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不認罪的李卓人和鄒幸彤歷 24 日審訊，8 月 21 日迎來裁決。《集誌社》回顧庭上令人深刻的畫面與對答，讓讀者重溫兩人作供重點。
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於案中代表自己，每次開庭前，都要在兩名懲教人員看守下，捧着大疊文件和電腦來回被告欄和律師席。被告欄內，她常與李卓人談笑，不時一副被逗樂的樣子、傳來笑聲。每當步出被告欄，她總會望向旁聽席，精神奕奕地展露燦爛笑容揮手，藍框眼鏡下，一雙眼睛瞇成細線，臉頰在獄中瘦成瓜子臉。
「鄒小姐你係打算畀口供㗎嘛？」在法官提問下，審訊第 15 天，她身穿卡奇色外套、淺綠色毛衣，手持一杯水和文件，微笑着從律師席步向證人台。入獄前及肩的短髮，自案件管理階段不曾修剪、對審訊屢延後作無聲抗議，現已長及腰部，要用懲教規定的黑色八字髮夾夾起。沒律師主問，她背對旁聽席坐在可旋轉的電腦椅上，手輕搭在桌上，頭微轉向右方，仰視三名法官，開始作供。
「咁我係最後一位被告，亦都係本案第一被告支聯會最後一任副主席嚟嘅⋯我而家 41 歲啦，係一位大律師，都冇乜其他簡單背景㗎喇。」她甫開始便笑說。在往後六天作供裡，她不時面露笑容，但也好幾次忍不住落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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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圖中）作供指自幼與母親參與六四集會，2010 年大學畢業後曾在支聯會任半年職員。
六四集會傳達「愛和責任」
作供甫開始，鄒幸彤簡略介紹自己的背景——自小學隨母親參與六四集會、2010 年大學畢業後在支聯會任半年職員，之後做義工，至 2014 年當選為常委，2015 年成為副主席，並一直留在這個崗位，「直至 2021 年支聯會非正式死亡為止」。作為三位正副主席中最後一名有自由身的人，她說自己見證支聯會最後一段路，「喺支聯會呢段最後嘅時間，要為返支聯會言行負責嘅人，應該係我。」
1989 年，當 32 歲的李卓人攜着捐款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還只是一個 4 歲的女孩。她自小學起便隨母親參與六四集會，視之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年幼的她大致理解當年有班哥哥姐姐，想國家變好而站出來，最終被軍隊殘殺、劊子手逍遙法外，因此要為他們討回公道。
鄒幸彤指六四集會一直傳達「愛和責任」，鼓勵大家面對世界不公義可站出來，行多一步，令世界變好。
但她說，六四集會沒因此變成充斥仇恨、絕望，反而傳達「愛和責任」—— 即使面對世界不公義，不是只可袖手旁觀，而是可站出來，「做啲嘢、行多一步」，令世界更好。她笑說，六四晚上的維園是神奇的地方，素未謀面的人瞬間變成家人朋友，互相照應、同憂同悲。「究竟係咩力量，令到嚟到嘅人，都好似自自然然咁變咗做最好嘅人呢？」直至多年後投身社運，她才明白，「原來將人同人連成一體嘅，正正係對苦難嘅承擔，而唔會係啲咩盲目嘅唱好。」
她形容，維園多年來團結人心的魔法，是愛，而非控方所指的仇恨，而她堅持講述、記錄和紀念世間不公，「亦都從來唔係話要散播恨，而係要凝聚愛」。
鄒幸彤作供時不諱言，「結束一黨專政」是支聯會不可放棄的信念。
結束一黨專政是「不可放棄的信念」
受六四集會感染，鄒幸彤讀中學時做六四壁報板，赴英國讀大學後在當地舉行紀念活動，至 2010 年畢業返港後，在支聯會任職員半年，做「揼石仔」的工作如擺街站、辦講座和展覽。自覺對中國了解流於表面，她同年轉任關注中國勞工權益的 NGO 幹事，經常中港兩邊走，至 2013 年習近平上台後，國內公民社會面對越趨嚴重的打壓，她翌年離職，參選支聯會常委並轉行做大律師，翌年再當選副主席。
庭上，鄒幸彤詳細闡釋支聯會的綱領，以及歷年活動的內容和意義，又反駁控方指控是借助六四煽動他人、推翻政權的說法。說得最多的，是控方指控的核心「結束一黨專政」。
「我都唔怕去承認，支聯會去到最後一刻，都係堅持我哋嘅五大綱領，當然包括控方一直咬住唔放嗰句『結束一黨專政』」，她作供首天就表明。她強調五大綱領是一個整體，「結束一黨專政」是「不可放棄嘅一個信念」，無論支聯會是否存在，結束專政的運動都不可能結束。
鄒幸彤庭上解釋她理解的結束一黨專政，是要結束政權濫權的狀態，還政於民。
用民主和法治手段結束黨專政
鄒幸彤的立場一直很清晰，她指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令國家權力失控和被濫用，而結束一黨專政，就是結束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望國家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真正屬於人民、而非淪為某政黨的私產。簡言之，就是當權者要守法、人民可向其問責，但「嚟到呢個法庭我先知，原來叫當權者遵守法律，都可以話係顛覆國家政權」，她苦笑。
她經常強調憲法和現實的分別。她說國家根本原則是「主權在民」，「結束一黨專政」不是要顛覆國家政權，而是顛覆不合法的黨專政、要求還政於民。而本案的指控，猶如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叫一個賊仔要還嘢，反而畀個賊仔話我哋係搶劫」，她笑了。「但我哋冇主張過要扑濕個賊仔去搶返嗰樣嘢返嚟⋯只不過等同走咗去報案，希望用陽光、制度、法律，將我哋失去咗嘅嘢攞返嚟。」
對她而言，「結束一黨專政」是走向民主的過程，與「建設民主中國」如一個硬幣的兩面。而能夠達成這目標的唯一手段，「就只有民主與法治，其他啲咩放炸彈呀、陰謀呀、宮廷政變嗰啲，通通做唔到呢件事嘅。」作供時慣以雙手比劃的她，說着打了個交叉。
六四燭光集會成為控方證據，控方曾就 2019 年大會主題「人民不會忘記 公義必勝」，問鄒是否要「贏」共產黨統治的政治體制。
聲援內地民運：改變係有可能
支聯會歷年的集會、活動，通通成為控方證據，被指利用時事命題煽動、以負面內容激起對政權憎恨。但鄒幸彤給出另一個版本，她說到在國內工作的四年間，穿梭大江南北，接觸不同弱勢，一起生活、維權、上訪，親身體會專政下種種不公，但亦看見「改變係有可能」—— 前提是承認苦難，不將受屈底層當成「需要清理嘅低端人口」。
內地的工作令她日益相信，結束專政不單是宏大的政治改革，而是要結束充斥在日常生活中的專政、等級歧視、濫權等情況。她加重語氣說，控方所指的「負面情況」，正正是她所關心的人，如果這些情況一直不被看見，就沒有解決和改善的可能。
支聯會歷年的活動，除紀念六四的示威遊行、清明節獻花、長跑、洗刷國殤之柱、絕食，亦包括大大小小對內地民運人士的聲援。鄒幸彤坦言關注的議題和人士不多人認識，甚至是「票房毒藥」，但做這些行動不是為搏得掌聲、支持甚或煽動，「而係件事本身應該要做、值得去做，我哋就去做。」就如庭上屢提到的《零八憲章》。
支聯會歷年的集會、活動，包括六四長跑、洗刷國殤之柱都成為控方證據，被指利用時事命題煽動、以負面內容激起對政權憎恨。
憶劉曉波病逝 庭上落淚
2008 年，劉曉波等人發起《零八憲章》，爭取修憲、司法獨立、保障言論自由等，翌年他「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成，判監 11 年。支聯會一直聲援，曾在《港支聯通訊》刊登憲章全文、派發憲章小冊子、要求釋放劉曉波等，許多成員包括鄒幸彤也有份聯署。
鄒幸彤庭上憶述，2016、17 年，劉曉波已服完大半刑期，支聯會計劃待他出獄後可如何慶祝，但同年中他突然病逝，「我哋都離唔切話可以⋯爭取到佢⋯⋯」說時她語帶哽咽、微微低頭，再吸一吸鼻子、輕嘆一口氣說：「臨死之前可以出一出嚟見到佢屋企人。」
鄒幸彤庭上憶述 2017 年，劉曉波因肝癌離開監獄，到沈陽市醫院接受治療，最終病逝。（資料相片）
法庭內的氣氛變得沉重，法官李運騰問她是否需要休息，鄒幸彤停下來喝水，接過法庭書記遞上的紙巾拭淚。低頭靜默良久之後，她繼續說，劉曉波在羈押下離世，「最後連骨灰都冇得留低」，支聯會辦燭光遊行、七日祭、海祭等作回應，又聯署要求徹查死因、釋放因悼念劉曉波而被捕人士。
不久後，因海祭劉曉波而被捕的人陸續獲釋。她說不確定中國政府為何有此決定、甚至是否知道該聯署，但也希望傳達行動並非沒有意義，「係真係有機會改變到一啲受難者或受迫害者朋友嘅情況。」
鄒幸彤說希望香港人不受狹隘的民族主義綁架，了解國內民運人士的故事。
望連結兩地 讓香港看見中國「最優秀嘅一批人」
有關行動的內容都刊載在《港支聯通訊》內，部分被控方指為煽動。鄒幸彤解釋，文章是呼籲關注國內失去自由的行動者，包括因支持香港雨傘運動而被捕的人，而文章的目的，不是要煽動什麼行為，而是要「講故仔」，讓港人了解國內民運人士的故事。
「我希望做到等香港人睇中國嘅時候，唔淨止係睇到嗰啲好宏大嘅國家敘事，而係可以睇到嗰啲實實在在嘅人，尤其嗰班畀政府刻意抹去、為民主自由付出咗好多嘅人。我希望香港人係可以見到，民主自由唔淨止係我哋嘅追求，亦都係無數中國人嘅願望。」她說的時候，很肉緊。
她希望市民不受狹隘的民族主義綁架，跳出「講身分、劃敵我」的思維模式，更多講述普世價值，團結爭取民主的力量，促進中港兩地朋友理解。「呢啲根本唔係啲咩負面嘅故仔，我會覺得呢啲先係中國最正面嘅故事，我哋講緊嘅係中國入面最優秀嘅一批人。」這時她微微抿嘴，語音再次哽咽。
2019 年六四前夕，鄒幸彤在講座分享〈後八九的中國民主運動〉，提到許多被捕判囚的民運人士名字。她仍希望連結兩地，望港人發現大家均面對類似掙扎、同一制度的壓迫，而產生共鳴關注。她說多年來支聯會所「支援」的，就是這些很具體的人和事，而非空談政治改革，「更唔係講吓咩『打倒共產黨』嘅口號嚟自 high。」
當控方指控支聯會煽動仇恨，鄒幸彤供詞強調的，卻是愛。「民主運動個實體係人啦，關心人、支持人，同埋喺人同人之間去建立連結，永遠都係結束專政，建設民主嘅第一步。」
鄒幸彤形容，六四燭光集會凝聚人心的魔法是愛，而不是仇恨。
六四集會是真誠悼念
庭上播放 2019 年六四集會上，鄒幸彤讀出她所寫的悼詞。「三十年前嘅六月夜，你們與父母帶住相機由窗戶離家，直奔風暴嘅中心，以你嘅生命去記錄暴行，讓世界睇見咩嘢叫做對真相嘅執著，然後喺機槍下，坦克前，你哋嘅生命戛然而止，我哋甚至來不及知道你哋嘅名字⋯⋯」
她說，悼詞是向六四死難者致敬，但因真相未明，只能籠統以「你」來代稱；又哽咽指悼詞中的每一個片段，「都係真實發生過嘅事情，唔係話生安白造、抹黑政府。」而在死難者亡故的周年，講述他們的故事，承諾為他們討回公道，「只係好基本嘅做人責任，唔可以歸類為咩煽動人犯罪嘅行為。」
庭上播放 2018 年和 2019 年的燭光集會片段，包括獻花、致悼詞等儀式。
為審視集會有否煽動性，法庭批准完整播放當年集會片段，當中見證者、時任學聯代表李蘭菊發言時，庭上一片哀傷，鄒幸彤以紙巾拭淚，李卓人亦眼睛和鼻子通紅，以手掌抹淚、手背擦眼角，翹手望天呼氣。部分旁聽人士亦拭淚，庭內索鼻聲不絕。
鄒幸彤說，支聯會計劃集會、寫宣言悼詞，要面對的就是像李蘭菊一樣，30 年也未能痊癒的傷口、糾纏一生的創傷。她再次哽咽、聲線微微顫抖道：「其實按呢啲標準去評估嘅時候，支聯會嘅立場又好、我哋寫嘅宣言又好，只能夠話係太過溫和、而唔係太過激進。如果我哋連最基本嘅記憶同傳承、譴責同承諾都畀唔到嘅時候，咁仲算咩悼念嘅活動呢？」
獻花、點火炬、燒弔唁冊、悼詞、默哀⋯⋯庭上，這些環節以兩至三倍速被完整播放，播到〈血染的風采〉、〈自由花〉等民運歌時，旁聽席還有人跟着節奏擺動和哼唱。鄒幸彤笑着說起支聯會多年來被詬病「行禮如儀」，但她認為「禮不可廢」，要以儀式表達對死者的道德情感。她也不止一次強調，集會的重心就是悼念，而真誠的悼念，包括促使制度轉型的訴求。
六四集會如今已消失七年，過往必定有天安門母親分享，亦會邀內地良心犯家屬、年輕人分享等，最後才是支聯會宣讀大會宣言。鄒幸彤說，支聯會作為主辦者，定位是「僕人」角色，協助大家悼念，也不會審查講者發言。「六四唔係屬於支聯會，係屬於所有香港人、唔止香港人嘅公共記憶」，支聯會不應亦不可壟斷相關論述，「民主正正就應該係眾聲喧嘩嘅樣子。」
六四集會已消失七年，鄒幸彤提到過往的集會，每年必定有天安門母親分享，亦會邀內地良心犯家屬等分享。
盼滴水穿石為「百分之零點一機會努力」
讀書時曾在英國組織紀念六四，鄒幸彤說香港「一講六四大家都知道係咩事」，是一個異數，是靠支聯會，以至教會、老師、記者、政黨、社區組織甚至家長多年的持續努力、述說和行動。而擺街站、聯署、燭光集會，每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離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的目標相對遙遠，但卻是「細水長流嘅累積」，讓社會更深入和進一步討論以至行動。
2018 年的大會宣言，提及「最終的雪崩，力量來自每一片雪花」。法官陳仲衡曾像逮到破綻一樣，主動提起這段內容，質疑「雪花」就是支聯會的支持者，最終目標是「雪崩」。鄒幸彤同意，她說支聯會一直是由群眾支撐的組織，行動方針是細水長流累積共識，最終達致民主社會轉型，「個模式就好似不停將水加入一個叫公民社會嘅水塘，希望有日水位夠高時，民主就水到渠成喇，所以每片雪花都好緊要。」
但她強調，無法給予路線圖或時間表，甚至「講唔到呢種𢳂水落水塘嘅方法係咪真係成功得到」。她也以同一邏輯，回應控方質疑支聯會無提過修憲、在《國安法》後更認定不可能：「支聯會所追求包括平反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你用一個機會率去睇都好似好不可能，但我哋要為嗰百分之零點一嘅機會去努力囉！」她笑說。
「你唔做就一定實現唔到添啦，咁做一啲嘢係咪就可以，咁唔係一個必然㗎嘛，我哋努力啦。」
2018 年的大會宣言提及「最終的雪崩，力量來自每一片雪花」，法官陳仲衡曾質疑「雪花」就是支聯會的支持者，最終目標是「雪崩」。
堅持五大綱領：我哋做嘅嘢絕對無罪
《國安法》後支聯會成員先後被捕，鄒幸彤亦由幕後越走越前。她承認，支聯會曾討論如何應對《國安法》，擔心相關風險。法官李運騰問，有否討論過對策？「對策就係冇辦法對策，因為討論完都覺得冇得避」，鄒幸彤噗哧。她說爭取民主的立場無法改變、亦認為爭取民主不可能犯法，所以最終共識，就是「堅持返我哋五大綱領囉」。
她始終認為，面對的不是法律、而是政治風險，指《國安法》可用作政治打壓。而在當時，她感覺有很多人吹風，指若「唔收檔」會被捕，「條線係點冇人知，一係成個摺咗佢（支聯會），一係繼續做，咁我哋選擇繼續做。」她說得坦然。
「打壓激發起反抗，反抗惹嚟更大嘅打壓，呢個睇起上嚟好似係一個死循環，但係只要反抗嘅記憶不滅，反抗嘅經驗不被遺忘，每一次嘅打壓就係民間力量嘅累積，守護記憶就係守護前人撒下嚟嘅火種，只要火種不滅，終有一日星星之火必將燎原。」在 2016 年六四晚會，鄒幸彤讀出大會宣言。
鄒幸彤曾在集會的宣言提到，守護記憶就是守護前人撒下的火種，只要火種不滅，終有一日星星之火必將燎原。
她在庭上進一步解釋，宣言談及責任和選擇的問題，責任並非天生，是基於良知的選擇，「總有啲事情你唔可以睇到扮睇唔到、總有啲線你踩過咗係原諒唔到自己」。選擇和責任從來並非「輕飄飄」，而是會有代價、亦不一定有好的結果，仍然堅持，是因每次打壓都是一種經驗和能量的累積。而更重要的是，「啱嘅事情就要去做」。庭上播到這段發言時，她面朝旁聽席，頭微微抬起，輕輕抿嘴、點頭。
「我哋絕對認為，我哋做嘅嘢絕對無罪。」
鄒幸彤陳詞總結，支聯會案是對法律的審判，而不是對被告的挑戰。
檢控是對法律的審判
鄒幸彤強調，「六四不是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嘅嘢，佢係人命、係鮮血、係政府要面對嘅罪行，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而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求民主，本身就是香港核心價值和共識，只是在 2018 年修憲及《國安法》生效後，「誠實地表達返我哋係啲咩人、我哋相信啲咩」變得有風險，「活在真實中變得困難咗」。
面對權力嘗試用法律重寫是非對錯、命人放棄對民主的追求，她說拒絕打倒昨日的我，「共產黨嘅領導再無所不能，都領導唔到我哋嘅良知」；直至審訊的最後，她仍然大聲說「我哋就係要結束一黨專政，就係要民主轉型」。站在被告欄、證人席為理念抗辯的她指，當說出真相變成煽動仇恨、尋求公義變成利用苦難、問責限權變成違反憲法，還政於民變成顛覆國家，這場檢控已不是對被告的挑戰，而是對法律的審判，因為法律要面對專政和法治間的根本矛盾。
她詰問，法律是否會抛棄民主價值，為共產黨永續執政保駕護航？「希望法庭可以作出正確選擇，喺呢個價值被重塑嘅年代，去守住返法律嘅尊嚴同底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