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8 月 21 日裁決，不認罪的李卓人和鄒幸彤，因本案已還押近五年。案中，支聯會叫喊超過 30 年的口號「結束一黨專政」，被控方指控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是煽動以「非法手段」顛覆國家政權。不過辯方反駁，「結束一黨專政」只是要求結束不合法的「黨專政」、建設民主中國，不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被告對中共無敵意、沒顛覆意圖，控方亦未能提出支聯會鼓吹人用什麼行動「結束一黨專政」。
到底控方指控是什麼？辯方如何反駁？庭上又是如何處理中國憲法、及六四等議題的爭議？裁決前夕，《集誌社》整理 24 日審訊中的九項關鍵內容和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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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何俊仁及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8 月 21 日將裁決。
控方的檢控基礎是什麼？
支聯會、李卓人、何俊仁及鄒幸彤，被控「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指他們在香港煽動他人以「非法手段」作出「旨在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即推翻、破壞中國憲法確立的中國根本制度，或推翻中央政權機關。當中，控方將「非法手段」定義為「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違反中國憲法（特別是第一條和序言）」，將所謂「違反中國憲法」的手段視為「非法」。
指控的核心在於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結束一黨專政」。控方指支聯會以「所謂民主或六四事件之名」、配合針對國家的負面內容，鼓吹傳揚「結束一黨專政」主張，雖然沒明確或詳細計劃，但該主張的「自然和合理效果」，就是要「結束中國共產黨領導」。
控方指控核心在於支聯會五大綱領之一「結束一黨專政」，指等如結束共產黨領導。
控方的邏輯是，中國憲法第一條在 2018 年修訂後訂明，「社會主義制度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中國共產黨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度」，反映中國共產黨領導就是「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不存在任何合法手段」結束。因此被告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必然是煽動以違反中國憲法的「非法手段」來顛覆國家政權。
不過，這個檢控基礎於中段陳詞被法庭駁回。法官認為議題事關重大、影響深遠，但控方陳詞「流於表面」，未提供足夠分析和典籍、無傳召專家作供，不會考慮。法庭只會考慮控方的第二個檢控基礎，就是即使有合法手段結束中共領導，支聯會實質上不是倡議修憲，而是煽動人以不合法手段推翻共產黨領導地位。
法庭應如何詮釋中國憲法？
案中控罪元素涉及中國憲法，法庭應如何理解、應用有關條文成為關鍵。本案未有傳召任何中國憲法專家作供，鄒幸彤指憲法解釋權在全國人大常委，香港法庭無權詮釋，加上香港律師和法官受普通法訓練、欠相關知識，在沒有專家證據、控辯雙方無共識下，法庭甚至不應從字面理解憲法條文。
控方同意香港法庭無權詮釋憲法，但指條文字眼非常清晰，可按字面理解、應用，無需專家證供協助。李卓人一方亦認為法庭可按字面理解，但若控方有超出字面意思的陳詞，便須有專家證供協助，否則不應接納。
法官最終裁定，憲法中能直接適用香港並與案相關的條文，包括控方依賴的序言及第一條等，法庭可按字面意思及上文下理，理解其明顯意義作斷案根據，但不能依賴字面以外的含義。
控罪元素涉及中國憲法，控方並未傳召作供，法官裁定可按字面意思及上文下理理解其明顯意義。
如何處理六四等政治議題？是非曲直是否相關？
支聯會被控，六四等政治議題無可避免進入法庭。控方於開案陳詞表明，本案非政治審訊，不涉審理任何關於民主、六四、對國家批評、歷史、政治制度優劣的議題，而國家憲法是否如被告所說符合民主、抑或如其所指的負面內容等等，「根本與案無關，法庭無須處理」。
不過，控方同時指控，被告利用相關時事命題煽動，透過負面內容激起對政權的憎恨，以加強煽動效果，又透過六四集會和紀念館等傳揚「結束一黨專政」。法官一度笑言，控方是指支聯會「掛羊頭賣狗肉」，不過控方否認，指「我哋冇話佢啲嘢係假」、亦「可以係真」，重點是利用相關事件引發仇視中共，達致推翻共產黨領導。
控方指控被告利用時事議題煽動，又利用「六四紀念館」等傳揚主張。
控方的說法遭辯方否認。李卓人說，支聯會的行動都是就具體發生的事件作抗議，如劉曉波判囚、劉霞被軟禁、709 大抓捕、李旺陽被自殺，並非假借民主之名抹黑。鄒幸彤強調六四是真實發生的事，非生安白造、抹黑政府，六四集會的重心在悼念，而紀念館是為保存和傳播真相，被指為鼓吹綱領而成立是本末倒置：「六四從來唔係被我哋利用去煽動『結束一黨專政』嘅工具⋯佢係人命、係鮮血、係政府要面對嘅罪行，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
而當鄒幸彤傳召證人作供，欲講述六四發生的事時，法官多番打斷制止，強調不判斷六四的是非曲直。鄒反駁，控方指控被告抹黑造謠，因此需要基本事實判斷指控是否屬實，如確立支聯會講事實、要求有理有據，便屬言論自由的範圍。不過法官重申，法庭無從判斷是否真實，強調此案不是審六四、而是有否犯《國安法》，「唔會畀你用呢個機會做政治宣傳」。
不能談政治、但控方又以政治推論被告意圖。李卓人一方結案時提到，若法庭不處理相關議題、無法判斷批評是否有道理，便不應得出被告是利用相關議題抹黑或令人憎恨中共的結論。
鄒幸彤強調六四是真實發生的事，指六四「係人命、係鮮血」，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
「結束一黨專政」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等於「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
控方指控核心，基本上是一串等式：「結束一黨專政」＝「結束共產黨領導」＝「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被告承認堅持「結束一黨專政」，但反對是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
李卓人解釋，支聯會期望結束專政、而非共產黨領導，而專政與民主對立，「結束一黨專政」是希望人民享有基本權利、建立公民社會，有討論民主的基礎，再交由人民決定共產黨是否繼續領導，「共產黨係唔係領導唔係我哋講，係人民講」。他又引歷任國家領導人的言論支持說法，如毛澤東曾承諾建國後不搞一黨專政、趙紫陽指共產黨不能壟斷執政。
李卓人作供時引述歷任國家領導人的言論，如毛澤東曾承諾建國後不搞一黨專政、趙紫陽指共產黨不能壟斷執政。
鄒幸彤指「一黨專政」是指權力結構、「共產黨領導」是指某集團實權，兩者概念不同、不可比，「結束一黨專政」是要求還政於民、結束黨大於法的狀態，不是等於「結束共產黨領導」，而是等於「建設民主中國」。
控方曾質疑被告提「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求政黨輪替、「改朝換代」。不過兩人重申，主張是由人民決定共產黨是否執政，民主制度下政黨輪替屬尋常。
而即使「結束一黨專政」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辯方亦反對等同「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辯方指「推翻」有打倒、用武力、不正常方式等劇烈改變秩序的意思，而「結束」不涉打倒之意；支聯會 30 年來是滴水穿石推動人權、單純提倡口號沒具體行動，不可稱為「推翻」。而「破壞」具惡意，但支聯會講求事實、行使公民權利，即使傷害共產黨領導地位，亦不構成「破壞」。
辯方亦質疑共產黨領導是國家根本制度的說法。鄒幸彤指憲法字面上無賦予共產黨任何實權，控方指共產黨主導一切，只是反映政治現實。而國家根本制度只有一個，就是社會主義制度、並可包含各種元素，而詮釋憲法時要考慮立國根本原則，不能單從字面得到。她認為法庭既已限制只能字面理解憲法，便無法得出控方解讀是否正確；而若憲法根本原則是民主憲政，要求結束一黨專政就不可能違憲。
鄒幸彤、李卓人一方多次指出，控方一直未有提出，支聯會鼓吹人用什麼行動以「結束一黨專政」。
被告有否煽動人用「非法手段」？控方如何確立被告用「非法手段」？
控方檢控基礎，是支聯會並非倡議修憲，而是煽動人用「非法手段」推翻共產黨領導。「非法手段」是案中重要控罪元素，辯方指這是案情的「致命傷」，因控方一直未能提出，支聯會鼓吹人用什麼行動以「結束一黨專政」。
李卓人作供指支持「結束一黨專政」，但不會叫人付諸行動，「我哋唔會話你做啲嘢結束一黨專政啦」，叫人付諸實行的都是具體行動，如簽名要求釋放劉曉波、寄聖誕卡予在囚人士。鄒幸彤亦指，六四集會、紀念館、人權倡議等工作，本身已有其內在目的和意義，是實踐五大綱領而非煽惑他人做任何事。李卓人一方結案指，支聯會是支援、教育角色，又指如支聯會真有煽動人做具體行動就「真係好失敗」，因 30 年來無論多少人參與集會遊行，香港並無任何一件事，是按支聯會推動而實行以達致結束一黨專政。
鄒幸彤又強調，一黨專政是權力結構、非某政黨統治，只能以民主與法治手段結束，普通人只能以迂迴方式，如證據收集保存、公眾教育充權、輿論施壓等，嘗試自下而上打破壟斷。她引述何俊仁的文章〈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提到三途徑包括領導者自我改革、暴力革命、民間和平抗爭，而支聯會拒絕暴力革命，多年來是和平抗爭，舉例曾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交報告，提及內地人權問題、予中國政府的多項建議，皆是呼籲用法治、法律結束一黨專政，「主張賊仔要還返佢偷咗嘅嘢，但冇主張過要扑濕個賊仔去搶返嗰樣嘢返嚟」。
鄒幸彤曾傳召家庭主婦岑麗芳作麻，她供述曾以市民身分參與六四燭光集會和五月底遊行，目的是悼念死者。
控方另質疑，被告從無提過修憲；不過李卓人及鄒幸彤表示，支持包括修憲的民主運動，支聯會對《零八憲章》的支持亦反映期望合法修憲。
就控方指，被告倡「結束一黨專政」的「自然合理效果」是推翻共產黨領導，鄒幸彤反駁指擺街站等行動，自然合理效果就是叫人去集會，不會因過程提及「結束一黨專政」，而變成鼓勵人做「唔知係乜但又違憲兼結束到一黨專政嘅行為」。而她傳召的市民證人，同樣供稱多年來參與集會是想悼念死者，而非因認同五大綱領而做甚麼事；李卓人一方則指，香港市民「唔係傻」，不同意港人對「結束一黨專政」理解必然與控方一樣。
針對控方將「非法手段」定義為「違憲手段」，李卓人及鄒幸彤強調，憲法是制約政府而非人民，不認為普通人可違憲。辯方批評控方是「循環論證」，定義違反憲法第一條是非法手段、又指顛覆目標「結束共產黨領導」是違反憲法第一條，即以「違憲」同時證明目標和手段，等同指被告「以違反《國安法》 22 條嘅手段違反《國安法》22 條」。
被告有否煽動顛覆意圖？
控方在此案要證明「雙重意圖」，即被告除意圖煽動人做顛覆行為、亦要有意圖煽動顛覆。控方以被告對共產黨懷敵意，推論他們具顛覆意圖；辯方否認，強調目標是建設民主中國而非顛覆。
李卓人接受盤問時，同意認為中共是獨裁政權、打壓人民、扼殺民主，但不同意對中共懷極大敵意，說「我心中無敵意，只有愛」，指自己的批評是基於對人民的愛，希望共產黨能改革、令人民得到應有權利，自言「絕對愛國」，望國家民主、富強、自由，人民有好的未來；辯方強調控方無證據李卓人是「口不對心」。
鄒幸彤重申主張「結束一黨專政」是顛覆不合法的黨專政，要求向當權者問責、「還政於民」，指現時指控「等於我哋而家作為國家主人，叫一個賊仔要還嘢，反而畀個賊仔話我哋係搶劫」。法官曾問，她是否將中共置於敵對，她說不會用「敵人」字眼：「學劉曉波先生話齋，我們沒有敵人，我哋反抗嘅係個制度。」
鄒幸彤指不會用「敵人」字眼形容中共，引述劉曉波指「我們沒有敵人，我哋反抗嘅係個制度。」
是否明知「結束一黨專政」違法？
控方指控被告在《國安法》生效後，明知「結束一黨專政」違法仍堅持，辯方一概否認。李卓人指，當時「相信自己係完全唔會違法」，指 30 多年來均無人指「結束一黨專政」有問題，《國安法》後亦無任何人或警方指該口號違反《國安法》、或以危害國安為由禁制支聯會運作，2021 年六四集會也是以疫情、而非國安為由禁止。
鄒幸彤承認支聯會曾討論如何應對《國安法》，但認為「爭取民主唔可能犯法」、風險亦「冇得避」，最後結論共識是堅持五大綱領。法官指，即當時他們意識到有法律風險，鄒不同意，指認為法律上沒有犯法、而是有政治風險，認為《國安法》或用作政治打壓的工具。
鄒幸彤承認國安法實施後，支聯會曾討論如何應對，最終共識是堅持五大綱領。
「結束一黨專政」是否受言論自由保障？
控方認為言論自由不是絕對，被告鼓吹「結束一黨專政」，意圖煽動受眾顛覆政權，已超越人權保障的界線。
李卓人一方指，中國憲法 41 條保障公民對任何國家機關、包括共產黨作出批評的權利，而支聯會從無呼籲人以任何手段、包括非法手段結束專政，純粹喊口號、提出政治要求，應受言論自由保障。鄒幸彤亦指，在尊重言論自由的社會，倡議政改、批評政府行事等正常不過、亦有必要，而涉案言論是要限制和監察權力，不受政府歡迎，法庭要警惕政府對言論無限上綱。
法庭上曾討論，被告支持劉曉波及其發起的《零八憲章》，支援人做在內地可能招惹刑責行為，是否涉及顛覆罪中的「非法手段」。
煽惑人違反內地法律是否違國安法？
李卓人和鄒幸彤作供時，提及支持劉曉波等發起的《零八憲章》。法官關注相關人士在內地被定罪判監，被告是否支援人做在內地可能招惹刑責的行為，又指顛覆罪中的「非法手段」是指在香港或內地非法，宜留待陳詞處理。
不過，李卓人一方質疑，控方檢控基礎是違反憲法，從無提過「違反國內刑法」是非法手段，而非法手段應只涉香港法律，被告是否煽惑人用違反內地刑法的手段推動修憲，不應成為本案議題。控方亦澄清，「非法手段」只針對違反中國憲法、而非刑法，而煽動行為要在香港發生，被告要在香港發出煽動訊息、受眾為香港人、在香港接收，只需證明受眾接收煽惑訊息，即使無做出被煽惑行為都可證明控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