蘋果案判刑剖析｜官考慮整體嚴重性裁屬「罪行重大」　量刑起點 15 年　主腦黎智英被加刑

深度
2026-02-09
7:59 pm
集誌社記者

前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今被判監 20 年，其餘八人則判監 6 年 3 月至 10 年不等。法庭如何判處黎智英 20 年監禁？認罪的《蘋果》高層，為何刑期不同？五名從犯證人，又獲得多少減刑？

勾結罪的量刑有兩個分級，「罪行重大」判監 10 年至終身，其他則判監 3 至 10 年。辯方曾求情指，《蘋果》高層角色有限，量刑時應考慮其角色，採較輕分級；不過法官認為，量刑重點在罪行整體嚴重性、而非被告角色，而各被告知情參與，角色積極而廣泛，難區分罪責。考慮案發時香港尚未從反修例運動的動盪恢復、涉案串謀有預謀而持續、有份促成外國制裁至今等，裁定屬「罪行重大」，各被告一律以 15 年為量刑起點。

在 15 年之上，法官指黎智英為幕後主腦及推手，加刑 3 年至 18 年，最終判監 20 年。認罪但沒作供的羅偉光、林文宗和馮偉光，只獲三分一認罪扣減，判處「罪行重大」刑期下限 10 年。而任從犯證人的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及「重光團隊」的陳梓華及李宇軒，因證供對黎智英定罪起重要作用，可按《國安法》33 條減刑約 52% 至 58%，最終刑期 6 年 3 月至 7 年 3 月不等。《集誌社》為讀者整埋 47 頁判詞內容。

如涉外國實體　性質較嚴重、刑罰更重

勾結罪的量刑有兩個分級，《國安法》第 29 條訂明，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三至十年，「罪行重大」判監十年至終身。而據「呂世瑜案」，除非《國安法》第 33 條「揭發他人犯罪」等特殊情況，否則刑期不可「降級」至低於最低刑期。因此本案是否「罪行重大」、被告屬哪個量刑分級，是本次判刑的關鍵。

作為首宗勾結罪審訊，究竟勾結罪應如何量刑？法官於判詞比較其他條文，指勾結罪與其他主要國安罪行，包括分裂、顛覆、恐怖活動等一樣，最高可囚終身；但最低刑期則是三年，與分裂、顛覆最輕可判「拘役或管制」不同。加上第 30 條訂明若為實施分裂或顛覆罪，與外國機構或人員串謀、或受其資助或指使等須「從重處罰」，法官認為，反映立法原意是如危害國安行為涉及外國實體，一般會被視為性質較嚴重，理應判處更嚴厲的刑罰。

何謂罪行重大？　官指可以一般平常意思理解

至於如何判斷是否「罪行重大」？法官指，相關字眼沒有法定定義，接納控方稱可用「一般及平常意思（ordinary and natural meaning）」去理解，並要考慮包括「馬俊文案」提及等因素，包括當時社會氣氛、犯案手法如措詞及平台、犯案次數和時間長短、罪行規模、涉及人數、是否有預謀、是否涉武力、請求制裁的目標對象和潛在影響、是否成功導致外國制裁或該制裁的風險與迫切度、對特區及中國帶來的實際或潛在影響。

判斷量刑分級　重點為整體嚴重性、非個別角色

辯方求情時力陳，《蘋果》高層角色有限、參與輕微，即使法庭裁定案件屬「罪行重大」，亦應考慮各被告角色和作為，採較低分級，以 3 至 10 年為量刑起點。法官判刑時，接納考慮分級時，不應將犯案者作為排除在外；但同時強調，與分裂及顛覆罪條文列明，量刑要同時考慮罪行嚴重性（「罪行重大」）及被告角色（「首要分子」、「積極參加」、「其他參加」）不同，勾結罪條文只提及「罪行重大」，即罪行嚴重性為量刑的唯一標準，認為相關分別不可能是意外、一定有某些意義，否則立法者大可採取同樣寫法。

法官重申，立法原意是涉外國實體的國安罪較嚴重，因此裁定是否「罪行重大」時，雖然不應忽視犯案者作為，但重點是罪行整體的客觀嚴重性；又指某些情況下，罪行整體非常嚴重，以致被告的微小角色在評估其罪責時微不足道，尤其當他們是在完全知悉罪行範圍超出自己參與下仍犯罪。法官又指，法例中「犯前款罪」及「罪行重大」字眼，正呼應量刑應側重整體罪行、而非被告角色（focuses on the offence as a whole rather than the part played by an offender）。

黎智英為主腦、其他被告難區分罪責

法官同意，串謀罪中可按罪責，判處不同被告不同刑期，但引黃煡聰案指，被告角色「無足輕重」（insignificant）並非減刑因素，但若其角色積極、肯定而廣泛則為加刑因素。法官指，黎智英無疑是三項串謀的主腦（mastermind），應判處較重刑罰；至於其他被告，法官指難以分別他們相對罪責，指從裁決可見他們均知情參與，而且角色積極、肯定而廣泛。

指制裁生效至今等　屬罪行重大　15年為起點

那本案是「罪行重大」嗎？法官指，毫無疑問涉案的兩項勾結罪屬「罪行重大」，並列出 7 項因素，指案發時香港尚未從反修例運動的社會動盪中恢復；而勾結罪涉及使用不同印刷和網上平台，觸及大量本地及海外受眾，涉重光團隊控罪更同時於香港境內及境外活動。

法官又指，每項串謀有多方參與、明顯有預謀，且具持續性，有多次犯案行為而非單一事件，《國安法》後請求雖變隱晦間接，但僅形式而非實際上改變，各被告繼續協議一段時間直至被捕。此外，外國的確針對特區及中港官員採取制裁、封鎖及敵對行動，至今仍未移除。雖然案中串謀並非實施制裁唯一原因，但指被告活動並非其中一個促成因素，是完全不切實際。

考慮所有因素，法官就兩項勾結罪，一律以 15 年監禁為量刑起點。

至於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考慮涉案文章以實體及網上平台發布、文章數量、參與發布人數及罪行持續時間，裁定屬最嚴重級別，採納 21 個月為量刑起點。

黎智英屬主腦加刑　判監20年

針對黎智英，法官認為他是各項串謀的幕後主腦和推手（mastermind and the driving force），故將其量刑起點提高，煽動罪由 21 個月增至 23 個月，勾結罪由 15 年增至 18 年。至於減刑因素，法官指據醫療報告，黎的健康狀況並非令人關注、亦無反映黎獄中得不到適切照顧，拒單就此減刑；但接納黎的高齡、健康狀況及被單獨囚禁加起來，會令其獄中生活比其他囚犯更艱難，故就煽動罪減刑一個月、兩勾結罪各減刑一年。考慮黎涉嚴重及重大的罪行、以及總刑期原則，將煽動罪的一年、及蘋果案的兩年，與重光團隊控罪的 17 年分期執行，終判處 20 年監禁。

黎智英另正就欺詐案服刑 5 年 9 個月，如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減刑，料 2026 年 6 月刑滿，沒有扣減則 2028 年 5 月刑滿。法官認為，該案與本案性質完全不同，考慮總刑期原則後，下令當中 18 年刑期須與欺詐案分期執行，意味黎服畢欺詐案刑期後，須再服刑 18 年。

五從犯證人獲33條減刑約52至58%

至於五名從犯證人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李宇軒、陳梓華，均及時認罪並作供。法官裁定他們為誠實證人，證供對黎智英定罪「起重要作用」（significantly contributed），信納《國安法》第 33（3）條「揭發他人犯罪行為」適用，可判處較量刑起點為低的刑期。張劍虹及陳梓華一方求情時，曾主張二人屬「超級金手指」，法庭應給予最多三分之二減刑，惟法官不接納案中任何一人屬「超級金手指」，指沒有足夠證據他們承受無可避免的安全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