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控煽動顛覆案，今（24 日）踏入審訊第 17 天，鄒幸彤繼續作供，就她 2019 年六四集會撰寫及宣讀的悼詞，她指是要向六四死難者致敬，承諾為他們取回公道，指是基本做人責任，不可歸類為煽動犯罪的行為。她又一度哽咽指：「悼詞入面講嘅每一個片段，4 月嘅遊行、5 月嘅擋軍車、6 月揹住相機離開屋企，跟住死咗喺解放軍槍炮之下嘅後生仔⋯都係真實發生過嘅事情，唔係話生安白造、抹黑政府。」
鄒又供述，六四紀念館並非為鼓吹傳揚「結束一黨專政」主張而設，而是為保存史料和傳播真相，當中收集和展示難屬、傷者等捐贈的珍貴文物，是在政府「洗白歷史」時填補歷史空白。法官一度質疑，紀念館曾以「走在抗極權最前線——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作宣傳，與保存史料無關、而是朝住「抗爭」的方向。
支聯會案第 17 日審訊，鄒幸彤繼續作供。（資料相片）
法官陳仲衡昨於庭上，不止一次關注《零八憲章》相關人士在內地被定罪判監，問支聯會是否支援他人作出在內地會「招惹刑責」的行為；法官李運騰並稱，就控罪中的「非法手段」是指在香港或內地「非法」，留待陳詞處理。
李卓人一方指無須考慮手段是否違內地刑法
代表李卓人的大律師沈士文今甫開庭表示，認為被告於控罪期間，是否煽惑他人使用違反內地刑法的手段，不應成為本案議題之一。他指此問題並非控方提出的控罪基礎，控方於開案陳詞只是以「違反憲法」為基礎，從無提過「違反國內刑法」作為非法手段的一種。他又指，中段陳詞後，法庭裁定控方指無合法手段可修憲的基礎不成立，只餘下第二個基礎，就是即使有合法手段，支聯會並非鼓吹修憲，而是煽動他人以其他非法手段達到目的，強調此控罪基礎不能在辯方案情完結後才增加或改變。
沈續指，法庭已裁定國家憲法屬香港法律一部分，而《國安法》22 條顛覆罪條文提及的「非法手段」，只涉及香港法律，無任何提示或字眼指此「非法手段」涉任何外國或內地的刑法。李運騰指法庭已就控方可用的檢控基礎下決定，但「佢哋嗰個『非法』都拉得比較闊嘅」，問控方認為控罪下的「非法手段」，是只在香港發生、抑或有其他見解？副刑事檢控專員黎嘉誼說，就辯方憂慮，「我哋都未完全了解係源於我哋開案邊樣嘢」。李運騰稱予控方一晚時間「諗一諗」再回應。
沈續指，法庭昨與鄒幸彤的交流，提及某人（註：劉曉波）在 2008 年修憲運動被定罪、判監 11 年，「好似呢個定罪本身證明係違法」，但問題是 2008 年定罪不等於 2020 至 2021 年案發時情況，而控方至今從來無就 2020 至 2021 年控罪期間，國內刑法情況如何、究竟內地刑法哪一項引致此前國內修憲運動違法提出證據。法官李運騰指，「我諗講到內地嘅刑法，我哋就唔知嘅，只能知道某些人因為某些事情被定罪，完了，但相關法律係乜呢？我哋冇相關證據」，又指控方未必依賴此基礎，待明日控方再澄清。
庭上早前討論《零八憲章》，法官多次有相關人士被定罪。（資料相片）
官關注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求政黨輪替」
鄒幸彤續就 2018 年她所撰的六四晚會宣言作供，指 2018 年 3 月修憲後，開始有聲音指「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是「所謂違憲、過咗紅線、必須要放棄嘅一樣嘢」，如「攞住憲法名義，迫我哋話唔可以再做自己」；而宣言正想反駁這些論點，向公眾解說為何「我哋唔可以亦不可能在結束一黨專政嘅立場上有任何退讓」，強調一黨專政是現時中國的現實，但「我哋認為呢個現實絕不合理，必須要結束」。
法官陳仲衡關注，宣言提及「結束一黨專政講嘅係咩嘢呀？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要求將權力還畀人民，要求真正嘅民主」，問「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求政黨輪替？鄒說是要求政黨輪替成為可能，但宣言字眼較簡短；法官黎婉姬指「始終你白紙黑字寫咗係『要求政黨輪替』」，鄒同意指民主完全可有政黨輪替的存在，但「唔到支聯會話要邊個政黨上台」，引李卓人作供稱「要畀返人民選擇」。陳仲衡再關注，若達致政黨輪替，就不再是憲法下的共產黨領導？鄒指關於憲法下共產黨領導範圍、憲法是否保障共產黨「永恆執政」屬法律陳詞，但同意政黨輪替是他們想見到的結果，「唔係共產黨永恆執政」。
鄒續指，宣言望強調爭取民主是無數中國人、香港人為之付出的理想，指一黨專政的不受權力限制體制，正正是歷史上無數悲劇的源頭，要終止此悲劇輪迴就要結束一黨專政；而世上沒有掌握專政權力的獨裁者「會好順攤話你嚟拎走我嘅專政權力啦」，因此獨裁者自己的反對「從來唔係放棄或退讓嘅理由，而係一早預咗需要克服嘅困難」。鄒續指，而 2018 年支聯會正正面對來自權力的壓力，當時有指再講「結束一黨專政」就不能選立法會、被 DQ，而宣言就是承諾「我哋係絕對唔會因為當權者唔鍾意我哋要結束一黨專政，就去放棄呢個主張嘅」。
官：2018 年已有聲音指唔好再嗌？
法官李運騰關注，即由 2018 年開始，外界已有聲音指「結束一黨專政」有問題、「唔好再嗌」，一直至案發時段也有人這樣說？鄒指「唔敢講持續有人咁講」，但起碼 2018 年時有，重申宣言是向公眾承諾，「講緊我哋自己要做啲咩，多於話想人哋做啲咩」。
法官陳仲衡關注，宣言提及「最終的雪崩，力量來自每一片雪花」，質疑鄒稱支聯會「唔係要求人哋做咩」，但「呢啲雪花就係你哋支持者」，最終目標是「雪崩」。鄒同意最終目標是「結束一黨專政」，因此「我哋係講緊我哋自己要做咩」，亦有鼓勵大家「同我哋企埋一齊」，「但唔係叫人要做啲唔知乜嘢嘢」。她又指，支聯會一直是由群眾支撐的組織，其行動方針是細水長流累積公民社會的共識、力量，最終達致民主社會轉型，猶如「不停將水加入一個叫公民社會嘅水塘，希望有日水位夠高時，民主就水到渠成喇」，因此每片雪花都很重要，辦聯署、街站、講座均是此策略下很重要的事。
宣言另提及「我們無法給大家路線圖，只要按步就班就能結束專政，但我們知道，令專政長存的，是個人的沉默、服從、妥協」。鄒說「我哋都好坦白承認限制，我哋畀唔到路線圖、時間表，講唔到呢種𢳂水落水塘嘅方法係咪真係成功得到，只能畀一啲大原則、方向，承諾我哋會向呢個方向做事。」她續說，「如果話我哋目的係想煽動咩仇恨、敵視情緒，就唔係好應該講埋呢啲滅自己威風嘅說話啦，會咁講正正係因為我哋做事原則係講事實、講真話，同公眾分享得嘅都係我哋真誠嘅想法同分析。」法官李運騰問，她會否希望有人支持其理念？鄒說當然，但重申其做事方法是「我哋自己行出嚟做先，然後大家再企埋一齊、一齊做，而唔係叫大家做啲唔知咩達到個目的」。
鄒談悼詞時哽咽 指為事實非生安白造、抹黑
鄒幸彤續就 2019 年六四集會的悼詞作供，解釋是向六四死難者致敬，而當中最大特徵，是很多人的姓名不為人所知，而天安門母親在很大壓力下搜集到逾 200 個死難者名單，但保守估計有 2,000 至 3,000 人罹難，現時情況不足全貌十分之一。法官關注悼詞是關於六四事件，無提及控方的檢控基礎；鄒回應控方開案有播片依賴，故望解釋相關背景和目的。李運騰亦指控方用意是指被告散播仇恨、對共產黨不滿。
鄒續說，雖說悼詞是向六四死難者致敬，「但當我哋其實喺六四依件事上面，連真相、名字、數字都未有嘅時候，我寫呢篇悼詞嘅時候，都只能好籠統咁用『你』來代稱呢班唔清楚知道佢情況嘅人。但係悼詞入面講嘅每一個片段，4 月嘅遊行、5 月嘅擋軍車、6 月揹住相機離開屋企，跟住死咗喺解放軍槍炮之下嘅後生仔⋯都係真實發生過嘅事情，唔係話生安白造、抹黑政府」。鄒幸彤提到死在解放軍槍枹下的年輕人時，一度哽咽。
鄒續說，「咁喺依班死難者亡故嘅周年，講述返佢哋嘅故事，承諾要為佢哋討回公道，只係好基本嘅做人責任，就唔可以歸類為咩煽動人犯罪嘅行為嚟嘅。」她又指，相信悼詞「最刺激到控方神經」，是「我們記住政權的惡，否認殺人的政權，譴責當局的暴行，誓為你們討回公道」一句，並指此處談及「正當性」問題，指專政政權「by definition 係冇一個真正嘅正當性」，因其無人民授權、是基於武力的權力，「更何況而家政權係靠屠殺自己嘅人民，而維持到而家嘅權力呢？」
法官黎婉姬關注與案發時段有何關係，鄒說「依個事情一直無解決過㗎，普通人殺咗人都要坐監」，又指香港警方剛於泰國追捕了 1989 年殺人的人，「同一年共產黨殺咗更加更加多嘅人，點解就唔使負責任，仲可以去坐江山呢？」李運騰指，即鄒說法是作公允評論和行使言論自由，鄒同意，重申「點解話否認依個政權嘅原因，就係一日唔進行民主選舉，一日唔為包括六四屠城在內種種罪行承擔返責任，政權係冇真正嘅 legitimacy 同正當性可言」。
官質疑與案無關 拒播李蘭菊發言片段
鄒續指，悼詞應是燭光集會主角，並望法庭播放李蘭菊在同年集會的發言，以更準確理解悼詞的性質和含義，但因控方不依賴、故沒有謄本。法官李運騰指，「我哋唔會喺呢件案討論某些事情的是非曲直嘅」，但「呢個資料如果咁講，呢單案件就審唔到㗎喇」，笑言「你知大埔火災個聽證會都唔知要審幾多日，唔知幾多百萬張資料，如你講六四事件啲資枓只會更多⋯我哋無從判斷嘅」，認為播片對案件幫助不大。
鄒在法官追問下，確認不是要證明片中所說為真實，而是望了解悼詞的背景，又指李蘭菊並非支聯會的人，而是曾於 1989 年上北京的人。法官黎婉姫質疑：「甚至唔係支聯會嘅人，你叫我哋聽嚟做咩？同本案有咩關係？」鄒重申望理解悼詞背景，李運騰則認為鄒已解釋「你對當年八九民運有啲睇法，你哋認為發生咗某一啲事」，並已表達其立場，看不到再播放另一人講述事件有何幫助。
鄒回應，因控方指控相關文字、發言煽動仇恨，但要「睇成個 context」才能理解文字的效果。黎婉姫問，若然如此，即「成個活動要聽晒，每一年都要聽晒？」鄒說是最好的做法，但無此要求。李運騰最終指，「正如我哋都唔批准控方播某些片段，呢度我諗我哋都唔批准你播嗰段」，但指「我哋明白你對某些事件有某些立場同某些睇法，以致你表述你嘅立場，呢度我哋明白嘅。」
鄒幸彤續指，控方指控整個燭光集會是借六四煽動仇恨和非法行為，但要判斷集會是否有此效果，不能單看控方抽取的謄本，因此望能完整播放 2014 年的六四晚會片段。法官李運騰指，2020 年前支聯會有何態度非本案檢控基礎；又指 2018 年修憲後整個法律形勢、憲制秩序和憲法條文已不同，難以與 2014 年相比，問鄒可否選取 2018 年修憲後的片段。鄒指控方將 23 年的燭光集會片段「擺入嚟」，李官指不代表法庭會給予多少比重，重申着重是 2018 修憲、以致《國安法》生效後，「再之前嗰啲歷史，我哋真係唔覺得同呢單案有好大關係」。
鄒稱需時檢視，李官散庭前着她選取 2018 年修憲後的六四集會片段，但事先聲明法庭未必容許由頭播到尾，指口號部分「唔係特別需要聽」，而法庭特別關注是支聯會正副主席、執委的發言，其他人士發言要令法庭滿意與案相關才可播放。
鄒幸彤強調，設立六四紀念館目的是為傳承真相、歷史，而非為煽動或鼓吹主張。（資料相片）
鄒幸彤：六四紀念館為守護及傳承真相而設 非為煽動
鄒幸彤續就六四紀念館作供，表示不同意控方指紀念館的設立是為了煽動、鼓吹傳揚其主張。法官李運騰隨即關注：「六四紀念館唔係為咗傳揚你哋主張？」鄒回應指不是為了該目的設立，指紀念館使命是守護及傳承真相，是實踐主張、而非為傳揚某一主張。李官問是否有助於「平反六四」綱領，鄒認為可以這樣說，但強調目的只是「擺返啲事實出嚟」。
鄒幸彤續指，紀念館提供及保存真相和資料，因「真相唔可以係話被任何人利用嘅工具、唔係為咗其他目的而存在」，相反「求真」是指不論這個真相「對我哋要做嘅野係好定壞，都唔可以違背、唔可以扭曲件事係點」，因此「如果話係為咗鼓吹先成立六四紀念館，係本末倒置。」鄒續指，收集、保存、整理與六四相關的資料，一直是支聯會核心工作、甚至是「立身之本」，早期以「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整理，後來相關資料用在六四紀念館，指是確保每句說話、每個行動和要求有實質基礎，「如果連屠城證據都無喺手，係好難追究返屠城嘅責任。」
李官續嘗試總結鄒的立場，指紀念館設立目的在於保存與真相相關的資料，鄒補充為「保存與傳播返個真相」，讓大家看到真實資料、歷史紀錄，「我地唔係話要灌輸傳揚咩主張，只係講返個事實出嚟比大家知」。
法官陳仲衡關注紀念館開放時間，鄒幸彤指因疫情而經常變動。李官指問題有其重要性，因控方依賴紀念館開放為煽惑手段之一，笑言如控罪期間沒開放、控罪基礎就難以成立。鄒嘗試回答，但不能確實回憶 2020 年的開放時間；又指 2021 年初因更換展覽而休館裝修，至六四前開放約 3 天，但因食環上門指沒有娛樂牌而再閉館。鄒最後補充，紀念館收集資料不為私藏，而是與公眾共享，因維繫民主社會最重要有公共討論文化，首先要有真實共享的訊息。
呈堂三本出版物 官質疑無關
鄒幸彤續指，出版是支聯會將資料與公眾分享的方式，並呈上三本支聯會出版物，包括 1989 年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報章頭版專輯》，指收集了 1989 年 4 至 6 月「左中右」、中英文報章的頭版，望讀者以「第一手報道」真切了解當時事態，「唔係為咗宣揚某種主張」。控方助理刑事檢控專員張卓勤表示，如鄒擬展示內容，控方會就相關性及傳聞證供提出反對。陳官表示，鄒已表明不是作傳聞證供之用。
鄒續指，第二本是 1990 年出版的《八九中國民運見證報告專輯》，收集當年的調查報告，包括官方說法、國際人權組織調查報告，並備有中英文翻譯方便讀者。鄒指上述兩本書均由中國民主運動資料中心出版。
第三本是 2009 年出版的《廿年生死兩茫茫 — 六四難屬的心路歷程》，作者是「天安門母親群體」、由「天安門母親運動（香港）」出版，鄒解釋「天安門母親運動（香港）」是一個在港的支援團體、聯合平台，而支聯會是成員之一。法官黎婉姬關注書籍出版年份距離控罪日期甚至 2018 年修憲甚遠，「完全無關係喎」；鄒回應指「書唔係出版咗就完，呢啲係我哋賴以做以後工作嘅紀錄、根本。」法官李運騰續亦提到，六四紀念館有出售這些書籍，鄒確認並形容為最重要館藏。
鄒續指，收集難屬證詞、證據的工作要趁當事人在生、記憶猶新時進行，否則會散失，而第三本書 23 名難屬中，有 6 位已去世。法官陳仲衡關注，書籍與平反六四、追究屠城責任有關，「但我哋畢竟審緊係『結束一黨專政』呢個綱領」。鄒幸彤回應指：「結束一黨專政嘅基礎係首先有紮實嘅事實根據，我哋保存事實嘅工作，都係結束一黨專政下嘅一種努力嚟。」鄒又表示，收集證據是與時間競賽，不能等到無風險、解禁後才去做，而除了六四還有其他侵犯人權事件，是支聯會長期工作；又補充這三本書對自己而言也是「最重要嘅參考書」，一直有使用。
鄒幸彤以二二八、納粹紀念館作類比，指六四紀念館的設立在於展示歷史。（資料相片）
官質疑紀念館出售紀念品：唔係話保存資料
鄒幸彤續指，實體館是收集資料後很自然的發展，以實體空間提供渠道，讓外國、國內人士可了解事件、家長可向子女說明當年發生的事、老師可向學生講述真相。法官陳仲衡續指，據承認事實，控方在館內搜出的物品，似乎是一些提供予公眾的紀念品或售賣的物品，如文件夾、名片套、帽、T 裇、明信片、宣傳單張等，指「呢啲物品目的就唔係話保存資料，而係派發或售賣畀公眾參觀人士」。鄒確認，但指很多博物館、歷史展覽館也有紀念品出售，「冇乜特別證明到啲咩喺入面」。
鄒幸彤續指歷年從難屬、傷者、記者等收集許多很珍貴的歷史文物，無法用出版形式傳達，要透過實體空間讓人觀察、感受才能發揮作用，包括天安門母親捐出遇難兒子戴的頭盔、被子彈打碎的眼鏡，方政捐出被坦克輾斷雙腿後坐在路邊的相，張健捐出埋在大腿的子彈。鄒說：「六四嘅難屬、親歷者如此信任我哋，將佢哋親人、自己好珍貴嘅物品都捐贈畀我哋，當然相信我哋唔係用個館嚟鼓吹自己、宣傳支聯會啦，而係真正為六四呢件事，亦認同我哋做事嘅方向，先至會畀依啲咁無價嘅饋贈俾我哋啦，只可惜我哋而家係冇辦法守護佢哋交託畀我哋嘅呢份責任，所以都真係好對唔住佢哋。」
以二二八、納粹紀念館類比 欲填補歷史空白
鄒幸彤以香港歷史博物館、台灣二二八紀念館、納粹紀念館類比，強調六四紀念館的設立在於展示歷史、提醒人不要重蹈覆徹，「唔可能話二二八紀念館係為煽動對國民黨嘅反感而設立，六四紀念館都同樣，唔係煽動鼓吹人認同支聯會主張，或煽動人加入支聯會，呢個唔係佢嘅目的。」她又說，保存歷史事實、向下一代傳達發生何事，本應是政府責任，「但當政府唔做呢啲工作，仲努力咁去洗白歷史，支聯會先去補上，填補返歷史嘅空白。」
陳仲衡續關注，六四紀念館的宣傳資料寫有：「走在抗極權最前線 —— 從八九六四到反送中」，質疑與保存史料無關，而是支聯會的抗爭目標，朝向「抗爭」的方向。鄒幸彤表示，辦任何紀念館都是有理念支撐，但不等於目的是煽動某些主張，而該展覽是講述運動的歷史資料，比較「反送中」與「八九六四」，「展示返件事情係咩」、講出「嗰啲政府唔去講、而我哋覺得必須要去講」的部分。
陳官追問，單張寫有「中共的極權魔爪愈伸愈長⋯⋯兩場運動面對同一專制極權」等說法，「平情而論，唔係主要講緊記載歷史事件？」法官李運騰亦關注，紀念館是否除展示六四物品，亦會進行其他活動。鄒同意有辦其他活動，但解釋展覽比較「反送中」與「八九六四」的歷史，是望大家以較切身事情關注六四；又指陳官所提及的是介紹展覽的宣傳品、並非展覽本身，她無法避免有自己的立場，但若以單張說並非講歷史事件，並非公平做法。
鄒幸彤指 2019 年六四紀念館旺角新館開張，但即遇社運和疫情。（資料相片）
指建館過程一波三折 非為「煽動」無聊目的
鄒幸彤簡述六四紀念館設立歷史，指 2012 年於深水埗成立臨時紀念館，翌年在城大設三個月展覽，同年底籌到足夠資金，於 2014 年在尖沙咀開設永久紀念館。法官李運騰打斷，指不用詳細知道建館過程，因為控方並非指開館犯法，又指鄒已經闡明紀念館是為了保存史料、傳播真相而設。鄒回應，是想反駁控方指支聯會借紀念館煽動人加入支聯會、支持經費。法官李運騰與黎婉姬分別表示，法庭不用知道建館詳情，想集中在 2018 年之後的事。
鄒幸彤遂提及 2019 年旺角新館開張，「開館前已有人上門搞破壞」，至 2019 年開館即遇社運和疫情，「冇幾耐已被國安冚咗檔，所以新館真正見到公眾嘅時間唔算好多。」她續指，開設紀念館是蝕本生意，支聯會常委經常就紀念館是否辦下去辯論，指成本高之餘又要面對破壞與滋擾，以及來自政府不同部門的刁難，如娛樂牌照、防火條例、地契等，「但我哋都不顧一切要做好依件事，就正正唔係話要煽動自己呢啲咁無聊嘅目的，而係見到做呢件事嘅必要性同急切性，見到歷史不停咁被消失，再唔企出嚟做就做唔到落去。」
鄒要求播放紀念館紀錄片遭拒
鄒幸彤接着指出，支聯會廿多年來收集到許多文物、相片、報章、書籍、證詞，均是想在紀念館向市民分享的資料，但這些是「六四紀念館冚檔後，已無任何渠道可以接觸到嘅嘢，所以關閉咗六四紀念館係阻礙咗呢啲好重要嘅資訊流通。」鄒續指，在尖沙咀舊館關閉時，因擔心之後無法再設立，找來謝志峰拍攝紀錄片，望日後就算無法去到實體紀念館也可透過片段虛擬參觀。
鄒認為要中肯評價六四紀念館展示什麼、想傳達什麼，應在庭上全片播放。李官問鄒想賴以說明什麼，鄒指片段是支聯會製作、紀錄了整個館的展覽內容，望中肯去判斷是否如控方所言具煽惑效果。張卓勤關注片段紀錄的並非案發館址，相關性低；鄒幸彤指新館成立後沒時間空間做完整紀錄，所以只有舊館片段。
法官李運騰提醒，本案不是在審六四紀念館，而是「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我哋都知六四紀念館有好多文物啦，你可能好想用呢個機會讓人睇到你其實擺咗啲咩喺入面畀人睇」，但認為非審訊目的，而法庭已大概了解文物性質，認為不需看片段。
控方將紀錄片列為證據 官裁與本案無關拒批使用
鄒幸彤再爭取播片，表示控方揀選了館內一些物品、單張或展板為證據，卻沒有全面展示紀念館。李官表示明白，但強調本案關注的是案發時期，「案發前你哋喺個館做乜、嗌咩口號咩都好，都唔係犯法㗎嘛」，又指是關注案發期間，有否在紀念館做紀念六四以外的事。鄒再次指出，是因控方將片段列入證物，但庭上沒有播放、也沒有騰本，所以想請法庭看片。李官指並非所有放入證據冊的內容必然幫到法庭。
法官黎婉姬請控方解釋將片段列入證據的原因。黎嘉誼指有充分證據顯示被告透過六四紀念館加強鼓吹「結束一黨專政」的效果。李官指控罪期間發生的事才有意義，指《國安法》立法之前，「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喺香港冇一條罪㗎嘛」。控方提到 2021 年警方搜館，李官於是問是否即與案件相關、應該要看片？控方表示是節錄。三位法官商議後認為片段與案無關、亦無助於處理本案，「根本唔應該在審訊文件冊出現，無論係控方定辯方都唔可以使用」，故不會觀看、亦不會視作證據。案件明早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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