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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Podcast |影評人葉七城 論《給19歲的我》奪最佳電影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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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中,《給19歲的我》獲香港電影金像奬最佳電影,令公眾關注金像奬評選方法、及為何在一片爭議聲中,第二輪評審仍會讓這電影跑出。前資深攝影記者、影評人葉七城,是香港電影金像奬第一輪評選「專業評審團」成員。

他在4月 22日的《集誌社》Podcast 節目聚焦一周,分享自己在第一輪評選時曾投票支持《給》為最佳電影,當時,有關記錄片仍未爆發阿聆撰文的私隱爭議。當爭議曝光後,葉七城對這齣戲的看法有變,他認為,「電影成就有多高,始終是以人為本,如得不到當事人信任,應考慮停下來」。

自言是「被新聞工作拖累的影迷」葉七城憶述,在第一輪專業評審中,他曾投最佳電影一票予《給 19歲的我》,因當時認為,這套紀錄片能以小見大,以五至六位學生成長,反映這十多年來,香港的時代變遷。

及後紀錄片其中一位受訪者阿聆撰文披露,自己一直反對公映,葉七城對這電影的看法有變。他在Podcast節目表示,「電影成就有多高,始終是以人為本,如得不到當事人信任,應考慮停下來,或做一些補救方法。應尊重被拍攝的人。」

他不是第二輪專業評審團的成員,但也奇怪為何在第二輪投票,評審仍會選《給》為最佳電影。

阿聆的萬言書,也令他反思,自己最初看這紀錄片時,是否也忽略了什麼。「第一次看時,會否忽略了一些東西?尤其自己是中年人、步入老年,也是做新聞出身。好自然地,看某些東西會放得大些,如戲反映的時代意義,價值高於某些私隱權的討論。也可能基於相信電影工作者,應取得所有人同意才將戲上畫,不知有這事發生。」

有從事新聞工作經驗,也熟悉電影工作,葉七城認為,《給19歲的我》跟一般紀錄片的主客關係,有微妙的不同。他指出,一般紀錄片,當導演看到某些事應記錄下來,被記錄者也會明白,開始信任導演,「覺得這樣看我的生活,在你演繹下原來有某種意義,信任你,給你拍,兩者信任在此產生」。

而《給19歲的我》的情況,則較「奇怪」。他說:「開始似乎是學校要求你配合的一件事,大部分女生都不知紀錄片是什麼。為何接受,可能是學校啦,學校象徵某些權威,可能覺不太適合反抗,事件就開始了,但慢慢會揣摩到你意圖。拿著攝影機人的態度,很影響兩者的信任。」

訪談中,葉七城也有分析,金像奬的投票機制。他指投票的選民有逾千人,結果較難操控,「你不如話你班電影人無道德,道德倫理觀念簿弱,反而我可以接受,從資源安排、撥款看這件事,純粹陰謀論,沒強大理據支持。」他續說,香港電影界「論資排輩」的因素,可能是更具決定性。

由傳媒人轉營至寫影評,影評人的生活,是如何渡過?葉七城說:「做影評,好多類人,有些人好少睇戲,有些人睇一半瞓著。我自己的生活,總之是盡可能去睇最多的戲,一方面重温一些以前沒看過的經典,一方面在香港主流上影到的,也盡量去睇」。

在香港,做傳媒越見困難,寫影評也如是。七城說:「你知啦,依家香港越來越多我哋睇唔到的戲」。他提出,後多人說 2022年是香港電影小陽春,很多新導演的戲,票房大賣。「好似多咗人關心電影、入戲院睇戲;但同時間,我哋睇電影、拍電影自由慢慢收緊、消失,好多人慶祝票房飆升時忽略咗。作為影評人,要提醒某方面自由慢慢被收緊,或有些人自己自我審查咗先」。

作為影評人,他也坦言:「有些嘢,你係唔敢寫」,「大家喺香港生活咗咁多年,依家知道有幾荒謬。有些官員,可公開去評論一個藝術家作品,提醒可能犯什麼法。」他慨嘆,今時今日,寫影評,已不太可以暢所欲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