人才發通知,該人一旦拒交資料便須負刑責;但附表 7 則須有合理懷疑犯罪、並須向法庭申請。張卓勤回應,正因索取資料門檻不同,附表 7 可索取更廣泛的資料、刑罰較重,而附表 5 只能索取有限的資料、刑罰亦較輕。

律政司一方堅持條文應詮釋為「合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即可,遭多名法官提出質疑。
法官:律政司詮釋或侵害司法監察機制
法官林文瀚則指,普通法下市民一般可選擇是否提供資料,因此附表 7 列明須向法庭申請,但若按律政司詮釋附表 5,則是對相關司法監察機制的侵害,因市民即使並非事實是代理人、不交資料也須負刑責。張卓勤回應稱,這並非對基本權利的重大侵害,是平衡的做法。
法官張舉能再問,若律政司詮釋正確,條例為何無列明「並非外國代理人」作為抗辯理由。張卓勤指,這是一個抗辯理由,但被告須先透過司法覆核提出、而非直接在審訊抗辯。法官林文瀚追問,若控罪元素只是「合理相信為外國代理人」,司法覆核有什麼意義?只要警務處處長有該「合理相信」,即使事實並非如此也能入罪。法官李義亦指,即使必須證明是外國代理人,但律政司指被告若不先進行司法覆核、就不能在審訊挑戰,「這是挺令人震驚的提議,他們不能為自己辯護?」、「這真是我們應接納的立場」?
法官指文件大幅被遮蓋:裁定是「不可能的任務」
就上訴方認為,涉公眾利益豁免權而遮蓋大量文件、容許證人拒答問題構成審訊不公,張卓勤指,原審裁判官並非完全放任證人,仍有盡責確保審訊公平性,而上訴庭法官黎婉姬亦看過被遮蓋文件,認為沒有構成不公。法官李義續關注,庭上有否警方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證據;張卓勤指國安處調查報告、及警方向保安局局長申請發出通知書的文件均有呈堂,惟李義質疑,文件被大幅遮蓋,沒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的證據。張卓勤指,雖然沒指明相關機構,但評估仍是基於一定證據作出,該來源可以是傳聞證供、匿名、很簡短,只要構成合理相信就足夠。
李義指,根據控方詮釋,法庭很難判斷警方是否合理,「他不會懷疑自己的信念,那是他的信念」,張回應稱至少是主觀相信有合理基礎。法官林文瀚續問,辯方能否挑戰處長是否合理相信;張卓勤指,鄒幸彤等人並非局外人,而是支聯會一分子,即使文件被遮蓋,鄒仍曾就她猜測的控方指控盤問證人,只是證人獲准不回答。
法官張舉能續指,文件提及根據十多個段落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但大部分全被遮蓋,即使被告是局中人,「如何得知被遮蓋部分是什麼?而法庭又如何裁定,根據那些被遮蓋的段落,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這是不可能的任務!」張卓勤指,被遮蓋內容是關於其他機構,張舉能沒再追問。

首席法官張舉能指文件被大幅遮蓋,形容要法庭裁定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是「不可能的任務」。
雙方陳詞完畢 法官押後裁決
上訴方之後再作出回應。資深大律師彭耀鴻指,對控方指原審對證人證供有所控制感驚訝,引述審訊謄本指,原審曾對鄒幸彤稱,她可提問,但是否回答是由證人決定,意味交證人全盤控制是否回答問題。法官林文瀚指,當時原審已裁定涉 PII 可拒答部分問題,彭同意,但認為應審視每條問題的情況作決定,而非任證人自己決定。彭重申,按律政司詮釋,被告即使並非外國代理人亦能被定罪,是完全荒謬和不合邏輯。
鄒幸彤則指,雖然能猜到控方指控,但因證人可拒回答,根本不能利用該部分為證據;又指證人並非僅拒回答被遮蓋部分,她曾就無遮蓋部分提問,證人亦以涉及國安罪行調查為由拒答。鄒又指,警方稱要得知是否外國代理人、而用附表 5 索資料是不合邏輯,指要證明代理人並不困難,香港是國際城市,有大量外國組織在港合法運作,外國組織員工可被視為外國代理人;但本案要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很困難,只因那根本不是事實,不代表附表 5 會變得無用。鄒又指,原審判詞曾引述其供詞,提及支聯會不是外國代理人,並指接納她就支聯會相關事實的證供。
法官聽畢陳詞後,押後裁決。散庭時,旁聽人士再向鄒幸彤站立鼓掌、豎起拇指,鄒鞠躬笑說:「多謝大家過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