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及六名編採人員被控串謀勾結外國勢力案，結案陳詞今日（18日）繼續，結案陳詞原定上周四（14日）起展開，遇黑雨延期，周五（ 15日）開庭時，辯方指黎智英有心悸等問題，申請不出庭，遭法官拒絕，待安排黎智英佩戴 24 小時心電圖檢查儀器上庭。早上有逾 30 人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外排隊輪候旁聽。
今日由控方結案陳詞，處理辯方提出的法律觀點爭議，包括：（一）《國安法》生效產生的「嗣後違法」（Supervening illegality）；（二）《國安法》第29條（四）有關「請求」（request）及「制裁」（sanction）的意思；（三）煽動罪名要求證明「基本意圖」抑或「特定犯罪意圖」；（四）有關 3 間被告公司的罪責，如何舉證誰是作出指示及決定的人士；（五）關於檢控報章及人權議題。
開庭前｜法庭職員提醒不得發表道別語等
開庭前，法庭職員如上周開庭時，轉述法官指示，稱無論法官是否在場或休庭，必須保持安靜，嚴禁以任何方式干擾審訊，不得就此案發表任何評論或意見，包括個人感受、祝福語及道別語都不允許，如有上述行為將被帶離主庭並記錄資料，日後不得進入主庭旁聽。
「唔好揮手」
早上 9 時 58 分，身穿白色風衣、戴黑框眼鏡的黎智英由懲教人員押解入庭，先向律師席示意，再靠近被告欄玻璃窗與律師溝通。他其後向旁聽席雙手合十、微笑點頭，坐下後又以口形與親友隔空溝通，揮手和做 OK 手勢。期間，有旁聽人士向黎智英揮手，遭法庭職員阻止：「唔好揮手」，又說：「先生，講過㗎喇，頭先講過唔可以再揮手」。該旁聽人士質疑，「揮手咋喎」、「揮手都唔得？」，法庭職員稱是法官命令。
甫開庭，控方代表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表示，根據醫生的建議，黎智英上周五已獲安排動態心電圖監測儀，現時應戴上，黎亦已獲處方藥物，黎對此沒有投訴，其身體狀況適宜上庭。黎聞言點頭，其上身被白色風衣覆蓋，暫未見有心電圖儀器或電線外露。法官杜麗冰指，若黎智英感不適，可通知法庭，法庭可安排小休。
控方結案陳詞|處理辯方五個法律觀點爭議
開庭後，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行代表控方開始結案陳詞。黎智英被控三項串謀罪名，控方周天行援引《刑事罪行條例》第 159A條「串謀罪」，指出「如任何人與任何其他人達成作出某項行為的協議，而該項協議如按照他們的意圖得以落實⋯⋯即屬串謀犯該罪行或該等罪行。」周天行指，舉證重點在於「協議」，而且毋須證明被告在新法律（在本案指《國安法》）生效後形成新協議，只要行為持續即可定罪。
周天行續指出，會逐一處理辯方提出的法律觀點爭議：（一）《國安法》生效產生的「嗣後違法」（Supervening illegality）；（二）《國安法》第29條（四）有關「請求」（request）及「制裁」（sanction）的意思；（三）煽動罪名要求證明「基本意圖」抑或「特定犯罪意圖」；（四）有關 3 間被告公司的罪責，如何舉證誰是作出指示及決定的人士；（五）關於檢控報章及人權議題。
請求制裁等協議 《國安法》生效後持續
就第一點爭議，周天行陳詞指被告於《國安法》生效前，與「重光團隊」達成請求制裁等協議，協議並在《國安法》生效後持續。他引述辯方陳詞指，合同法（law of contract）適用於串謀協議，《國安法》生效後，《國安法》前的協議因而受挫失效（frustration），須形成一份新的協議（renew）才屬違法。
控方反駁，合同法不適用於串謀協議，指控方毋須證明被告《國安法》後有新協議、或串謀協議何時形成，只要有證據被告同意原本協議、並有意圖在《國安法》後繼續協議行為，該協議亦繼續存在，並在《國安法》生效後變成違法。李運騰指，有部分證人曾供稱只意圖做合法的事，並問如那是他們的協議內容，當法律改變、他們協議的事變成違法，協議是否便會失效？控方指，那視乎證據。
控方強調，合同法有關原則不適用於刑事控罪。周天行並進一步就「frustration」的意思，引用 1973 年案例 DPP v Doot，指只是用於陳述串謀行為因外在因素未如計劃進行，並非法律原則，而該案法官並非參考合同法或 frustration 法律原則。周最後重申，只要協議達成，則已觸犯罪行。
回應辯方引張曉明提及「勾結」意思
就第二點針對《國安法》第 29 條的詮釋，辯方引述時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於 2020 年 7 月 1 日國安法新聞發布會回應記者提問時，提及「勾結」字面意思是「相互串通幹壞事」，認為「勾結」意味雙方須有勾結的協議。惟周天行指，29 條沒有列明須與勾結一方有特定的協議，認為毋須「相互串通」才能入罪。
法官李運騰指張曉明非《國安法》制定者
就控辯雙方引述張曉明的說法，法官李運騰指，終審法院於呂世瑜案訂明，法庭在詮釋《國安法》時，不能參考一般的內地法律，只能採納與草擬《國安法》人士有關的資料；而張並非《國安法》制定者、亦非內地立法機關一部分，問他是以什麼身分談及《國安法》的意涵？
周天行指，張曉明的說話並非不正確，他提及《國安法》第 29 條對哪些勾結行為構成犯罪有明確規定。法官杜麗冰指，不是正確與否的問題，而是法庭可給予多少比重；李運騰亦重申，法庭是否可以考慮張的說法來詮釋條文，「我們可以此來達致任何結論嗎？」。周指，張曉明有見證全國人大作出決定，並重申認為據 29 條，勾結雙方毋須「相互串通」、有秘密協議。
控方指請求包括間接倡議、發表意見
至於「請求」（request）的意思，辯方陳詞指，必須是與外國溝通並讓外國接收的（request must be communicated to and received by a foreign country）。控方不同意，指《國安法》第 29 條只是指「request a foreign country」 ，不是「request to a foreign country」，條文只針對提出請求一方，與被請求一方無關，只要提出了請求，便完成了請求。
李官續指，串謀關注的是協議而非實行。控方同意，但表示同時會依賴公開作為（overt act）。控方又舉例，如果辯方說法成立，就請求特朗普制裁的指控，是否要傳召特朗普，證明他有收到請求？控方認為這會令《國安法》立法目的落空。控方續陳詞指，請求不限於直接提出訴求，亦包括間接的倡議，包括發表意見。
至於「制裁」（sanction）的意思，辯方指應只限於針對國家（state）而不包括個人（individuals）。控方反駁指，《國安法》第29條未有就「制裁」一詞提供詮釋，但應作出自然、一般、根據上文下理的理解。
控方指，《國安法》的制定是為處理香港普遍存在的國安風險而度身訂造的，其時，美國已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容許美國總統對中國或香港官員實施制裁。根據人大 5.28 決定，控方認為，制裁必定包括針對國家及港區官員的制裁，否則亦會令《國安法》立法目的落空。控方續指，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的，所以「制裁」邏輯上也包括對個人的制裁。
控方：毋須證被告有煽動意圖、僅須證知文章具煽動意圖
辯方又爭議，條文所指的「敵對行為」應指向戰爭期間針對中國的行為。控方回應指，「制裁」、「敵對」從字面理解，不必然指向戰爭中的敵人。普通法的結構下，要了解字眼意思，必須理解其立法原意及脈絡。
控方引述本案法庭較早前的決定，指外國無權干預本港法治；又引述聯合國大會一份宣言指，任何國家均無權以任何理由直接或間接，干預其他國家的內政或外交。控方強調，針對中國及其官員的制裁，包括貿易限制，足以構成「敵對行為」。李官問到，法庭可以多大程度上將聯合國宣言納入考慮。控方指，可用於考慮立法原意及脈絡，李官強調可參考範圍必須有限制。杜官此時補充指，相信只用於說明一般理解，並非要予以比重，控方同意。
控方：毋須證被告有煽動意圖、僅須證知文章具煽動意圖
就第三點煽動罪所須證明的意圖，控方認為，毋須證明被告有煽動意圖，只須證明文章具煽動意圖，而被告知悉下仍意圖發布。法官李運騰質疑，為何須證被告知道文章具煽動意圖，又問《刑事罪行條例》第 9 及 10 條的煽動罪條文，何處提及要證知悉具煽動意圖。周承認條文沒提及，但舉例若被告是外國人、不明白涉案口號，難以證他有煽動意圖。
李運騰質疑，控方立場似乎有矛盾，一方面堅持不須證被告有煽動意圖，另一方面又指被告須知道文章具煽動意圖。周天行續引去年通過的《維護國家安全條例》，當中第 24 條煽動罪行列明「明知刊物具煽動意圖而刊印、發布」，認為反映罪行須證特定意圖（specific intent）。李運騰再質疑，《維安條例》有「明知」一詞，但舊煽動罪條文沒有。法官杜麗冰問，控方是否以該條文協助詮釋舊煽動罪條文意思，周天行確認，並補充指本案大部分煽動文章均由黎智英本人所寫所說，實也可反映他有煽動意圖，只是法律上毋須證明。
就第四點三間被告公司的罪責，周天行引案例指，作出指示的人士（directing mind）不一定限於公司最高管理層，可以是公司較高層的獲授權人士，包括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而黎智英在本案有實際控制權（de facto control）、是作出指示的人士（directing mind），並理解三間公司被告不爭議。不過代表三間公司的大律師王國豪表示，他沒有這樣說過。
辯方：被告正常國際交流 控方批比較荒謬
最後一點，有關辯方就人權議題的爭議。控方引述辯方指，在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的保障下，被告與外國人士的交流屬國際間的正常交流，正如律政署也是國際檢察官協會的組織成員。控方的簡短陳詞中批評這個比較荒謬、完全不能理解，指《國安法》29 條明言不禁止正常國際交流，是否干犯罪行要端看當時環境。
引黎智英見外國政要 控方：長期、堅定地干犯罪行
控方完成法律觀點爭議的陳詞後，續就案情方面陳詞。就勾結罪，控方表示黎智英與多名外國政要有長期持續的合作，2019 年 7 月及 10 月兩度訪問美國，2020 年 7 月涉另案時無向法庭披露訪美意圖是「說謊」，另又透過助手 Mark Simon 與外國聯繫，顯示他堅定不移請求外國對中國及特區政府進行制裁、封鎖或採取其他敵對行動；而黎智英在《國安法》生效前已有相關倡議，涉逾 17 項例子，至《國安法》生效後仍持續。
控方舉例，黎智英於 2020 年 7 月 15 日，回覆 Mark Simon 轉達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助手 Mary Kissel 詢問黎是否不希望美國與港斷絕聯繫時，稱「重點不是香港，而是中國。制裁中國便可阻止中國打壓香港」，又指「我想他們取消香港特殊地位是對的，若美國和中國脫鉤，香港將是中國的出路」。李運騰問，這算是「請求」嗎？控方說是，稱屬透過 Mark Simon 請求制裁中國。李運騰指黎就該查詢的回覆，似乎是「沒必要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因實施《國安法》香港已完了」。控方指是遠超於此，指黎有表明「關閉中國這出口，可迫使中國更容易順應美國的要求」。
制裁針對「中國」
控方又指，黎智英以《蘋果日報》為平台干犯勾結罪，由《國安法》生效前，至 2020 年 8 月及 12 月被捕，亦未有撤回其倡議或請求。控方又反駁辯方稱黎提出制裁的對象，針對個人而非中國或港區政府，控方引述多個例子證明黎有針對中國（China），說明黎聚焦以中國為對象的制裁、貿易限制、科技禁運，而非中國官員個人。
黎智英控制《蘋果日報》 李兆富同屬串謀者
有關控罪一、二，控方依賴從犯證人張劍虹、陳沛敏等人證供，證明串謀存在，指張劍虹清楚指出黎智英在編採方面的干預。控方又指，黎為《蘋果日報》的創辦人、回巢出任集團主席、提供財政支持，又設定其編採政策，在訪問中表示《蘋果日報》是反共的，反映黎智英對《蘋果日報》的控制和影響。
控方陳詞續指出不同「串謀者」的角色，並提到法官曾問及李兆富（筆名利世民）的角色，控方認為李兆富負責為黎智英管理 Twitter、社交媒體，而 Twitter 內容屬於煽動顛覆的刊物，因此認為李同屬控罪一、二的串謀者之一。
控方：串謀協議早於 2019 年 4 月形成
控方認為，串謀協議早於 2019 年 4 月形成，但如果法庭不同意，控方認為 2020 年 5 月「一人一信救香港」會是另一個協議形成的日子。控方提出 2019 年 4 月，是由於黎智英當時已向蘋果高層發出指示，認為《蘋果日報》應鼓勵市民上街示威、針對官員實施制裁。控方續舉例，指黎在協議形成後控制《蘋果日報》編採政策，例如大力報道陳方安生在美國與彭斯會面、在立法會衝擊後報道年輕人心聲以爭取社會同情，黎智英並提出「一人一信救香港」以阻止《國安法》生效，縱使張劍虹、陳沛敏持反對意見，但因為黎智英是老闆而得以推出。
控方指，足證黎智英是三間公司被告裡，有實際控制權（de facto control），及作出指示及決定（directing mind and will）的人士，張劍虹亦然。陳沛敏則是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司作出指示及決定人士；羅偉光則為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公司作出指示及決定人士，因為他是該公司高層。
陳詞期間，戴上耳機的黎智英背倚牆，撓手閉目。散庭時，他步入囚室時向旁聽席揮手、合十。聆訊明續，控方將繼續陳詞。
黎智英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及「串謀勾結外國勢力」，審訊前後歷時 146 日，單黎智英作供便 52 天。控方指控黎以主腦身分，與其他《蘋果》高層串謀發布 161 篇煽動文章，意圖引起對中央或香港政府的憎恨，又指他作為「激進政治人物」，串謀勾結外國勢力、請求外國實施制裁，黎作供時否認。
同案另涉六名《蘋果日報》編採人員，包括前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前《蘋果日報》副社長陳沛敏、前《蘋果日報》總編輯羅偉光、前《蘋果日報》執行總編輯林文宗、前《蘋果日報》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以及前《蘋果日報》論壇版主筆楊清奇；六人選擇認罪、其中三人轉為控方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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