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冊社工劉家棟練習攀石已有一年半，每周總有兩、三日流連攀石場。攀石前，他在雙手抹上鎂粉吸走手汗，增加手與石的磨擦力；訪問當日，家棟在一條攀石路線上屢敗屢戰，幾乎每次都在同一位置「卡關」。家棟說，那兩、三天已在同一條路線嘗試了近 50 次，但總在同一塊石頭上「卡關」。
「挫折」不減家棟對攀石的興趣，他前年刑滿出獄後、少有能治癒他的活動。 家棟在 2019 年反修例運動中， 以社工身分擋在示威者和警方中間，被控阻差辦公罪成入獄。2021 年 7 月出獄後，他雖獲續批社工牌，但始終不獲社福機構聘請，遂自立門戶任獨立社工，協助反修例運動中被捕、被起訴的人士。過去一年多，他日復日在監獄、法庭和攀石場之間奔走 。
「我本身是一個很需要計劃，很需要達成一個目標的人。但是現時在香港，我的目標或前路都已經斷了⋯⋯現在的工作都很不穩定，甚至能做到幾時都不知道，攀石就是我可以真的有目標、然後去達成的事。」
攝影：Nasha Chan
編按：內文有關社會工作者註冊局回覆查詢的一段內文，指出「如註冊局所有成員考慮個案的情況後，均議決該人可獲註冊，該人可獲註冊」。局方於 4 月 19 日來郵澄清，只有如被裁定犯的罪行屬《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所指明的任何類別的範圍的罪行，才要所有成員考慮。報道內文已作更正。
被控阻差辦公罪成 獄中經歷致決心服務在囚者
三月底，家棟到壁屋監獄探監，他曾在這裡被囚五個多月。那天下著濛濛細雨，潮濕的天氣讓家棟想起自己之前在獄中的情景，「裏面所有東西都濕透了，濕到火柴都點不著，連煙也食不到，好在我現時有火機。」
2019 年 7 月 27 日，家棟在「光復元朗」的衝突中，站在警方與示威者中間，高舉社工證、要求警方給予示威者足夠時間離開。他之後被控阻差辦公罪，罪成被判判囚一年，他不服定罪結果上訴；高等法院在 2021 年 2 月駁回他的定罪上訴，但將刑期減至8個月。
家棟當時須立即服刑，在壁屋的日子，他遇到同涉社運案件的在囚者，不時與他們通宵傾談，「你跟他一起經歷、互相分享自己坐監背後的故事，女朋友的故事、家人的故事、甚至是因事件而失去一切事業的人的故事」。入獄的經歷，令家棟更下定決心出獄後要做社工，服務在囚者。
獨立社工奔走監獄、法庭 罪成後不獲機構續約
他平日早上一般會去探監，下午就到法院旁聽裁決階段的案件，嘗試接觸個案；有時會與個案見面，或陪伴個案家屬探監、陪伴他們渡過入獄前的準備和日子。家棟現時的卡片上沒有機構名稱、僅印著「註冊社工」和聯絡方法。 自立門戶、以獨立社工身分，為涉社運案者提供在囚支援，其實只是家棟迫於無奈下的選擇。
早在等候保釋上訴期間，家棟已感受到定罪對自己在社福界發展的影響。當時能回到機構上班，但機構表示希望他不要走出辦公室， 「希望我少啲嘢做。」這本是家棟 2017 年入行的第一份工作，主力在社區做家庭服務。他與同事及上司關係良好，又與街坊建立了關係，即使被捕後被街坊認出，對方也沒有介懷，「就算政治立場不一樣， 都會關心我有沒有受傷。」
家棟說，案件其實不影響他的工作內容和服務，但當時正值續約期，他明顯感受到上司有很大壓力。他理解是機構的高層給予很大壓力，希望不要跟家棟續約。他之後獲好鄰舍北區教會聘請，負責社運案支援工作，「很好呀，他們又願意等到我出獄後繼續請我。」警方之後以涉嫌洗黑錢及欺詐罪名，凍結教會銀行戶口，拘捕前董事和員工。家棟也被迫辭職，「入獄前半個月再次失業，真的很尷尬。」
社工註冊局：須拒絕「危害國安」人士註冊
入獄時，家棟一直擔心失去社工資格、憂慮社工牌沒法續期。據他了解，一般來說涉盜竊或性罪行等刑事案件，或會失去社工註冊資格，但他不清楚社工註冊局會如何處理社運案件，因少有先例可尋，「我的學費都未回本，就或被釘牌，那可怎麼辦呢？」他笑說。
家棟在出獄後數月續辦社工牌照，他說按正常程序，一般最長七個工作天就可申請續牌，但他等了三、四個月才能續牌。在這段「空窗期」，他唯有不以社工身分提供被捕支援。家棟相信自己或是社工註冊局，處理首宗涉反修例事件罪成的社工個案，因此註冊局需時決定準則及審視其申請。及至第二次續牌，註冊局數日就處理完成他的申請。
《集誌社》向社會工作者註冊局查詢， 如社工在反修例事件中被捕，會否影響其專業資格？
社工註冊局回覆指，如註冊社工被控以或已被裁定犯任何罪行，須盡快將書面通知送達註冊局。如被裁定犯的罪行屬《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所指明的任何類別的範圍的罪行，如註冊局所有成員考慮個案的情況後，均議決該人可獲註冊，該人可獲註冊，否則須拒絕將曾被裁定犯任何屬《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所指明的任何類別的範圍的罪行的人註冊為註冊社會工作者。
翻查資料，《社會工作者註冊條例》附表2的罪行，包括性罪行、《侵害人身罪條例》，及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等。
至於案件若涉《港區國安法》，會如何處理？社工註冊局回覆指，註冊局須拒絕將曾「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的人士的註冊，但如註冊局所有成員議決某人可獲註冊，該人都可獲註冊為社工。註冊局強調，會就每宗個案考慮當事人的情況，不能一概而論。
出獄後求職碰壁 哀社福機構歧視政治犯
不過，即使能續領社工牌照，家棟感覺已再無法回到主流社福機構，任職全職社工。「社運案定罪對我最直接的影響是，我幾乎沒有辦法入去傳統的社福機構做社工，我的牌照都是『擺喺到』。」家棟出獄後曾應徵全職社工工作，他投寄了兩次履歷，一次石沉大海，另一次則曾與職員通話，「對方說『你都知道自己政治上有點敏感吧，都要問上司讓不讓你來面試』，那我就算了，不再繼續。」
「不應該因為一個定罪紀錄而抹殺一個人生」，家棟說，他的案底既不影響他提供服務，也無損服務對象、同工對他的信任，在提倡給予更生人士第二次機會的社福界，他的政治案底卻偏偏成為忌諱。「仍為一個社工，聽到都覺得悲哀，社工對於在囚人士，經常會提及更生。一個人坐獄後理應已清還一切，社會不應對他們有任何歧視，但這擔憂仍存在。」
家棟原本有一個十年人生規劃，先開始全職工作，做五至八年社工，儲夠錢兼讀社工學位後，可升職做較高職級的社工。「這樣我的薪水及工作範圍都可以更多。」反修例案底打亂了他的計劃，即使他日再進修，他也不打算再修讀社工，「讀完只有知識，入不到行，變得無用武之地。」
政治風險未知 獨立社工路「隨時明天就會完」
任職獨立社工，家棟明言難以規劃前路。收入不穩，加上目前的政治形勢，他說不上能做多久。「隨時明天就會完，早前鄧炳強都點名，說有『探監師』探監多少次⋯⋯。」家棟說，他一直從社工的專業角度介入，探監時都不會提及政治，「但他（鄧炳強）沒說明甚麼是違法，在有國安法的環境下，我不知道我何時會犯法。」
不過，家棟仍想繼續堅持。他認為對應社運案被捕、被囚者的社會福利服務很少，「以社福角度去看，服務短缺（service gap）大到不得了，我一個人做根本不可能做得完。」連同坊間的被捕支援組織，家棟估算只能服務到當中兩至三成人士，「現時在這方面仍努力的人不多，我不做就很大比例少了（服務）… 棄 user（服務使用者）於不顧，就真的違反專業資格了。」
家棟說，「就算我沒有在行業內發展也好，我現在仍是一名社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