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封萬言書，揭露紀錄片《給19歲的我》背後爭議。張婉婷執導的《給19歲的我》，以十年拍攝六名學生英華女學校，在校園重建前後的成長。紀錄片公映第三天（2月4日），其中一位受訪女生阿聆在《明報周刊》撰文，披露自己沒簽同意書，反對公映，但校方、拍攝團隊無視其意願，並曾指她若再阻止，或有法律責任。阿聆擔憂私隱被公開，令她情緒受困，曾看心理醫生。張婉婷在翌日宣布《給19歲的我》2月6日起暫停公映，其後向阿聆致歉。事件引發公眾對拍攝團隊處理手法、校方責任、紀錄片拍攝倫理等討論。
進展與爭議：
《給19歲的我》去年九月上優先場，曾獲好評，也曾掀起對保護學生私隱的討論。紀錄片在2月2日公映，兩日後，其中一位主角阿聆在《明報周刊》撰文，表示紀錄片 「公開放映並非我意願」。
爭議一：校內放映變公映
阿聆在文中指，2021年，紀錄片在校內首映。半年前，片中的同學才陸續獲告知，校方和導演有意公映。她自己理解，片段是供校內放映或籌款之用，如校友捐款可獲贈DVD。她認為，兩者本質差別太大，曾不斷反映擔憂私隱被公開。她情緒受困，經校方提供的心理醫生診斷後，認為以自己狀態，電影不適合公映。
爭議二：沒全人consent下公映
根據阿聆的文章指，校方代其後曾向她表示「千萬不要覺得我們（校方及攝製團隊）是刻意bypass你」，「六個參與者就是要六個consent。」
阿聆在文中指出，去年一月，校方提出private screening 和電影節，強調拍攝團隊的努力需得到回報。阿聆要求導演刪去自己的片段，導演以final cut已過電檢為由拒絕。校方就private screening 和電影節，準備了一張consent form，阿聆沒簽署。
片中另一主角阿佘，接受《明報周刊》訪問時承認，自己當時是覺得，既已反對無效，妥協便簽了同意書，「就算我有沒有簽，反正都在上映」，「在阿聆死都不簽還是公映了，我也不知道同意書有什麼意義了」。其後，片中另一主角江冰滢，也在社交媒體透露，拍攝團隊向她稱所有人已簽了同意書，只剩她未簽。江於是簽了同意書。
爭議三：十年前通告變法律責任
至去年六月，校方再聯絡阿聆，想她同意private screening 。當大家再討論時，拍攝團隊提及還要參與香港國際電影節。阿聆反對，她認為，拍紀錄片目的是為紀念學校重建，而不是角逐電影節獎項，而且，電影節涉及公映。
阿聆在文章指出，校方拿出十年前父母簽署同意拍攝的通告，指他們和導演監製已取法律意見，若阿聆繼續阻止，或有法律責任。「即使我沒有簽署任何文件，我在成年後仍有繼續參與拍攝的行為是給了silent consent，是有法律約束力的。」阿聆表示，自己由憤怒變害怕至絕望，「我在學時他們的確是我很尊敬的人，但現在我好像完全不認識他們」。
爭議四：校方責任
阿聆提到學校責任，批評校方和拍攝團隊有公映的想法時，沒考慮太多如何保護學生的私隱，嚴重高估她對公映的接受程度「我認為學校有此想法是有違自己作為教育工作者的身份和立場。」「校方可以認同創作者有法律根據，也應該協助創作者去理解及尊重學生意願。」
爭議五：中途退出難
這套紀錄片，其中一個段落，收錄了學生曾抗拒拍攝，以粗言穢語罵拍攝團隊。阿聆以受訪學生的角度，道出她們的心聲。她在文中指出，「要逼使同學以此極端的方法去反映自己的不滿拍攝隊才願意停機，相信並不是一朝一夕的怨氣，拍攝隊自身是否也欠缺自省能力才會導致此局面？」阿聆指，導演曾指如不想被拍，說一聲便可退出。但多年來，只有一位學生，「由中一哭到中五」，才能成功退出。
爭議六：李慧詩不知「被紀錄」
2月 5日晚上，紀錄片其中一位受訪者，單車運動員李慧詩，在社交媒體撰文表示「氣在心頭」，指自己是「被通知」成為電影一部分，採訪團隊訪問時沒跟她說明。她表示，「這部電影，我不會看，亦不鼓勵你看。」
紀錄片監製黃慧則指，該次單車比賽的採訪，是由校方事前直接向日本主辦當局申請，而獲得許可入場攝錄。張婉婷當晚在謝票場表示，人比電影重要，要先處理問題，決定暫停公映。她在 2月 6日於電台節目上向阿聆道歉，表示希望她「開心返」，「我們現在不會再做」。
觀察：
這套紀錄片掀起風波，曾撰文評論紀錄片的英華舊生呂晞頌表示，母校對事件的處理手法，特別是拿出十年前的通告，告知同學或有法律責任的舉動，是「情緒勒索」。
她解釋，學校常灌輸「非以役人，乃役於人」的奉獻精神。她估計，校方跟阿聆傾談時，多會要求學生「顧全大局」、大家的心血去想，作出犧牲，這種英華文化一直存在。她續指，學校或用了一種「對你好」的家長式思維威權式看待學生。
事件亦引起觀眾對觀看紀錄片的反思，資深傳媒人區家麟指出，今次事件，可令觀眾反思，主動了解背後的權力關係、私隱問題、成長的張力。（兩人的觀點，詳見集誌社聚焦一周Podca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