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宗《國安法》實施細則案件支聯會拒交資料案，終審法院今（6日）一致裁定，鄒幸彤、徐漢光、鄧岳君三人上訴得直，撤銷定罪及刑罰。終院裁定，控方須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指兩個下級法院裁定警務處處長僅「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已足夠屬「明顯錯誤」。終院又指，控方以「公眾利益豁免權」為由大幅遮蓋國安處調查報告，對控方舉證「適得其反」，亦令被告無法得知控方案情性質，「明顯導致他們不可能得到公平審訊」。鄒離庭時笑着舉起「V字」手勢，鄧岳君則稱「公道自在人心」。政府發言人指備悉判決，會審視經驗，研究完善。
鄒幸彤媽媽（左）和鄧岳君到終審法院聽取支聯會拒交資料案的終極上訴結果。
政府發言人：審視執法經驗，研究完善
特區政府發言人指，備悉終審法院的判決，會仔細研究判詞和相關法律原則，積極審視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執法經驗，研究如何進一步完善相關的法律制度及執行機制，更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行為。
發言人指，維護國家安全是香港頭等大事、特區政府重中之重。「維護國家安全沒有完成式，只有進行式」。政府有憲制責任，持續完善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進行調查和執法，同時依法保障香港居民根據《基本法》和《香港國安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包括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
鄒幸彤離庭時舉勝利手勢
早上 9 時，已有逾 30 人排隊旁聽，包括社民連陳寶瑩、曾健成、外國駐港領事館代表。正就支聯會顛覆案還押的鄒幸彤，今早由囚車押送至法院，懲教人員在囚車和法院入口之間以臨時充氣通道接駁，並拉上布簾遮擋，記者難以拍攝到鄒的面貌。譚得志則未有到庭。
束馬尾、穿白色長外套、黑色格仔襯衫的鄒幸彤，於上午約 9 時 55 分到庭，被懲教人員帶到律師席坐下。有旁聽人士向她揮手說「早晨」，鄒亦微笑說：「早晨呀！」去年已服畢刑期的前支聯會常委鄧岳君亦手持支聯會的剪報到場。據悉另一名上訴人徐漢光因不在港，未有到庭。
懲教人員在囚車和法院入口之間以臨時充氣通道接駁，並拉上布簾遮擋，記者難以拍攝到鄒的面貌。
開庭後，由首席法官張舉能宣讀判決，指五名法官一致裁定支聯會三人上訴得直；涉煽動案的譚得志上訴則被駁回。鄒幸彤聞判後身向後靠，展露笑容，有旁聽人士豎起拇指。鄒離庭時，露齒笑着舉起 V 字手勢，有旁聽人士鼓掌：「恭喜！」、「保重！」 。
上訴人為鄒幸彤、鄧岳君、徐漢光。案件由終院首席法官張舉能、常任法官李義、霍兆剛、林文瀚、及非常任法官陳兆愷審理。
外國代理人 只證處長合理相信並不足夠
本案涉《實施細則》附表 5，當中列明警務處處長，如合理地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有所需要，可在保安局局長批准下，向「某外國代理人或台灣代理人」送達書面通知規定提供資料。本案主要爭議，圍繞對條例的詮釋，到底控方須否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抑或警務處處長「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就足夠。
終院引述《國安法》及附表5條文，指條文字眼均支持獲送達通知書的人士或組織，是「外國代理人」，而非「合理地相信」是外國代理人；即使提及「合理地相信」，亦僅限於合理相信發出通知，是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所需要。
終院將同用來索取資料的附表 5 與附表 7「提交物料令」比較，前者不必向法院申請命令，可直接向「外國代理人」發通知；後者則須向法庭申請，信納「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犯危國安罪行或擁有相關資料，才可要求提供資料。終院認為，立法目的顯而易見，附表 5 毋須法庭審視，因此條例門檻較高，須證明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才可索資料。
今日天寒、下雨，數十名市民到終審法院外，等候入場旁聽。
警選擇使用附表 5 須證明支聯會符合相關定義
原審裁判官羅德泉，裁定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非控罪元素，指附表 5 就辨識某組織是否「外國代理人」的準則保持刻意沉默，是有意給予警方彈性，調查時無須受制嚴格舉證標準；又強調為有效維護國安，僅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已有足夠基礎發通知書。終院指羅的說法明顯錯誤，指附表 5 就「外國代理人」有清晰定義，羅看來忽略了該定義適用於個人及組織。而審理上訴的原訟庭法官黎婉姬，採納載有錯誤主張的原審判詞，同樣錯誤。
終院又指，如警方未能證明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而以合理懷疑為基礎索取資料，大可使用附表 7；但警方選擇使用無須法庭審視的附表 5 ，便須證明支聯會符合相關定義，不能辯稱有合理理由相信是外國代理人便已足夠，這樣有違條文的明顯意思和目的。
能否挑戰通知書合法性？
第二個議題，涉及能否於刑事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終院指，法官黎婉姬在羅德泉的判詞上，進一步裁定辯方不得在審訊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指附表 5 的真正詮釋，僅規定通知書「表面上」有效、而且無因司法覆核被推翻；又引鄒幸彤煽惑六四集結案的「相同人士」原則，指鄒是通知書針對的對象，有明確充分機會，如透過司法覆核挑戰通知書合法性，因此不得在審訊提出挑戰。
終院指，黎的裁決「明顯錯誤」，指她就罪行元素作錯誤判斷、又錯誤應用相關原則，帶來「嚴峻後果」——即使通知的效力是罪行必要元素，而警務處處長和控方對何為有效通知的法律規定出錯、以致送達的通知不符規定，各上訴人仍會因此而完全被禁止質疑。
終院：各上訴人有權質疑通知書效力
終院續指，被告享有無罪推定權利，有權要求控方證明罪行所有元素、及提出抗辯理由。若通知書的效力是罪行必要元素，法律會強而有力地假定被告可提出挑戰；只有當立法原意明確清晰指法庭須偏離此有力假定，才會被推翻。而本案與煽惑集結案不同，《實施細則》中沒有提供任何獨立程序，以挑戰通知書的發出或效力，鄒幸彤等人也曾發公開信質疑通知書效力，沒有推翻此有力假定的依據。終院指，通知書的效力屬本案罪行主要元素，控方須舉證至毫無合理疑點，無疑各上訴人有權質疑其效力。
資料無論何時開始存在 均須提交
至於第三個議題，涉通知書能否要求提供《國安法》頒布前、早至 1989 年的資料。終院指，由於上述兩項議題得直，無需處理此問題，但鑑於各方論據，仍作裁斷。終院指，本案檢控與《國安法》訂明沒有追溯力無抵觸，因上訴人被指控不守通知的行為，是發生在《國安法》頒布後。終院並指，條例訂明處長如合理相信為防止及偵查危害國安罪行有所需要，可要求提供相關資料，如果此驗證標準已過，則資料無論何時開始存在，均須提交。
大幅遮蓋調查報告 終院：明顯導致不可能得到公平審訊
第四個議題涉控方於案中以「公眾利益豁免權（PII）」為由，大幅遮蓋國安處調查報告、容許證人拒答問題等，是否致上訴人未獲公平審訊。終院指，PII 用於保障重大公眾利益，但須連同公平審訊權利作審視，而公平審訊是確立已久的普通法原則，獲《基本法》賦予憲法效力、並獲《國安法》確認，處理危害國安罪行時，被告同享無罪假定和辯護權、及刑事訴訟程序的既定規則。終院又指，雖然法庭多次確認在《國安法》第3條下，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安行為的責任及其重要性，但法庭履行此責任時，亦須忠誠實行《國安法》及其他現行法律，不應忽略對被告權利的保障。
終院續指，公平審訊的重要一環，是控方有披露的責任，讓被告充分知悉案情；若控方基於 PII 不披露部分證據，辯方無法獲公平審訊的風險便明顯存在。根據案例，處理 PII 申請時，應先考慮相關資料是否屬控方披露責任範圍，繼而考慮披露會否構成嚴重損害公眾利益的真正風險，再考慮被告是否仍能獲公平審訊。若被告無法獲公平審訊、亦缺乏其他糾正措施，控方只有兩個選擇：作出披露、繼續審訊；或選擇不披露並中止檢控。
終院指，就本案而言，控方就檢控和定罪基礎提出的僅有材料，為國安處有關支聯會的調查報告，及警方申請發出通知書的文件，指合理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兩證物「異乎尋常」（striking）的特點，是每份文件均被大幅遮蓋，往往被黑色墨水完全遮蔽（often completely covered in black ink）。終院指，本案鄒幸彤等人的抗辯理由是支聯會並非外國代理人，知悉控方指控的基礎對他們尤為重要，但被遮蓋部分顯然提及相關外國組織身分、及與支聯會互動，令各上訴人無從得知支聯會如何被指為外國代理人。
終院指，此情況為控方案情帶來兩個致命結果，首先，由於控方有責任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控方將唯一可確立這事實的材料遮蓋，導致控罪無法證實，適得其反（self-defeating）；其次，各上訴人無法得知控方案情性質，無法取得相關材料自證清白、又或就有罪指控提出合理疑點，「明顯導致他們不可能得到公平審訊、剝奪公平受審權利，兩者均令定罪不能成立。終院一致裁上訴得直，並撤銷定罪和刑罰。
被問及如何看待今日裁決，鄧岳君指公道自在人心，無論結果如何，大家是心中有數。
鄧岳君和鄒幸彤母親散庭後見記者，鄧岳君指想起 89 年的紀念音樂會、是民主歌聲獻中華的前身，當時好多組織現在已消失了。他說，今日的裁決證明了支聯會並不是外國代理人，希望將來可以證明 89 民運不是「反革命暴亂」，他重申希望大家繼續紀念 89 民運。
鄧岳君：公道自在人心
被問及如何看待今日裁決，鄧岳君指公道自在人心，無論結果如何，大家是心中有數。他今早前往法庭時，手持印有支聯會義工報道的報紙，被問到有何意思？他說是還支聯會多年義工的一個清白，尤其不少義工已離世，希望是對支聯會義工、支持支聯會的朋友「好大嘅一個欣慰」。
三人在 2023 年 3 月被裁定罪成，判刑 4.5 個月， 三人的刑期早已服完，被問到判刑還有甚麼意義，鄧則指最重要大家「對準件事，我呢個（服刑）濕濕碎啦，幾個月」。他又引用電影《填詞撚》的歌詞 —「曾經有你的執拗故事才有我」，感謝因為鄒幸彤當日的堅持，對支聯會起到鼓舞作用。
鄒幸彤的媽媽在場多謝大家，她說：「總算…希望世界變得更好，大家要堅持善良、公義」。
鄒幸彤的媽媽在場多謝大家，她說：「多謝大家，總算…希望世界變得更好，大家要堅持善良、公義，唔係淨係我哋呢一刻喺呢度發生嘅事」；鄧岳君則接著說，「我哋要做一個合情、合理、合法、善良正直嘅人」。
鄒媽媽：知道她是開心
被問到鄒幸彤對勝訴反應，鄒媽媽說裁決後看到鄒幸彤的笑容，知道她是開心，又說「佢成日都話佢做緊認為啱嘅嘢，佢冇乜理由唔開心，大家可放心」。
警員在終審法院外巡邏及拍攝。
2021 年拒向警方交資料
已解散的支聯會，2021 年因拒交警方國安處要求的資料，前副主席鄒幸彤及兩名常委鄧岳君、徐漢光於 2023 年被裁定《國安法》實施細則下「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罪成，判囚四個半月。三人上訴至終審法院，爭議須否證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及控方因「公眾利益豁免權」而大幅遮蓋國安處調查報告等，是否令被告未獲公平審訊。
鄒幸彤自辯時，質疑律政司在法律置入額外字眼和概念，指一隻鹿不能因有人「合理相信」而成為馬，又形容案件展示了何謂「警察國家」。律政司一方堅持考慮立法原意，條文應詮釋為只須處長「合理相信」是外國代理人，說法屢遭多名法官質疑；首席法官張舉能一度問，律政司一方是否要求法庭「重寫」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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