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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載|鄭思思|記協 23 條意見書後記:別放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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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初四,我們「初四咁嘅樣」集合於香港記者協會的㸤事處開會,一開便五、六小時。我們就 23 條公眾諮詢文件的條文,討論對新聞界的影響,商量具體建議以提交意見書。然而,很多時候我們塞在死胡同裡,有人弱問記協的建議怎可能被政府採納,我們唯有大聲乾笑幾聲就跳去下一段討論。最終,我們爆肝寫了 19 頁意見書連問卷調查結果,趕在一個月的諮詢期內交予保安局。十九幾頁的意見書,我們究竟寫了甚麼?我們為何仍然在寫?在此留下一些西西弗斯的記錄。

文:鄭思思(資深記者 / 記協諮詢小組成員)

雷霆救兵之組成

23 條公眾諮詢由 1 月 30 日至 2 月 28 日止,短短一個月。二月初,有記協執委向行家們求救,他們找不到人寫意見書,非常焦急。我遲疑兩日後終於硬著頭皮舉手幫忙,並自知能力有限即吹雞組隊,向各位臥虎藏龍求助。當然我吃過不少檸檬,但有幾位朋友是一口答應的,他們是我認識的、最出色的偵查報道記者(無奈大多已轉行,淚);他們是我認識的、讀書最叻 IQ 最高的記者(無奈大多已轉行,淚);還有一些熱血的年輕記者、讀法律的好朋友,加上一位聰明美麗的記協執委,我們就這樣組成了七人雷霆救兵(容我誇張少少啦 =p=)。我們還有好幾位新聞系學者不吝賜教,為我們找外國例子、學術文獻,還提議思考的框架,讓我們一班後輩站在他們的肩膀上看得更遠。美麗的記協執委形容這意見書是集合了行業老中青的努力。的確,這份意見書並不完美,但每字每句都有熱血和溫度。

出色的偵查記者說:「我說在做 research 的時候,最大的困難就是……不斷地跟『做嚟都無用』的聲音 struggle。當你很認真去看這件事的時候,你就會有一刻閃過,其實做什麼都是沒有用的……」他說這些洩氣的想法不知道是否適合寫出來,然後他嘆一口氣,很長很沉重的歎氣:「唉……但是,看到有很多行家還很努力做新聞。可以幫的就幫一下,就是這樣。」

23 條立法中「竊取國家機密」、「間諜罪」、「煽動罪」、「境外干預罪」等罪行,對新聞界或帶來深遠影響。(資料圖片)

他說自己不是法律專家,但要在大量的資料裏找出問題,不單要看諮詢文件寫了甚麼,還有沒寫甚麼。他比較 2003 年 23 條的公眾諮詢文件(政府已刪除連結,要在 Wayback Machine 裏找),發現消失了這一句:「必須確保落實第二十三條的本地法例中,所有罪行均盡量清楚和嚴謹訂明,以免生歧義或抵觸《基本法》所保障的基本權利和自由」。

消失的這一句寫在記協意見書的引言之中,這是我們整份建議書的核心,要求 23 條的本地立法「所有罪行均盡量清楚和嚴謹訂明」,法例一旦對罪行有過於寬鬆的定義,製造寒蟬效應,對表達及新聞自由可能構成無法逆轉的損害。

西西弗斯的徒勞無功

我們希望如諮詢文件的立法原則所寫,立法要「尊重和保障人權」,Saving Press Freedom,但現實上,七人雷霆救兵其實士氣一般,尤其要大家在農曆新年開電腦看文件,年初四馬拉松會議,再分工寫意見書,很多也是放工後爆肝去做。有另一出色的偵查記者笑我們是「西西弗斯」,像在希臘神話中被諸神懲罰,要將一塊巨石推上山,推上後巨石滾下再推,徒勞無功。他說不會幻想意見書能推動改變,可能連推動討論也說不上。

《立場新聞》案,前總編輯鍾沛權、時任署任總編輯林紹桐被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案件仍未裁決;23條諮詢文件提到加重煽動罪罰則。(資料圖片)

他仍盡責的完成煽動罪那一部分。諮詢文件進一步把煽動罪罪行範圍擴闊,新修訂了六項「煽動意圖」,並特別提到不涉及暴力或公共秩序的情況都有可能構成煽動;還有,刑罰建議加重但沒有寫具體建議讓大眾討論。他感歎:「那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很大的網。(諮詢文件)其他範疇經常說什麼外國例子,你看整個煽動罪部分,根本沒有講外國趨勢,擺明外國趨勢不是這樣的一回事,是根本的背道而馳。」他找資料,英國早在 2009 年廢除煽動誹謗罪,新加坡亦在 2021 年通過廢除煽動法令。加拿大、澳洲等國家,亦相繼提高煽動罪的定罪門檻,規定有「暴力」和「公眾騷亂」等元素。

這位西西弗斯如此落力的研究,我相信他已蔑視命運,找到能量。他說:「如果真的要說,我反而覺得幸好還有很多人……還有很多行家記錄了很多關於煽動罪的變化,然後有一些國際組織的報告。我有些(研究的)起點都是因為他們,所以我覺得前人的記錄工作依然是有意義的,是要記錄下來的。」

IQ 高記者則不認同大家是西西弗斯:「又未至於覺得被懲罰,我們不應該被懲罰啊…那個浪費力的感覺是,就算我們寫得多麼鏗鏘,多麼有道理也好,它都不會聽的。不過有一點是,也不只是給政府看的,也是給其他人看的,如果還有其他人看的話……」可能,意見書也是歷史的初稿。

她擔心諮詢文件建議的「國家秘密」非常廣闊且定義模糊,尤其新增的經濟、社會發展及科學範疇,令記者難以判斷會否「危害國家安全」。還有外國公營媒體,包括電台電視台及國際通訊社,其員工及其他合作第三方等等,都有機會被列為「境外勢力」,令人憂慮。不過她感歎社會缺乏討論,有頭有面講道理的人都消失了,曾鈺成、陳弘毅在質疑 23 條定義過闊,打擊面過大,屬非常少數了。

為什麼我們要放棄思考?

以上的老鬼都有點灰沉,但年輕的記者和法律朋友是帶著陽光的。法律朋友不在新聞行業卻是最熱情的:「因為覺得作為公民社會一員,想發力或者想幫忙的地方可能都已經不多,所以特別珍惜可能有的機會,可以聚在一起去做正常公民社會做的事情。」甚麼是正常公民社會做的事情?他說,就是有理有據,真相越辯越明:「香港人的教育是賦予我們會思考,那為什麼我們要放棄思考?說所謂大勢所趨就去迴避,而不是回答問題。(現在在香港繼續思考是很痛苦的,笑) 所以我覺得有任何機會去圍爐,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我覺得公民社會的力量就是來自思考、講道理,即使大環境中可能越來越少這樣的空間。寫這意見書就是展示我們思考的過程,而理性思考得出的結論。」他笑說一句,腦袋不用很容易生鏽的!

年輕記者跟法律朋友互不相識,卻同一樣浪漫,他說:「公民社會就是大家一起關注,大家願意一起去思考,然後聚在一起,其實沒有什麼回報的,沒有一個很嚴謹的組織或者很 well-established 的過程,大家都在撞,就是在 brainstorm ,但對我來說,是一些舒服的參與。」果然年輕人才是未來的希望,還要多謝兩位美女義務為新聞稿翻譯英文。

23 條諮詢結束,大律師公會和律師會都呈交意見書,支持立法是憲制責任,但強調須保障人權。(資料圖片)

我那一代記者,是幸福的記者。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可能是十幾年前?報紙都有調查組,Cable 都有中國組和刺針,調查報道百花齊放,愈機密愈爆。唐英年僭建,沙中線剪短鋼筋,鄉紳套丁,12港人港府飛機航程數據,種票一屋幾姓,馮程樓換樓,麥齊光呃租津,牛丸無牛等等。我在時代的帶領下,做過三中商,721,南丫海難等調查。記者捍衛公眾利益,有免於恐懼的自由。但這一代記者,這一代尋求真相的人,是要承受恐懼的。

記協意見書就「竊取國家機密」、「間諜罪」、「煽動罪」、「境外干預罪」等提出建議,包括要明文確立「公眾利益」作為法定抗辯理由,建議參考 2003 年二十三條例草案修正案,就「公眾利益」作清晰定義,包括揭露任何官員的不法活動或嚴重不當行為、揭露涉公共健康或安全嚴重威脅等,不構成罪行。另外,希望政府能釐清以及收窄罪行定義和範圍,定罪元素須包括罪行對國家安全構成實質損害,以及包括被告人有危害國家安全的意圖。

2012 年傳媒揭發唐英年豪宅僭建,鄭思思當時為電視台記者上升降台拍攝做 LIVE,當時調查報道百花齊放。(鄭思思提供相片)

新聞工作是提供資訊、監察政府、為公眾利益服務,並促進社會不同持份者間溝通,具有提高政府施政及促進良政善治的重要社會功能,並不構成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期望政府當局能在條例草案中給予傳媒足夠保障,避免對新聞自由造成不可逆轉的損害。

最後,感謝每一位幕前幕後、出心出力的救兵。我們的通訊群組名字是” My Heros!! ” ,能和你們一起揼石仔寫意見書,我很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