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案，今（20 日）踏入審訊第 15 天，鄒幸彤出庭作供。鄒幸彤表示，國家政權最根本原則是「主權在民」，而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致國家權力被濫用「無法無天」，支聯會主張「結束一黨專政」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而是顛覆一個不合法的黨專政，要求向當權者問責、「還政於民」，指現時情況如「我哋而家作為國家主人，叫一個賊仔要還嘢，反而畀個賊仔話我哋係搶劫」。鄒強調，支聯會望用「陽光、制度、法律」達致主張，以「法治、法律」方式結束一黨專政狀態，從來不涉煽動人用非法手段，「我哋冇叫人推翻、違反憲法，係叫人維護返、捍衛返憲法有嘅權利」。
鄒又供述自小隨母親參與六四集會、及後來成為支聯會義工和常委的心路歷程，她指集會傳達的是愛與責任、面對不公不可袖手旁觀，多年來團結人心的是愛和對苦難的承擔，而非仇恨。她先後擔任支聯會職員、義工、常委，並見證支聯會最後一段路、是三名正副主席中最後一名還押的人：「最後時間要為返支聯會言行負責嘅人，應該係我。」
踏入第 15 日審訊，鄒幸彤自行作供，講述如何定義「結束一黨專政」、使用甚麼手段。（資料相片）
鄒幸彤身穿卡奇色外套、淺綠色毛衣，手持一杯水和一份大綱，步入證人台。法官陳仲衡着她先簡單講述背景，她表示「我係最後一位被告啦，都係本案第一被告支聯會最後一任副主席」，又笑言「我而家 41 歲啦，係一位大律師啦，都冇乜其他簡單背景㗎喇。」
鄒續說，自小學開始、90 年代初，已隨母親參與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2010 年大學畢業後任支聯會職員約半年，其後留下做義工，2014 年底當選為常委，2015 年成為副主席，「就一直喺嗰個崗位，直至 2021 年支聯會非正式死亡為止」。鄒說，「支聯會成立時，我未在場啦，但我就見證住佢最後一段路嘅」，而在支聯會最後一段日子，她是支聯會當時三位正副主席，包括李卓人、何俊仁中，最後一位有自由身的人。
鄒幸彤作供：會一直參與結束專政的運動
法官問，她為何要講這一點？鄒說：「只想講返，喺支聯會最後時間，要為返支聯會言行負責嘅人，應該係我」。她又說，「我都唔怕去承認，支聯會去到最後一刻，都係堅持我哋嘅五大綱領，包括控方一直咬住唔放嗰句『結束一黨專政』」，而五大綱領是一個整體，結束一黨專政「更加係我哋不可放棄嘅一個信念」。
法官陳仲衡要求鄒澄清「我哋」的意思，鄒笑說「或者唔好講我哋啦，講我啦不如」，續說無論有否支聯會的載體，「我喺依個結束專政嘅運動入面，呢個運動我係不可能結束，亦都會一直參與嘅」。鄒又明言可大方承認，即使支聯會的活動、發言無直接提到「結束一黨專政」，但這個信念同樣貫徹他們所有行動、發言、文章中，「所以其實將依六個字，當成好似個咒語咁去搵，搵到就覺得係犯法，我睇嚟係好反智嘅一件事嘅」。
鄒續指，真正應該問的，第一是「結束一黨專政」一句話，有何實質內涵和要求、以致有何不同形式字眼上的表達或表現；第二是究竟「結束一黨專政」是否顛覆一個國家政權、抑或只是顛覆一個非法的黨專政狀態；第三是被告是如何結束一黨專政、而他們所謂煽動人這樣做，是否屬於非法手段。
法官一度打斷鄒幸彤，提醒她是要提供證供而非陳詞。（資料相片）
指中國屬一黨專政「根本係常識」
就「結束一黨專政」的內涵，鄒表示當然不純粹是口號，而是真誠表達他們對現況的判斷和行動方向，「我哋確實係認為，而家嘅中國，就係一個一黨專政嘅國家。」代表支聯會的大律師林芷瑩關注，鄒提及「我哋」是否包括支聯會，鄒確認。鄒續說，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根本係常識嚟」，指世界上很多民主國家的分類是「擇界」，但中國從來是最清楚的專政體制，甚至有學者形容是「完美專政（perfect dictatorship）」。
就「專政」的意思，鄒說按列寧說法，是基於武力和不受法律所限制的權力，她認為完全適用於中共，因其控制所有國家機關，甚至滲透到各種社會、商業甚至宗教組織，不受法律限制、亦不受民主選舉制約，就算連較軟性制衡如獨立媒體、活躍的公民社會，在中國也是「完全缺失」。而這種國家權力被單一政黨完全壟斷，及與社會力量完全失衡的狀態，就是她所言「一黨專政」。
鄒指中國屬一黨專政「係常識」，因為中國共產黨控制所有國家機關、不受憲法和民主選舉制約。（資料相片）
希望國家真正屬於人民而非「淪為政黨私產」
法官李運騰關注，她對「專政」的理解，是否支聯會其他成員、尤其常委有共同或相似理解。鄒說從來沒有開研討會討論專政定義，但從日常使用或討論，認為大家理解基本上相似。李運騰再問，支聯會成員尤其常委，均認為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鄒說「我諗係嘅」，指無聽過任何反對此觀點的聲音，亦指如描述中國的現實，「一黨」當然指中共。但她補充，結束一黨專政不限於中國共產黨。
鄒續說，「一黨專政」的惡果，是國家權力會一而再、再而三失控和被濫用，「六四屠城同之後三十年滅聲就係我哋見到最好嘅例子」，因此當她稱要結束專政、建設民主時，要結束的就是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我哋希望國家可以建立返一個憲政、民主嘅制度，等公權力可以返返去一個法治同埋平等嘅軌道上面運作，唔再係話誰大誰惡誰正確咁樣。我哋希望國家係一個真正可以屬於人民嘅國家，而唔係話淪為某個政黨嘅私產。」
「簡而言之，我哋所要求嘅，其實就係當權者自己都要守法，要求人民係可以向佢問到責。就算當權者係犯咗錯、犯咗罪，係要有後果嘅，而唯有做得到啱啱講嘅一切，一黨嘅專政先至可以話係結束得到」。她續指，五大綱領內，釋放民運人士、平反八九民運、追究屠城責任，本身就是「結束一黨專政」不可或缺的要求，若說「結束一黨專政」「完全唔講得、唔做得」、即為六四屠城「求返個公道」都是犯法，「我哋係絕對唔會同意」。
她續說，來到這個法庭才知道，「原來叫當權者遵守法律都可以話係顛覆國家政權，仲可以惡到話人民係無任何合法嘅手段令當權者守法嘅⋯」法官陳仲衡打斷，指現時非結案陳詞，是講述事實證供。鄒說在談及如何理解「結束一黨專政」的內涵，就是要結束剛才所說的非法、「叫人守法都唔得」的狀態。「所以就我睇嚟，真正顛覆緊國家政權嘅，從來唔係我哋啦；喺中國而家嘅現實入面，真正有能力同真正顛覆緊國家政權嘅，從來只有中國共產黨。」
鄒：主權在民，顛覆國家政權嘅係專政
法官李運騰續着展示《國安法》22 條文，說「我知道你哋以前立場係唔贊成《國安法》，覺得佢唔係好嘢嚟嘅，但係都冇辦法喇，我哋而家都係揸住《國安法》嚟審理㗎啫」。李續指，條文定義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包括推翻、破壞憲法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及推翻中國中央政權機關。李問鄒是如何理解國家政權？
鄒說，理解國家政權最根本的原則就是「主權在民」，指除憲法第二條，序言也有提及「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鄒續指，共產黨專政顛覆人民主權、令他們無真正選擇，亦顛覆了憲法許多有關國家機關如何運作的規定，指相關規定都是國家根本制度的一部分。她舉例，憲法提到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但當它受共產黨領導所專政，屬「橡皮圖章」、無真正話事權時，「咁呢個憲法賦予人大嘅最高權力，咪已經被顛覆咗、被破壞咗囉。所以我話，顛覆緊國家政權嘅唔係我哋，而係呢個專政嘅現實。」
鄒指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求「還政於民」，指猶如「叫一個賊仔要還嘢」。（資料相片）
要求還政於民 如「叫一個賊仔要還嘢」
鄒續說，因此結束一黨專政要求的，根本不是顛覆國家政權，而是顛覆一個不合法的黨專政，「佢要求嘅係要還政於民，等國家政權可以歸還畀佢真正嘅主人手上。」法官陳仲衡問，總綱內提綱契領的條文是否更有重要性，鄒指以普通法角度審視，「就咁講一句領導，法律上係冇意義嘅」，一定要有具體條文，提及「領導」的範圍、職責、界限、如何實施，但「呢樣嘢憲法冇存在過⋯全部係虛嘅」，認為不可以說有「領導」，實權就去了共產黨，指就算 2018 年沒有共產黨領導的條文，國家機關都是如此運作。
鄒續笑指，「我哋要求嘅係要還政於民，等於我哋而家作為國家主人，叫一個賊仔要還嘢，反而畀個賊仔話我哋係搶劫咁，呢個就係我哋對而家指控嘅理解。」
針對被告是否使用「非法手段」，鄒繼續其比喻，笑說「我哋確實主張賊仔要還返佢偷咗嘅嘢，但我哋冇主張過要扑濕個賊仔去搶返嗰樣嘢返嚟」，又形容所做的「只不過等同走咗去報案」，「我哋希望用陽光、希望用制度、希望用法律，去將我哋失去咗嘅嘢攞返嚟。」
鄒指只能用迂迴結束一黨專政，裝備公民行使公民權利，方式包括集體行動如示威遊行、輿論施壓。（資料相片）
只有「民主與法治」能達成結束一黨專政目標
在法官追問下，鄒指「陽光」意指支聯會所有訴求和行動都是公開。她又解釋作為無權無勢的普通人，「我哋唔似國安咁可以有調查執法嘅權力，可以直接將共產黨繩之於法，直接為六四負責任」，因此要去結束一黨專政，只能用更迂迴的方式，包括證據收集和保存、公眾教育和充權。
法官李運騰關注充權的意思，鄒指是很闊的概念，很多時是指累積行動經驗、有更多人權意識。李笑指即「裝備」，鄒同意「可以咁講」，李再說是「訓練」，鄒認為未必這麼有系統。李再問是「激發佢哋某啲情緒？」鄒說「我哋從來冇話激發佢哋情緒嘅」，但同意可理解為「激勵」，鼓勵人去集會、遊行，以教育「裝備大家作為公民，點樣行使返自己公民權利。」鄒續說，其他方式包括集體行動如示威遊行，以及輿論向中港政府施壓，透過普通人可以做的手段，自下而上嘗試打破中共對社會的全面壟斷，或至少減輕、削弱。
鄒續表示，「結束一黨專政」主張本身，已決定他們可用什麼手段，因他們要結束的是一種權力結構、而非某個政黨統治，唯有真正建立一套民主制度和習慣，當這些體制、法律真正限制到當權者，一黨專政才能結束。因此如理解「結束一黨專政」是終極目標，「能夠達成呢個目標嘅唯一一種手段，就只有民主與法治，其他啲咩放炸彈呀、陰謀呀、宮廷政變嗰啲，通通做唔到呢件事嘅。」
鄒續說，對支聯會而言，「結束一黨專政」不止是一個「無雷公咁遠嘅終極目標」，更是一個由專政走向民主的過程，「結束一黨專政」和「建設民主中國」如同一個硬幣的兩面、同一個過程的起點和終點，「話結束一黨專政唔畀做，等於話建設民主中國都唔畀做」。
鄒幸彤指支聯會談及建設民主，是希望建設民主精神、將其落實到生活各方面。（資料相片）
指支聯會望建設民主精神 法官打斷指審行為非思想
就建設民主，鄒解釋民主概念是「人民作主」，最低限度要有自由、公平、定期和有實質意義的選舉，讓人民揀選領袖，亦要有人權保障、落實法治、權力分立、獨立媒體、成熟的公民社會、多元包容的社會文化，作為支撐人民作「真正自由嘅自主選擇」的社會基礎。而支聯會建設民主，更重要是建設民主的精神，因想要這套制度的理由，不是崇拜西方、仇視國家，而是出於對人應該如何共處的基本信念。
鄒續說，「我哋相信，人，生而平等，相信每一個人嘅尊嚴同埋自主，都應該得到平等嘅尊重，相信冇任何人可以被當做工具咁去被擺布、被蒙騙、被犧牲。」而當他們談及建設民主，就是要將這種精神落實到生活各方面，包括個人之間交往、社群團體運作，以致國家制度設計。「唯有將呢種將每個人真正視作平等自由人嘅精神，真正可以喺個社會度紮根嘅時候，民主嘅制度先至有存活落去嘅理由、同埋存活落去嘅養分」。
法官李運騰此時打斷，說「聽到呢度先啦」，指鄒目前為止談及支聯會理念和願景，「我諗講到呢度都差唔多喇」，望更知道支聯會的實際行動，笑言「我哋更着意唔係審你嘅思想，係審你嘅行為吖嘛」。鄒說之後會講，但望讓法庭先理解支聯會理念，強調控方的等式是「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但我哋等式係要建設民主中國。」
鄒幸彤回應控方煽動指控，官一度指控方「講法基本話支聯會掛羊賣狗肉」。（資料相片）
官：控方說法即支聯會「掛羊頭賣狗肉」
鄒續回應有關煽動的指控，指控方指控他們以所謂民主或六四之名，鼓吹及傳揚支聯會組織和主張，無論辦燭光集會、六四紀念館、抗議新彊再教育營，均是鼓吹該主張。法官李運騰笑指，控方說法即說支聯會「掛羊頭賣狗肉啦」、「唔係信緊佢哋講嘅嘢啦」，大律師沈士文亦稱這是其理解。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指，「掛羊頭賣狗肉」色彩太濃厚、非他們意思，「我哋冇話佢啲嘢係假」，同意法官指是利用一些事件，不論真假，引發仇視中共的情緒，以達致推翻共產黨領導的目的。
鄒續反駁，控方依賴支聯會六四燭光集會、六四紀念館、人權倡議等行為，指是煽惑他人接受其主張、繼而煽惑他人做「結束一黨專政」的行為，並不正確，指相關工作本身已有其內在目的和意義、本身已在實戰包括「結束一黨專政」的五大綱領，並非為煽惑他人做任何事。
燭光集會「傳達嘅一直都係愛同埋責任」
鄒幸彤其後講述自己在支聯會擔任參與者、職員、義工、常委的經歷和觀察，解釋為何行為是踐行五大綱領，而非煽惑他人做犯罪行為。鄒指，支聯會成立時她只有 4 歲，自小隨母親參與燭光集會，視之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雖小時候未必全部明白，但大致理解，「當年有一班哥哥姐姐，想國家變得更好，企咗出嚟。但係就被軍隊殘忍咁殺害，而嗰班嘅劊子手卻一直逍遙法外，咁所以我哋就要去記住呢班哥哥姐姐啦，要為佢哋去討返一個公道。」
鄒回想，當時的燭光集會對她而言是第一堂公民教育課，離開受保護的環境，認識到世界上巨大的不公不義。但她說，六四燭光集會從無因為其處理主題如此黑暗，就變成充斥住仇恨、絕望的場所，相反，集會傳達的「一直都係愛同埋責任」，「係講緊我哋即使面對住世間嘅呢啲不公義，我哋其實唔係只可以袖手旁觀嘅，而係可以去企出嚟、可以做啲嘢、可以行多一步，令呢個世界向好啲嘅方向郁返一下」，而這點並非因聽從台上某個口號、發言煽動出來，而是每個去集會的人，「實實在在咁用佢哋嘅行動話我知嘅。」
鄒續笑說，六四當晚的維園，「其實係一個好神奇嘅地方」，「一行到入面，原本三唔識七嘅人，都可以瞬間變咗朋友、變做屋企人，互相照應，同憂同悲。我哋聽到難屬嘅分享，會一齊流淚，你嘅蠟燭熄咗，旁邊嘅人會主動幫你點返。落雨絲濕嘅話，隔離嘅姨姨就會同你分享佢嘅防水嘅法寶，散場嘅時候大家又會主動去執垃圾呀、剷蠟淚呀，搬鐵馬⋯」鄒說，對小時候的她來說，維園這個場域，「依種將所有人連成一體嘅嗰種魔法，係好令人嚮往嘅」，亦教她問，「究竟係咩力量，令到嚟到嘅人，都好似自自然然咁變咗做最好嘅人呢？」
鄒幸彤形容，維園燭光多年來能團結人心，因每個人都帶著愛入場、而非控方所指的仇恨。（資料相片）
「將人同人連成一體嘅係對苦難嘅承擔」
她說直至多年後，參與各種社會運動，才慢慢找到答案：「原來將人同人連成一體嘅，正正係對苦難嘅承擔，而唔會係啲咩對盲目嘅唱好。當我哋話好自豪於一個群體嘅成就，某程度上我哋就係愛緊呢個身分帶畀我哋嘅好處；但當我哋係願意睇見一個群體入面嘅不公不義、願意同群體入面最困難嘅人一齊同行，我哋先算真正講緊愛依個群體，無論講緊愛屋企人、愛國家、或者愛人世間都好。」
因此在建設民主之中，就包括要維繫述說苦難的自由和空間，讓人與人的愛可以表達出來：「所以維園咁多年佢團結到人心嘅嗰個魔法，就係嚟自於每個人帶入去嘅嗰份愛，而從來就唔係控方講嘅嗰啲咩仇恨。而我哋依啲人，堅持去講述、記錄同埋去紀念世間嘅不公，亦都從來唔係話要散播恨，而係要凝聚愛。」
赴英讀書感無組織推進議題致淡忘
鄒幸彤續說，小時候單純見晚會上「都係啲好人」、是她想要學習的榜樣，遂於中學設紀念六四的壁報板，大學赴英讀書亦延續六四紀念。當她開始做搞手，了解學習更多 1989 年發生的事、中國發生的事，過程中支聯會幫助甚多，就中國民運和八九六四屠城有詳盡資料庫，有原始影音資料和文獻等，亦有專家對中國政治社經問題的分析；又提供行動的想像與參考，笑言她在英國辦紀念六四活動亦「抄考」燭光集會流程。支聯會亦向她借用文獻資料辦六四展覽、介紹民運相關講者、協助宣傳其活動，她笑言當時她對支聯會而言，「只係一個三唔識七嘅學生妹，佢哋都願意咁幫助我信任我，我都好感激」，亦是她 2010 年畢業返港後到支聯會幫忙的原因。
鄒說，但第二個、亦是更重要的原因，「當然因為我係認同支聯會嘅工作嘅」，指赴英辦六四紀念活動時，更感受到有組織持續公開推進議題的重要性，指雖然 1989 年英國很多人對屠城很憤怒，但 20 年過去，當沒有任何組織持續講這件事、無參與的機會和習慣，人們就自然淡出、淡忘，氣氛與香港截然不同。
鄒續說，在香港「一講六四大家都知道係咩嘅事情」，六四在港能成為一個社會共識、討論中國民主人權狀況的起點，可說是「異數」，「而呢個異數係靠好多人好多年持續嘅努力先可以造成嘅」，當中不止支聯會，亦包括教會、老師、記者、政黨、社區組織甚至家長，各自在其崗位上繼續述說此事、繼續做各種行動。
形容各類活動是「揼石仔、細水長流」
她說，這些人做的每件事，無論擺街站、簽聯署、甚至出席燭光集會，都好像很微不足道，離平反六四、結束專政的目標相對遙遠，「但係如果冇咗呢啲細水長流嘅累積嘅話，我哋就永遠只能夠停留喺講 ABC 嘅階段，唔可能喺個社會度有更深入同進一步嘅討論同行動」。因此她 2010 年在支聯會任職員，很大部分就是做「呢類揼石仔咁唔起眼嘅工作」，4 至 5 月時幾乎每天推車仔擺街站。
鄒說，控方指擺街站是煽惑他人的行為，但她指擺街站要「一擊即中」、「簡單直接」，要令途人在十幾秒內知道要做什麼行動，「唔可能嗰啲場合有咩理念或隱藏訊息上嘅煽動嘅」。至於其他工作，包括教育宣傳，如辦講座、展覽、網站；亦有表態性的工作如示威遊行，及不同形式，如就六四會放風箏、清明節獻花、長跑、洗刷國殤之柱、絕食等，以表達關注和累積壓力，又試過集體剃光頭聲援劉霞。
鄒指六四的確是支聯會關注最久和「最大聲」的議題，但支聯會的「mandate（使命）」是支援內地民運，因此關注議題較六四闊很多，舉例她 2010 年任職員半年間，支聯會便曾發聲明要求釋放胡佳、尋找律師高智晟、要求賠償汶川地震死難者、確認落實 ICCPR（公民權利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要求釋放劉曉波和支持《零八憲章》等，後者更是當年六四集會主題。
形容關注國內民主運動是「票房毒藥」
鄒幸彤續展示當年第 87 期《港支聯通訊》，指劉曉波被判囚 11 年後，支聯會於通訊表示支持《零八憲章》並刊登全文，她指支聯會很多成員包括她自己有簽署憲章，多年來也會在街站派發零八憲章小冊子，形容是支聯會多人長期支持。鄒續簡述憲章內容，重申自由、人權、平等、共和、民主、憲政概念，要求中國推動政治民主化變革，並提出 19 項主張，包括修改憲法、分權制衡、公職選舉、結社自由等，當中提到「刪除現行憲法中不符合主權在民原則的條文」、「全面推行民主選舉制度」、「開放黨禁，以憲法和法律規範政黨行為，取消一黨壟斷執政特權」等，均涉憲法或法律制度的修改。
法官陳仲衡關注，即當時憲法有「一黨壟斷執政特權」？鄒說「唔係當時憲法有，係當時現實有、而家現實都有」，又解釋當時憲法雖未有共產黨領導條文，但共產黨的領導和專政，實際上就凌駕了憲法，故要「修返憲」令政黨可受其約束；而其他具體主張，則針對憲法無法實現的狀態，要「落實返憲法嘅一啲條文」。
法官李運騰關注，憲章多大程度代表支聯會立場？鄒說「我唔能夠話代表我哋立場，因為我哋係支援角色，我哋支持佢主張」；李運騰改問是多大程度認同，鄒說無具體討論每條是否全部人絕對支持，但大方向上支持，而修憲、提倡結社自由是支聯會「長年支持同宣傳」的主張。鄒又說，自 2008 年《零八憲章》發起後便一直支持，指理解其為「非常合法、合情、合理嘅憲政改革要求，但咁都要令發起人要坐 11 年監」，因此要發起釋放劉曉波等行動。
鄒又補充，很多時關注國內民主人士的行動，未必很多人認識和關注，示威遊行也只是「小貓三四隻」，劉曉波已經是例外，「但我哋做呢啲行動，從來唔係關心會唔會令我哋得到掌聲或者支持、唔係要煽動其他人支持，而係件事本身應該要做、值得去做，我哋就去做，唔係話借呢個議題煽動啲咩」，因有時這些議題對港人甚至是「票房毒藥」、「唔係咁受歡迎」。
鄒幸彤 2010 年起任關注中國勞權非政府組織幹事，四年間往返中港，形容經驗令她看見改變的可能。（資料相片）
任勞權組織幹事了解內地不公 信有可能改變
鄒幸彤續說，當時認為對中國了解流於表面和二手，因此 2010 年成為一間關注中國勞工權益非政府組織的幹事，四年間穿梭大江南北，接觸國內農民工、留守兒童、塵肺病工友等，透過一起生活、維權、上訪、各種行動和倡議，親身體會專政下種種不公，如農民工不能享城市人福利、工廠壓榨工人、工人無法組工會捍衛權益。但與此同時，她看見「改變係有可能」，靠公民社會組織動員和發聲，仍有能力在專政下推動大大小小改變，如廢除勞教制度、提高塵肺病賠償標準。
鄒說，做到上述一切的前提，是對苦難的承認與承擔，尊重每個人的經歷和經驗，「而唔係將嗰啲受屈嘅底層，只當係一啲需要清理嘅低端人口。」她指控方經常指控被告講「負面情況」，但「呢啲負面嘅情況正正係我所關心嘅人，而呢啲負面情況一直不被睇見嘅時候，根本就冇解決同改善嘅可能」。
她說在國內工作一段經驗，令她日益相信結束專政「唔淨止係一啲好宏大嘅政治體制嘅改革，而係要實實在在咁結束充斥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嘅專政，結束嗰啲喺日常入面嘅等級歧視、濫權嘅情況」，而要達成此目標，權利意識教育、民間組織培養、公民行動實踐、政制層面改革同樣重要、缺一不可。
鄒自言，當時仍在支聯會做義工，經常中港兩邊走，笑言義工的工作與職員差不多，「只不過係由受薪變咗無薪去做啦，有時可能要倒貼添，諗返都可能幾蝕底㗎」，旁聽席傳出笑聲，李卓人亦發笑。鄒續說，支聯會的義工才是真正撐起支聯會的人，「30 幾年嚟都留喺度，冇收任何代價去付出，其實比起支聯會常委，係更加之撐起呢個團體嘅力量」。
2014 年參選常委、轉行任大律師
鄒幸彤憶述其心路歷程，說做義工數年後，開始有人勸她選常委，但她很掙扎，認為支聯會是政治敏感、中共不喜歡的團體，可能影響其國內工作。而 2013 年習近平上台後，對國內公民社會打壓越益嚴重，她引一份同年 9 月的聯署聲明，指習近平稱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但實際上「就係將一啲『要求將權力關進籠子』嘅人關咗入籠子」。鄒說當時國內非政府組織瀰漫一片白色恐怖氣氛，「好多 NGO 做唔落去」，她遂於 2014 年離職，並決心參選常委、和轉行做大律師，望有較獨立彈性身位，參與國內民主運動。
鄒續簡述支聯會的架構，指有約 200 多個團體會員，每年舉行周年大會選舉常委，共有約 20 名常委，再互選正副主席，若會員認為常委「做得唔啱」，可按章程將她「踢走」，支聯會運作模式正正是民主精神的體現。法官李運騰問，「你會形容邊啲人係支聯會嘅大佬？」，李卓人和旁聽席發笑，鄒說實體是會員、日常執行是常委；李官再追問誰是「directing mind（指導意志）」，鄒答是「現任常委」，又補充是想分開「執政黨唔等於國家，領導唔等於專政嘅問題，我哋領導唔會專政到支聯會嘅」，要跟程序規矩。
鄒幸彤指，支聯會多年來據章程和相關條例運作，「30 年來都係合法合規」，並展示公司章程，提到支聯會目的是「推廣任何愛國民主運動」、「推廣中國民主改革」。法官李運騰指「呢度冇寫五大綱領喎」，鄒同意，指五大綱領是將上述公司宗旨具體化。鄒續展示她 2019 年參選常委的政綱，指屬內部文件，可反映其個人內外說法一致，當中提及想支聯會「居中溝通，揭示真相、搭橋拆牆的角色，讓國內和香港人與人之間能真正的連結起來」，解釋當時中港矛盾越趨劇烈，望支聯會能做到居中調和的角色，拆除因偏見和誤會築成的牆，「從來唔係控方講嗰種煽動仇恨、煽動分裂。」
國安法通過後，鄒在參選政綱提及「總有一些原則，不能退讓」。（資料相片）
國安法通過後 政綱指支聯會是「必須死守的堡壘」
至 2020 年《國安法》通過，鄒的參選政綱提及「支聯會是一個聯合會，是各種取態理念相異的團體聯合在一起時，所達致的最大公因數，因此在立場上它從來不是最進取的那一個，但亦正因如此，它亦是我們無可退讓的底線，是香港和中國的民主運動中，必須死守的堡壘。」鄒解釋，國安法後公民社會萎縮嚴重，當時理解支聯會角色，是在這情況下更要守住公民社會的底線原則；又指一直覺得支聯會的綱領或宗旨，只是一種求同存異的底線，並非「特立獨行、好特異」、要主動宣傳推廣和鼓吹的主張，「只係一啲香港公民社會所達致嘅最低原則、最低共識」。
法官陳仲衡關注，當中提及「但歷史上又有哪一場與專政對抗的民主運動，能為專政所容許，能『合法』地進行？」，問是否指「非法手段」。鄒解釋很多民主運動會被政權用「法律」打壓，強調從不認為他們所做的有違法之處，但政治判斷是「會用法律搞你」。法官續關注，政綱提到「支聯會的定位向來清楚，我們所反抗的、所要顛覆的、所要終結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鄒確認「我哋係要顛覆一黨專政」，又指顛覆不一定是「將合法嘅調返轉」，可以是顛覆違憲的現象和非法狀態，「撥亂反正」。法官黎婉姬問，顛覆是否推翻？鄒指此處不直接等同。李運騰亦問，是否即撼動、「讓佢變得唔穩陣」？鄒說「唔止嘅，想反轉一個專政嘅狀態」。
官追問是否「不求不墮法網」、「唔退讓」
政綱續提及，過去一年國安法通過、恐懼蔓延，「大家開始揣摸那條虛無縹緲的紅線，解散組織有之，改弦易轍有之，以求不墮『法』網」，鄒補充「法」加上引號是因不同意對「法」的理解。李運騰指，鄒是不同意上述解散、更改路線做法，會堅持不退讓？鄒同意，重申支聯會綱領只是陳述香港社會「最最最底線」的原則，「冇得退」。李運騰再笑說，即鄒若當選，就不希望支聯會「散 band」或「改弦易轍」，亦「不求不墮法網」？鄒說「可以咁講嘅」。
政綱另提及，「總有一些原則，不能退讓；總有一些立場，該活在陽光之下」，鄒重申是講五大綱領追求的事，要直接要求呼籲、不應「兜十萬個圈講」。李運騰再問，「即係唔退讓啦？國安法都咁話？」鄒笑說：「係。」
鄒幸彤表示成為支聯會常委後，認為自己在國內工作經驗和網絡，可作為支聯會與國內社運的橋樑，故保持較低調和幕後角色，繼續到內地參與社運，但不是以支聯會成員身分。法官黎婉姫問，那鄒有否在國內推動結束一黨專政？鄒說沒有公共表達，但朋友間會討論，進行的行動亦是在實踐此理念，但未必直接用這六個字。鄒續說，她一直非「前台嘅人」，即使任職副主席，也主要處理「揼石仔」的幕後工作，如資料搜集、寫報告等，「盡量唔係企最前」；直至《國安法》生效前後，其他成員被捕，才「逼於無奈要打破呢個規矩」。
結束一黨專政手段一直是「叫大家維護返憲法」
鄒續指，她曾任職支聯會維權部，負責撰寫一份 2018 年交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普遍定期審議報告（UPR），當中提及內地的人權問題、予中國政府的具體建議，因此「完全可以話呢啲報告有煽動他人進行行為嘅元素，但佢煽動個對象，最主要係中國政府」。
鄒解釋，報告大致分四類人權問題，一為司法手段打壓，指內地國安法下，失去保釋、見律師、公開審訊等權利，「當然而家同一個模式就複製咗嚟香港啦」；二為法律以外打壓手段，如劉霞遭長期軟禁，維權人士在六四、人大開會等敏感日子「被旅遊」；三為對民間組織打壓，憂慈善法、境外非政府組織法，影響組織空間；最後為向政府問責的問題，指長年以來，公眾僅紀念甚至談論六四也被捕、被判刑，亦有很多死因可疑情況，如李旺陽、劉曉波、曹順利等。
鄒強調，一直關注上述議題，就是想處理本身出現的問題，「唔係話攞一啲負面嘅情況、為咗煽動他人先去做咁多嘢」，尤其若說為煽動公眾，花這麼多心力參與聯合國人權審議機制是「得不償失」，因沒什麼公眾會知道 UPR。她又指，控方稱被告無提過修憲，就是用「非法手段」犯案，但報告列出 32 項建議，包括修改法律、建立保障人權機制、加入國際人權機制、追究侵犯人權官員的責任、停止非法行為，都是用「法治、法律」方式結束一黨專政狀態，「從來唔牽涉呼籲或煽動用咩非法手段去達成我哋目標」。
鄒又舉例，支聯會 2012 年到中聯辦請願，向十八大提出 18 項建議，抗議黨大於國，指聲明是向中共喊話，笑言「我哋唔係話冇去同佢溝通，但我哋溝通完佢哋理唔理會我哋，就係另一個問題啦」。至 2018 年中國修憲，支聯會發出「反對取消國家正副主席任期限制」聲明，鄒指支聯會明確反對修憲理由是籲人大代表根據憲法規定，全面履行捍衛人民權利、維護法治民主原則及保障人權等憲制責任，「我哋冇叫人推翻、違反憲法，係叫人維護返、捍衛返憲法有嘅權利」。她強調，一直以來要結束一黨專政的手段，就是「叫大家維護返憲法、要憲法落地、或者修憲⋯實在睇唔到邊個可以叫做非法嘅手段，唔好話違憲添，我哋叫人遵守憲法咋嘛！」
案件周一續審，鄒幸彤將繼續作供。散庭時，她笑向旁聽席雙手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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