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拒交資料案鄒幸彤等三人，今（6日）被終院一致裁定勝訴，是首宗涉《國安法》被告在終院勝訴及獲撤罪的案件。有不願具名的大律師指，是次裁決釐清了控方的舉證標準，必須證明支聯會事實上是外國代理人，警方他日若動用同一條文索資料或會更困難。而裁決雖認可處理涉國安案時需將資料保密，但強調不能以犧牲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為代價。
三名上訴人已服畢四個半月刑期，法律上有否任何補償？有大律師指，現時有機制讓被錯誤羈押的人索償，但申請及成功率偏低，一般上訴得直者會申請訟費，較少就失去人身自由索償。被問到會否索償，鄧岳君今則笑稱：「稍後再講。」
《集誌社》盤點，當局曾最少九次引用《國安法》實施細則執法，涉至少四間傳媒、五個團體，而支聯會拒交資料案為首宗帶上法庭的實施細則案件，亦是首宗涉《國安法》被告在終院勝訴及獲撤罪的案件。
終院釐清了控方的舉證標準
有大律師表示，是次裁決重點，是終院釐清了控方的舉證標準。作為控罪的必要元素，控方必須證明支聯會「實際上」是《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5第1條定義下的「外國代理人」，否定了控方及下級法院的觀點，即只要警務處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就足夠；而警方亦須確保相關人士事實上為外國代理人，通知書才合法，警方他日動用同一條文索資料或會更困難。
控方有責任證明通知書是合法
該大律師指裁決另一重點，是被告有權質疑警方發出的通知書的效力，因通知書合法性是罪行元素之一，控方有責任證明通知書是合法。判詞強調，被告人享有無罪推定的權利，並有權要求控方證明罪行的所有元素，這是獲得公平審訊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種情況可能導致定罪不能成立
該大律師又指，終院雖認可在處理涉及國家安全的案件時，需將案件資料保密，但強調這不能以犧牲被告獲得公平審訊的權利為代價，《國安法》條文明確保障了被告獲公平審訊的權利，而法院在履行《國安法》條文時，也包括當中對被告人提供保障的條文。如控方因「公眾利益豁免權」而不披露關鍵證據，可能導致控方無法證明案情、或被告無法為自己辯護，兩種情況均可能導致定罪不能成立。
被錯誤羈押，能否獲補償？
三人於2023年3月被裁定罪成後，判囚四個半月，原獲准保釋候上訴；至2024年3月高院上訴被拒後須即時服刑，三人現時均已服畢刑期。被錯誤羈押，能否獲補償？大律師胡栢昌指，目前有兩個途徑可讓在刑事程序中被錯誤羈押的人索償，其中按行政安排設立、屬酌情性質的特惠補償基金，由政府內部審批，如某人因當局嚴重失職而被錯誤定罪及羈押，例如當局曾隱瞞有助寬免該人罪責的關鍵性證供，可根據此基金獲得賠償。不過據該基金指引，如純粹因控方未能毫無合理疑點證明控罪，則不會發放賠償。
《香港人權法案》：被羈押若有新證據證無辜，當局應提供賠償
另一機制是根據《香港人權法案》第11(5)條設立的法定制度，條文指如有人被羈押，但後來有新證據證明他是無辜，除非他曾隱瞞該證據，否則當局應提供賠償；如申索人與政府未能達成和解，須交法院裁決。
胡續指，一般而言在刑事案件上訴得直的人，都會透過申請案件訟費，以補償因官司招致的法律費用，較少人會進一步就失去人身自由，根據以上兩個機制索償。根據公開資料，上述機制的申請數字及成功率偏低，如2010至2014年五年間，只有9宗「特惠補償基金」申請，當中7宗被拒。
國安法被告上訴終院多敗訴
翻查資料，以往在終院審理的《國安法》被告案件，大部分均敗訴。其中黎智英 2020 年 12 月被控欺詐及勾結外國勢力等罪後，向高院申保釋獲批，律政司上訴至終院得直，終院就危國安罪行的保釋門檻定下指引，法官須先考慮是否有充足理由相信，被告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才能再考慮一般保釋機制。
至於承認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的呂世瑜，因未獲全數三分一認罪扣減提上訴，在上訴庭及終院均敗訴。終院裁定《國安法》下刑罰幅度屬強制性，只有符合《國安法》第33條「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等條件，才可減刑至超出刑期下限。
律政司少數在終院申請被拒的，是黎智英聘用英國御用大狀 Tim Owen 案，黎原獲高院批准聘 Tim Owen 為代表抗辯，律政司提出上訴，被高院拒絕，再向終院申上訴許可亦遭拒。不過特首提請人大釋法，國安委建議入境處處長拒向 Tim Owen 批出工作簽證。黎其後入稟司法覆核，要求撤銷決定，但被上訴庭駁回，申上訴至終院亦遭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