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輸署 2024 年 1 月初宣布收緊車輛查冊，因新聞用途等原因查車牌只能透過「例外情況」申請，由運輸署長「把關」。記協向高等法院提出司法覆核，質疑新政策限制新聞自由，要求裁定違憲。法官高浩文今（6 日）裁定記協敗訴，強調政策非「一刀切」拒絕所有出於新聞目的之申請，而批准相關申請或致個人資料廣傳，署長為保障私隱，更小心審視屬合理，政策沒有不合比例限制新聞自由；又指試圖獲取他人資料的人，也會面臨個人私隱權受侵犯的風險，不認為以「調查報道」為名就能完全免除此後果。但法官同時指，署方描述政策目的為向受車輛「直接影響」人士提供資料，是對條例廣泛目的之「錯誤詮釋」，應予以更正。
法官又在判詞附加「後記」，提出自政策實施以來，「初期問題」階段必已結束，有理由期望申請時間會大大縮短，而由記者提出、具令人信服的新聞理由的申請，應可獲較迅速評估。最後強調新聞自由和權利，在評估和批准申請的過程中，是可以、亦應該被恰當地認可，和予以適當程度的信任。記協發聲明回應表示遺憾，認為判決無實際考慮業界申請時困難。
運輸署在 2024 年 1 月收緊查車牌，記協其後提出司法覆核，法官今頒下判決，裁定記協敗訴。（資料相片）
法官：新聞、私隱權存衝突 非絕對可被合法限制
法官高浩文判詞一開始表明，本案需要解決兩項基本權利之間產生的衝突，即當行使一項權利時，會侵犯另一項權利，反之亦然。他指，一邊是言論自由，包括新聞自由；另一邊是私隱權。言論自由本身便重要、因此被重視，同時有重要的工具性、廣泛的目標，資訊和思想的自由流通能促進公共辯論，「煞停」公職人員濫用權力，並有助揭露政府或司法的錯誤及犯罪行為；但私隱權或個人資訊保護權，也反映重要的文明價值。
高浩文同意政府一方指，說所有人包括記者有權在沒給予理由下迫政府披露私人資料，不可能是正確，因這明顯侵犯私隱權；政府必然有責任防止相關資訊的隨意發放。而有關政策同時牽涉言論自由和私隱權，並有潛在衝突，相關權利因而不可能是絕對，而是可被合法限制。
法官按目前運輸署的政策，區分兩種申請取得「車輛登記冊」資料的途徑，一為「自動」，即申請人為車主本人、獲車主同意者，或受車輛直接影響人士；另一為「公眾利益」，即如不符上述情況，可向運輸署長提出書面申請，在公眾利益大於車主私隱權才會批准。
官裁署方錯誤詮釋立法原意
記協一方提出五項理據，首項指條例立法目的寬廣，涵蓋真誠的新聞調查，署方政策是「越權」（ultra vires）；運輸署長一方則認為讓記者獲取個人資料並非立法原意，署長沒絕對義務不問情由提供。
法官高浩文同意記協一方指，政策目的加入受車輛「直接影響」人士才可獲資料的字眼，是對條例廣泛目的之「錯誤詮釋」，認為新聞用途必然符合政策目的；而署方另設「例外情況」訂明可因公眾利益申請，似乎與其理解的目的有所矛盾。
但法官認為，有關理解錯誤沒有影響指引做法，即仍可循「自動」和「公眾利益」兩種渠道提申請，符合條例促進資訊和新聞自由的義務；而據「蔡玉玲案」，署長要制定某種形式的申請程序，但可限制要求提供申請的用途，做法符合終院裁決。他又認為不難理解，為何並非受車輛直接影響的人，在申請資料時要提供原因，而那可能比保險單需更仔細的審視。
就記協一方指，個人資料的保障在新聞用途下可獲豁免。法官同意運輸署一方指，《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沒有規定署長有義務披露個人資料，亦非向新聞活動和記者全面豁免，須「有合理理由相信」個人資料的發布是符合公眾利益。而現行政策列明，署長要信納作出披露所涉公衆利益，大於登記車主的私隱權及其他人和社會的合法權益，法官不認為遠比私隱條例具限制性，只是署長權衡有否合理理由的其中一步，認為署長制定一個更細察部分申請的政策，並沒有越權。
法官認為政策沒一刀切拒絕所有新聞用途申請，署長需平衡保障私隱權。（資料相片）
官：延誤屬保障私隱的必要「副作用」
記協一方亦爭議，政策不合比例地限制言論、新聞和獲取資料的自由，質疑新政策下，涉新聞用途的申請者要證明涉重大公眾利益等，令申請變得特別困難、處理時間更長及更難獲批；而政策亦不合比例侵犯查冊者自由，憂記者個人資料會洩露予受查對象。運輸署一方則指，署長需相關資料決定是否批准，若過早向記者披露，或會影響調查、有「起底」風險等，有必要透過政策保障車主私隱。
法官認為，政策並非「一刀切」拒絕所有出於新聞原因的申請，只是相關申請不符「自動」的途徑，需提供更多詳情和理由；又指批出相關申請，有可能導致個人資料廣傳，需更小心被審視。法官續指，在此較嚴格的審查下，署長決定前要考慮不少因素，延誤是自然、可預見的結果，非超出合理所需，不認為署長是故意延長新聞申請的處理時間、亦非用延誤來打壓新聞申請，延誤只是達致政策保障私隱目的之必要「副作用」。
裁政策非不合比例限制新聞自由
法官又指，認為記協一方憂個人資料洩露予受查車主的論點有一定說服力，但他認為這是雙向 —— 那些試圖獲取他人個人資料的人，也會面臨個人資料和私隱權受侵犯的風險，不認為僅以「調查報道」為名就應完全免除此類後果。一般而言個人資料被披露的人，也有權知道其資訊是向誰披露。
至於車主的私隱權，法官不同意因車主曾同意登記資料、就有義務同意發放其個人資料，相反出於新聞目的之申請人，則可逃避他們自己的資料向受查車主披露。對記協一方指，記者有專業守則，較其他人不會濫用個人資料，法官認為有一定道理，但指儘管言論和新聞自由是香港社會基本原則，「記者」頭銜本身不應有凌駕他人的「特權」。正如運輸署一方指，記者在香港沒專業發牌，任何人都可聲稱是出於新聞目的調查的記者，但另一方面，若有申請人提及是記協會員，法官認為署長也應給予一定考慮，因知道他在收集和發布資訊須遵守相關守則。
法官重申，政策沒有一刀切拒絕新聞用途的申請，希望查冊的記者仍可獲得相關車牌資料，只是比起其他用途可能需要稍為高的門檻。在衡量言論自由和私隱權後，法官認為政策沒對記協一方構成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unacceptably harsh burden）；相反，若容許記者以空泛的「新聞目的」，循「自動」途徑申請，則會對車主有不可接受的嚴苛負擔，令其私隱權被嚴重侵犯、亦違反署長保障私隱的責任。法官因此裁定，政策就新聞用途申請的限制，非超出保障車主及社會私隱的合理所需，沒有不合比理限制言論新聞自由。
政策非刻意排除新聞申請 非不合理
記協一方另爭議，政策將涉新聞目的之申請排除在一般申請外，與其他申請有差別待遇，屬不合理。法官拒絕接納，重申政策非刻意排除新聞申請，雖然循「公眾利益」途徑申請有一定限制，亦較「自動」途徑為慢，但署長是保障車主私隱，不代表任何合理的人會認為相關做法荒謬至極，以致任何理智的人都不會有此決定。法官又指，事實上，有一個針對一些車輛登記日期的新聞用途申請，在署長認為披露資料的公眾利益超過了車主的私隱權下，獲得了批准。
至於記協一方爭議，現行政策會將申請人姓名和目的等資料通知有關登記車主，是違反記者新聞自由的基本權利，屬不合理、不合法約束署長的酌情權。法官指，只有當申請成功，以及車主有登記運輸署電郵通知服務，才會收到相關通知；而相關披露範圍非常狹窄，自 2021 年 1 月發出了 95,767 份車輛登記細節證明書，有 12,150 名車主參加電郵通知服務，只有 951 封電郵曾發出，即每 100 個成功申請的證明書，只有一個車主獲通知，此嚴格過濾系統，反映署長有運用其酌情權。他亦認為，電郵通知服務讓車主對潛在私隱風險有警覺、防止資料被濫用，被披露資料者與尋求披露者具類似權利，現時做法已取得平衡。
法官指部分被拒絕申請的例子，屬於非緊急，如涉及 2019 年的 721 元朗事件。（資料相片）
指署方與申請人積極溝通 拒納涉不合理延誤
最後，記協一方舉出《香港01》、《明報》、Now 新聞及《集誌社》申請查車牌的例子，質疑涉不合理延誤及拒絕；署方則質疑相關申請非緊急、旨在測試新政策，而署長與申請人持續溝通，不涉不合理延誤。
法官審視該六個例子，指署方與申請人曾分別有一至五輪的問答，當中由首次要求補交資料到收齊資料相隔 19 至 122 日，提交申請至作出決定則相隔 100 至 171 日。法官認為，署長沒有不能解釋或刻意的延誤，指更複雜的申請需更仔細審視、或諮詢其他部門，署方與申請人亦有積極溝通。他亦同意部分申請非緊急，如涉 2019 年 7 月 21 日事件的申請，事件距申請已有 5 年。法官指，上述申請均在政策剛制定時提出，同意運輸署一方指，或是實施完善政策時的「初步問題（teething problems）」，雖然其意思並非所花時間特別值得稱讚，但認為不構成不合理延誤、未達不公的門檻。
針對其中三個申請被拒，署長均稱有其他合理渠道達致相關公眾利益、未能證明索取資料如何達致該利益、及可按公開資料報道。法官認為，署長已適當考慮相關因素，包括所索資料如何實現預期的公眾利益目的、保障資料的措施、有否其他合理可行方法取得資料、對其他人或社會權益的潛在損害，不認為屬不合理。但他亦指，沒證據相關傳媒曾經或將會濫用所得資料。
高浩文總結，記協一方的基礎無一成立，駁回司法覆核申請；但就署方在登記冊設立目的之錯誤描述，即登記冊目的是向受車輛「直接影響」的人士提供資料，他認為應予以更正。
判詞附「後記」提應認可、信任新聞自由
高浩文於判詞最後附上「後記」，提及本案具公共重要性，對任何出於「真誠的新聞調查」而尋求披露車輛詳情的申請人都具重大影響。他在本案被說服政策並不違法，而據該政策提出的個別申請的處理方式，並未達至公共法律不合理的較高門檻。
然而，高浩文指自政策實施早期的申請以來，隨時間過去，任何「初期問題」（teething problems）的階段一定已結束，有理由期望申請處理時間會大大縮短，而相關權衡工作，一般亦不需進行最詳盡的調查。相反，人們可能認為一個由具適當資格的記者提出、並有令人信服的新聞理由的申請，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可得到較迅速的評估，這並不意味要在一兩日內完成，但亦不應耗時數週。他亦不認為，處理申請需時應因署長判斷是否「緊急」而有所不同。
高浩文續指，政策本身在權衡各權益時，有提及「其他人和社會的合法權益」，在他看來正是充分體現言論自由及新聞自由的基本權利。他最後強調，新聞自由的行使，首要是為了其他人和整體社會的利益，而非為了個別記者或記者群體；而他認為有關自由和權利，在評估和決定是否批准申請的過程中，是可以、亦應該被恰當地認可，和予以適當程度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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