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子琪
發表日期：2023年1月20日
這大概是第一次有被告在法庭上較為完整地說出，一套關於2019年社會運動及傳媒角色的非官方論述。
獄中還押接近一年，立場新聞總編輯鍾沛權、署任總編林紹桐在案件開審後保釋成功，如今每個審訊日的早上，都可見到他們背著雙肩背包坐在法庭外，等候開庭。鍾沈靜內斂，林溫和敦厚。由於鍾首個作供，他總會提前坐到證人席上，銀色水樽擺在左邊，法庭書記交來的資料擺在右邊，每張都整齊疊放，A4紙越來越高，釘了書釘的一角堆到翹了起來。他像準備考試作答的學生，戴著符合監獄標準的厚厚塑膠黑框眼鏡，端正坐在那裡。
在辯方大狀余若薇主問的第三日（1月12日），鍾沛權就2019年反修例運動，給出與控方開案陳詞截然不同的說法。
過去的政治案件，不少因案件性質，僅聚焦在2019年某時某地事件本身，譬如青年簡健煌曾在728暴動案寫陳情書，提及728發生是因為警方在721的表現惹起爭議。又譬如何桂藍曾在六四集會案論及2019年「無大台」、聚焦個人能動性的性質。綜合而言，自反修例運動開始有政治案件以來，這大約是首次有被告能有充足時間，就這場社運說出一套比較全面，而與官方不同的詮釋。
1. 2019年社運：跨階層、全民動員
控方在開案陳詞，曾就立場的「罪證」、17篇新聞報導及博客文章，給出一個「社會背景」描述：
香港發生「反修例風波」，反中亂港勢力公然鼓吹「港獨」、「自決」、「公投」，破壞國家統一，煽動港人反中反共，攻擊駐港機構，暴力對抗警方執法，癱瘓政府管治和立法會運作。上述情況下，中國和港府權威被挑戰，導致港區國安法頒布。（引用人大《5.28決定》的論述）
控方在開案陳詞提及2019年，這讓辯方獲得了回應機會：2019年發生的運動，是否反中亂港勢力所為？
配合辯方大律師余若薇的主問，鍾沛權給出自己的論述，關於反修例如何發生、什麼人在示威、示威者的訴求是什麼。
「我現在回想，一個最深刻的感覺，我確實感覺（2019運動）是意料之外的發展。」
鍾沛權回憶，運動是「跨階層」、「熱烈」的。他說，傘運之後，公民社會、倡議群體聲量減少，即使一地兩檢掀起爭議，亦無甚迴響。
然而，去到2019年3到5月，他憑著十年網絡媒體的新聞觸覺，從社交媒體、身邊社群感受到當時的社會脈搏，那就是反修例運動變得「越來越熱烈」——甚至可以說，民情比2003年反23條立法更加洶湧。除了商界一早表達擔憂，一些平日較少公開反對政府的社會賢達，亦開始發聲，甚至包括專業團體，例如大律師公會。
余若薇問：開案陳詞似乎說這些是反中亂港勢力，但當時的社會反彈，是否只限於反中亂港勢力？我記憶中甚至有中學生、舊生聯署？
鍾沛權說，自己強烈感受到當時的社會動員，是不同領域、身份的人聚集一齊，「有一個超越自己領域、身份利益的訴求，就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
余若薇向法庭呈堂，一份2019年6月6日由60名學者組成的「學術自由學者聯盟」委託港大民意研究計畫做的民調，顯示超過6成市民反對修例。她又拿出另一份由監警會委託中大做的調查，說明受訪者中，有超過5成表示自己以不同形式參與運動。另外，一份明報對傳播學者李立峯的專訪之中，李立峯亦指出，2020年5月他們做過民意調查，45%市民認同自己有參與運動，一般社運而言20%已經很高，反修例的數字可算是「近乎全民動員的狀態」。
2. 示威者訴求：自由價值、關注警權
鍾沛權對2019社運感覺意外的第二個原因，是當時政府以陳同佳案為緣由修例，「看來很正當」。而且，他感覺引渡疑犯，這件事對一般人其實「未必很切身」。事後回想，他覺得運動爆發，反映港人多年來的警惕和憂慮，在於「自由可能被剝奪」。他回想過去二、三十年香港大規模的社運，都不是圍繞「實利」，儘管社會上有輿論認為香港深層次問題是房屋，但從未給有一場大型運動因此而起，反而是「涉及一些價值的事情」。
感受到民情洶湧，6月9日晚上，看到政府宣布如期推動修例二讀，鍾沛權很意外。這時候，他判斷市民主要訴求，是撤回條例。然而，去到6月12日後，「開始有跡象」顯示，警察處理手法，成為示威者較為突出的關注。
鍾沛權談及，一些警員揮棍追打倒地示威者的畫面，透過鏡頭廣為流傳，他又憶述6月12日中信大廈事件，指警方曾發出集會的不反對通知書，但後來以催淚彈驅散群眾，在隊伍前後施放，令參與者「無路可逃」，湧入中信大廈，然而催淚煙亦隨之瀰漫室內，很多人形容有機會發生傷亡。加上當晚發生的「記你老母」事件，於是，「從612開始，警察在示威現場如何執法，已經開始受到關注。」
余若薇繼續用中大的調查報告，指出六輪電話調查持續追蹤，發現運動有多項訴求，從一開始市民不滿修例，到2019年7月之後，追究、調查警察濫權的訴求最為突出。調查是有鑑於「721」事件，而增加有關警方執法的問卷提問。她又引用明報刊登李立峯團隊的調查報告，指出721之後，抗議警方濫暴取代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成為抗議者的頭號訴求。
去到2019年11月區議會選舉，鍾沛權印象深刻，「好意外」——眼見區選之前，中大、理大兩次衝突，吐露港公路、紅磡海底隧道這兩處香港交通大動脈被堵塞，一些市民無法正常上班，鍾卻發現，區選不僅投票人數破紀錄，而且六成票數支持的，是那些同情、理解五大訴求的候選人。
「香港人面對如此混亂、返工都返唔到嘅情況，都仍然支持、理解那些候選人，我認為背後反映緊好深層次的矛盾，可能6成香港人關注的不是好切身的返工、買樓，而是比較價值方面的訴求，歸根到底，就是好擔憂自由被剝奪。」鍾說。
3. 關於初選：民意、真誠、煽動
在辯方主問環節的第三、第四日（1月12、13日），余若薇就控方指控的17篇文章逐篇詢問鍾沛權，為何訪問參與2020年初選（後涉違國安法）或流亡海外的政治人物、有沒有控方所說的煽動意圖等。
總體而言，關於人物專訪的文章，鍾沛權都會解釋，像受訪的何桂藍、梁晃維，這些參與民主派初選的候選人等，是當時新晉的政治人物，過往未曾在公職選舉中出現，受公眾關注，其主張關乎公眾利益，因此具有新聞價值。他們有什麼行動、策略，都應充分報導，讓公眾做well-informed decision。他又說初選在當時並沒被法庭定罪，儘管有政府機構、建制派人士公開說可能犯法，但犯法與否，並非那些機構和人士可以決定，而參與初選投票的人數後來知道是61萬人，如此重大的公眾事件，一定要「繼續報導」。
他扣連到2019年的區議會選舉，認為民主派初選「某程度代表區選那六成的民意」，因此，他認為，「不可以因為我哋不同意你的政治主張，甚至個別的主張有機會違法，我哋就唔報導，完全視而不見，不是我們做媒體應該有的。既然反映緊咁大比例的民意，我哋更加應該如實、詳細記錄他們的主張。」
「我們好想透過訪問去了解、呈現這些人的主張」、「好有新聞價值」、「想讓讀者知道」，這些句子，他多次重複。他甚至認為即使初選最後被法庭定罪，亦不應該下架那些報導——「因為那是歷史紀錄。」
在辯方主問的第五日（1月16日），就何桂藍、梁晃維、許智峯、梁頌恆、鄒家成這些反對派政治人物的專訪報導，鍾沛權給出更進一步的說法：
「一個政治人物如果真誠相信自己的政治信念、提出主張，我不認為是一種煽動。」
所有17篇報導和博客文章，鍾沛權說，他認為都不存在惡意。「沒有惡意是什麼意思？我覺得無論被訪者、還是寫文章的人，他們都是基於自己真實相信的價值觀、政治主張去提出觀點，他們觀點不一定正確，甚至提倡的手段可能視為違法，但言論自由下，關乎公眾利益的主張、有影響力公眾人物提出，作為傳媒不應該自我審查，應該報導。」
「如果我真係要勉強幫他們找一個共同點，其實他們都是關心香港、重視香港，有部分甚至乎非常緊張香港原有的自由環境。」他說，「好多時都是基於這個出發點，衍生一系列政治主張、批評，他們其中有部分可能有比較激烈的倡議，但我不認為是基於一種對某些政權、政府、政黨不問情由的仇恨。」
4. 傳媒角色：不保護與誓死保護的
在早兩日對傳媒是第四權監察權力的說法之上，鍾沛權再補充，傳媒角色並非保護任何人，包括示威者。
余若薇引用明報對李立峯的一篇專訪，問道：（讀出文章）「公民社會沒有自由，就不可能有新聞自由，⋯⋯傳媒專業與社運基礎理念本身是有某種親近性。」你怎麼看呢？
鍾沛權說，自己基本同意，而且文章勾起了他的一些回憶。他說在2019年，不只警方對傳媒似乎流露敵意，示威者也對傳媒有一些期待，但新聞工作者不會配合這種期待，這導致傳媒會被針對。他記得那段期間，網民常常因為看到立場新聞拍攝到一些畫面，便洶湧至立場的社交平台、或其他渠道，要求刪除照片、影片，因為怕示威者被秋後算賬。
「一開始我堅持原則，只要是公開場合、關乎公眾利益、有公眾性事件，傳媒就可以記錄。我們的角色不是去保護任何人。」
然而有一兩個夜晚，留言者幾乎「炸冧」了立場的社交平台，有同事因為壓力太大，試過刪除其中的照片。鍾沛權認為要堅持原則，除非是與示威者約定做某些專訪、要求匿名保護身份，這種情況下，鍾沛權說：「作為傳媒工作者我們一定誓死保護要求匿名人士的身份。」
「在2020之前，在香港做傳媒工作者，不是說沒想過會有被捕、坐監的風險。我自己都有這些盤算。」他說，「但之前十幾二十年，我估計（會坐監）是因為保護消息來源，如果那事件成為案件，司法程序要求你要公開消息來源，作為新聞工作者，你要有取捨。」
「因為保護新聞消息來源對我是至高無上，所以你要承受代價，可能就是藐視法庭，可能要面對牢獄。這就是之前一段長時間，我以為香港新聞工作者面對牢獄，是因為這樣的事情。」
5. 再論言論自由
除了角色，鍾沛權多次談及傳媒的意圖。
余若薇提出的，用《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2）去反駁控方的指控，即只要言論或刊物是指出政府的錯誤，目的在於矯正錯誤等，則不具有煽動性。
鍾沛權卻覺得，依賴這一條文，不能反映傳媒最真實的意圖，那就是指出的錯誤其實並不一定是傳媒認同的內容，但「攞出來畀大家判斷」，才是傳媒的意圖。
「充分的言論自由，提出關乎公共性的內容，從而可能達成共識、尋求方案，這個過程有效疏導抑壓的不滿情緒。如果你完全唔畀講、抑壓住，我覺得反而對社會、國家不好。由頭到尾做傳媒的意圖就是這樣。」他說。
每次講到言論自由，他便自言十分「肉緊」。余若薇曾問：控方一定會說，言論自由一定不是絕對，你開口埋口都話言論自由，就係濫用言論自由囉？
鍾沛權答：「言論自由不是絕對的，但對言論自由的限制更加不是絕對的。」
他一度引用中國三年大饑荒，說明失去言論和新聞自由的社會的後果；又多次強調，政治人物的說話只要有事實基礎，其結論是否正確，可以交由社會討論。
他再三說，自己提出的發布文章三個準則（見第一篇筆記），只是新聞工作者的自我道德約束，但若以刑事罪行管束政治主張的發表，造成的寒蟬效應很大，令社會失去言論自由。「如果我們覺得某些字眼不喜歡，就說文章煽動，好危險。」
過去兩年，香港社會輿論有不少對國安法等議題的擔憂，鍾沛權說，「如果你說我們擔憂、質疑錯了，那就討論囉。」
「講還講，唔好郁手。」說完，他自己忍俊不禁。
（1月19日開始進入控方盤問階段，控方會再就2019年論述作盤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