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早前被裁定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及發布煽動刊物三罪成，連同認罪的八人，周二（13 日）完成兩日求情，押後判刑。勾結罪的量刑有兩個分級，「罪行重大」判監十年至終身，其他則判監三至十年。《集誌社》整合兩日求情內容及爭議，其中沒有擔任從犯證人的林文宗、馮偉光一方，力陳其角色有限，即使案件屬「罪行重大」，法庭亦應考慮其個人角色和作為，採較低分級，判監三至十年。
至於任從犯證人的張劍虹、陳沛敏、楊清奇、陳梓華、李宇軒，控方同意他們可按《國安法》第 33 條「揭發他人犯罪」等減刑，辯方稱考慮他們協助控方、冒風險作供等，建議減刑 50% 至最多三分二。
而唯一沒有認罪的黎智英，沒有呈求情信，庭上亦沒提量刑建議，但一度就其獄中體重爭拗。辯方指黎年屆 78 歲、單獨囚禁至今，又有糖尿病、高血壓、心悸等健康問題，若重判會令他獄中生活更艱難，「他在監獄裡每待一天，就離生命盡頭更近一步」。法官在庭上曾直言，若主張本案控罪並非「罪行重大」，可能有點不切實際，到底最終如何界定量刑分級？將成判刑關鍵。
蘋果案被告到法庭進行求情，勾結罪的量刑有兩個分級，「罪行重大」判監十年至終身，其他則判監三至十年。
如何判斷量刑分級？
根據《國安法》第 29 條，干犯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判監三年至十年；「罪行重大的」，判監十年至終身監禁。據「呂世瑜案」，判刑下限具強制性，只有按《國安法》第 33 條「揭發他人犯罪」等特殊情況才可「降級」。因此本案是否「罪行重大」、被告屬於哪一個量刑分級、及可否按 33 條減刑，成為判刑的關鍵。
究竟判斷量刑分級時，除罪行嚴重性外，要考慮被告的個人角色和行為嗎？——兩日聆訊中，法官李運騰向各方皆提出這個問題。他不止一次指出，與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罪條文列明，「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判監十年至終身不同，勾結罪只列明「罪行重大」判監十年至終身、沒提「首要分子」，似乎意味法庭判斷分級時毋須考慮被告角色；又問是否一旦案件屬「罪行重大」，所有被告不論是否首要分子，都應落入「罪行重大」一級，判處較高刑罰？
對於法官的提問，控方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的回應，是法庭要全面評估，而犯案者的行為是考慮因素之一，法庭有酌情權決定比重。至於罪行嚴重性的考慮因素，包括有否預謀、社會背景、潛在破壞等，若涉「外國元素」是加刑因素。
辯方：即使罪行重大 應按個別角色量刑
多名辯方律師亦認為應考慮個人角色。前《蘋果》執行總編輯林文宗、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總編輯羅偉光均沒擔任從犯證人。代表林的大律師沈士文便點出量刑分級的重要性，指林若被視為「罪行重大」，最低刑期便是 10 年，假設他被判監 10 年，即使認罪也不能獲三分一扣減。沈強調，終院指《國安法》與本地法律並行，判斷量刑分級時亦應按普通法原則，考慮被告角色和作為；又引馬俊文案和呂世瑜案，指量刑時應考慮「情節」嚴重性，而界定「情節」輕重時，重點是犯案者行為。
代表林的大律師沈士文便點出量刑分級的重要性，指林若被視為「罪行重大」，最低刑期便是 10 年，假設他被判監 10 年，即使認罪也不能獲三分一扣減。
法官李運騰舉例，若有人串謀炸毀政府總部和殺死在內所有人，各人皆知後果，但分工不一，包括放炸彈、做司機、金錢資助，該如何量刑？沈士文認同，最極端嚴重罪行下，可裁定每人均屬「罪行重大」，但本案並非如此極端。
沈強調，林文宗的角色非常有限，他非《蘋果》最高層成員，是陳沛敏下屬、只負責中文印刷版，「作為員工被拖入渾水」，法庭應考慮他在案中角色和作為，界定為三至十年的較低分級。而若法庭不接納，辯方亦認為林在《蘋果》停運前一天請辭，又在部分高層被捕後，召董事會提議《蘋果》停運，應符合《國安法》33 條「自動放棄犯罪」的減刑條件，意味可減刑至超出十年下限。
蘋果案被告在本周一、二求情，大批傳媒採訪。
代表馮偉光的資深大律師蔡維邦，同樣認為判斷量刑分級時，應考慮個人行為，他指不認為馮可獲 33 條的減刑，因此量刑分級的問題尤為重要。蔡指，被告以個人身分犯案，判斷是否「罪行重大」時，考慮的應是犯案者的角色和作為，謀劃整體情況非決定性因素；若因被控以串謀，便改變對個人罪責的考量，是與他理解的刑事規則相違。
蔡維邦指，馮偉光非《蘋果》決策核心成員，於最後階段才重新加入，沒參與「飯盒會」，只負責英文版翻譯及發布，角色次要，應屬較低分級，判監三至十年。若法庭不接納，他則主張所有被告均不應界定為「罪行重大」。
張劍虹一方亦建議以三至十年的較低分級為起點。（資料圖片）
五從犯證人倡減刑 50% 至三分二
至於前《蘋果》副社長陳沛敏、主筆楊清奇、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陳梓華及李宇軒五人，均以從犯證人身分作供。根據《國安法》第 33 條，被告可因自動放棄犯罪、揭發他人犯罪行為等「從輕、減輕處罰」。控方同意五人可按 33 條減刑，但不足以達可減刑三分二的「超級金手指」。
代表陳沛敏的大律師李國威，指條文雖沒列明「首要分子」，但普通法原則仍適用，判斷量刑分級時應考慮被告行為角色，認為陳屬較低分級。若法庭不接納，考慮陳角色有限，只負責《蘋果》實體版，又曾反對黎智英提出「一人一信救香港」、將黎文章下架等，應採納最低的十年起點，並因對控方協助，減刑 50% 至十年以下。
辯方指陳沛敏只負責《蘋果》實體版，又曾反對黎智英提出「一人一信救香港」、將黎文章下架等，應採納最低的十年起點。（資料圖片）
張劍虹一方亦建議以三至十年的較低分級為起點，不過法官李運騰即指，若主張本案控罪非「罪行重大」，可能有點不切實際。辯方續指，黎智英才是主腦，張參與次要、聽指令行事，亦曾將可能違法的文章和節目片段下架，試圖減低傷害，應以十年為起點，在協助控方的減刑 50% 之上，額外減刑 5%。
前《蘋果》主筆楊清奇一方，指楊負責撰社論，只是中層員工，他無參與公司決策，屬指揮鏈最低層，罪責應最低，亦是案中首名自願協助控方的被告，但未有提及具體量刑建議。
至於涉「重光團隊」案的兩人，均同意屬「罪行重大」。就律師助理陳梓華，辯方指他只是黎智英的「傳話人」，沒有策劃或領導角色，各國制裁行動非全因該案串謀所致。辯方又指，陳指證黎智英、劉祖廸、Mark Simon 等多人、供出台北關鍵會面，家人遭起底滋擾，屬「超級金手指」，建議以 12 至 15 年為起點，減刑 50% 至最多三分二。
至於「12 港人」之一李宇軒，辯方指他並非案中主腦，未曾與黎智英直接聯絡，主力國際遊說但不涉暴力，各國制裁亦不一定由其行動所致。加上李與執法部門全面合作，多次錄口供助查，建議 10 年為起點，減刑 50%。
辯方指，黎在還押期間，體重曾下跌 11 公斤，已不能稱為「肥佬黎」。
黎智英無寫求情信 僅稱重判令獄中生活更艱難
上述各被告均在不同程度上，提出自己參與有限、非案中主腦。那麼被裁為三條控罪的「主腦」、唯一不認罪亦因而無法獲認罪扣減的黎智英，又是如何求情？代表黎的資深大律師彭耀鴻，庭上沒有提及任何建議的量刑起點，只是主力談及黎的健康及囚禁狀況，並就黎的獄中體重與控方爭拗。
辯方指，黎在還押期間，體重曾下跌 11 公斤，已不能稱為「肥佬黎」；而他現年 78 歲，有糖尿病、高血壓、心悸等健康問題，加上單獨囚禁至今，若重判會令他獄中生活更為艱難、嚴苛，「在監獄裡待的每一天，都令他離生命的盡頭更近一步。」控方則指據紀錄，黎入獄時重 80 公斤，最近則重 79.2 公斤，體重差別不大，他健康穩定、自願單獨囚禁，亦享各項在囚人士權利，對獄中待遇沒有投訴。不過辯方質疑紀錄出錯，引黎智英稱初還押時重約 90 公斤。
據了解，黎智英及親友，沒有提交任何求情信。本案作為首宗勾結外國勢力罪成案件，法官表明，需時考慮當中法律爭議，將盡早通知各方判刑日期。
黎智英妻子李韻琴在蘋果案求情時到時旁聽。
集誌社檔案｜《蘋果》高層求情：熱愛工作、專業記者、熱心慈善
除了案中參與，六名《蘋果》高層亦提及其他減刑因素。林文宗獲妻子、大學老師、朋友、同行撰求情信，讚揚其專業，亦獲一名退休法官撰求情信；辯方指他是良好公民、專業記者，於獄中成婚，望及早出獄照顧年邁父親。
陳沛敏亦親撰求情信，指後悔當初對感不妥的事應更堅決反對，但她自 1996 年起於《蘋果》工作，熱愛工作、對新聞業有深厚感情，加上一度患重病，要接受治療及照顧家人，難輕易離開。辯方指陳的記者工作廣受認可，反映關懷社會及公共利益，亦獲金紫荊星章得主、商業電台主席特別顧問陳淑薇擇求情信，肯定其專業。陳只盼獲釋後退休，照顧患腦退化症母親，及與丈夫共渡時光。陳亦曾任蘋果日報基金董事，協助篩選個案，該基金籌得約 3 億元、逾 60 萬人受惠。
馮偉光一方則指他為人溫和，原打算放棄新聞業寫書，因疫情未能離港，獲黎智英邀請下在最後階段重返《蘋果》，形容是錯誤、愚蠢的決定，「在最壞的時刻加入《蘋果》」。
至於楊清奇，辯方指他要養家、生活簡樸，《國安法》後利用有限能力於「灰色地帶」遊走，現已意識到犯下錯誤，本應及早摒棄此「鳥籠」。楊的妻子患病，需獨子辭職照顧，楊認為自己過錯令家庭天翻地覆，深感後悔，承諾獲釋後不再參與政治，全心照顧妻子。
張劍虹一方指他有正面良好品格，曾向蘋果日報慈善基金捐出 500 萬股份，協助弱勢學生及癌症病人，亦是基督徒，每月奉獻十分一予教會，並曾於中大任教新聞。
羅偉光一方亦指他是蘋果日報慈善基金董事，積極參與籌款，望在原有認罪扣減上，再額外減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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