歲月，是一份禮物。
經歷多了，看書容易了，我喜歡最近三集昆德拉的聲演，之前還有兩集聲演關於《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The Unbearable Lightness of Being) 。所有都是來源自訪問文章；訪問來源於兩年多前第一次看昆德拉小說；看小說，源於多年前看電影《布拉格之春》；看電影以前，到過捷克布拉格旅行。 把經歷與文化融入工作，這漫長過程，是生命，也是生活。我說，它是種幸福。
從年輕到今天，從旅遊到看書， 現在，因為記者工作的推動，知道負責昆德拉圖書館館藏的捷克摩拉維亞圖書館館長Tomáš Kubíček來港演說，立刻把握時間訪問他，寫成文字，作聲演，這過程，是關於閱讀與努力理解，感謝《集誌社》轉載三集聲演，也感謝《Yahoo新聞》讓我發表了三篇文章。
這一集聲演的相關文章，請看Yahoo連結： 見字如見人｜從昆德拉〈被綁架的西方〉看俄烏戰爭 捷克圖書館長：「歐洲真正的悲劇」
撰文：冼麗婷
攝影：張志華
製作：George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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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與聽昆德拉的《A Kidnapped West: The tragedy of Central Europe》為何舒心？我想是因為作者從人對政治體制與環境的不舒爽感覺為源起，解讀與分析歷史，從人的感受開始尋找歷史因由，這跟帶着對當前世界戰事的沮喪無奈去訪問相類，透過理性與感性的討論分析，直面與拆解心結，這或許就是文化的其中元素。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及分析，呈現少許新鮮「採摘」的材料，不知能否刺激大家的思考味蕾。例如，大家都知道昆德拉跟哈維爾（捷克已故前總統Václav Havel）有過公開筆戰。那麼，現在重塑的昆德拉圖書館藏品中，有沒有兩人的書信呢？這一次，我想簡單以訪問對話方式，分享Tomáš Kubíček的受訪內容。
第一集講過，Tomáš Kubíček2017年開始為昆德拉90歲（2019年）準備作品展覽，期間搞得巴黎寓所大亂，昆德拉太太薇拉對丈夫說，是時候把所有書運回捷克故鄉布爾諾（Brno），由此，Tomáš Kubíček成功把昆德拉剩下的藏品檔案都接過來，只是，他說著重隱私的昆德拉，之前鎖毀手稿書信檔案非常撇脫，現在留下的，也是經過Tomáš Kubíček懇求，他才有一下留手，最終留下目前的藏品檔案。
「這意味著我們沒有完整的檔案，我們沒有昆德拉寫的所有東西或通信。我們只有其中的一部分，這也非常有趣，你可以找到很多與捷克共和國的人或昆德拉在國外朋友的通信。」Tomáš Kubíček對記者說。
「有沒有與政治人物相關的內容？」記者問。
「有的。也有一些與弗朗索瓦·米特朗（法國已故前總統Mitterrand）的正式通信，或與亨利·基辛格（美國已故前國務卿Henry Kissinger）的正式通信。以及其他一些人。」
「有沒有哈維爾的? 」
「只有一些正式的通信，但他們並不是親密的朋友。我相當確定哈維爾從未給米蘭·昆德拉寫過私人信件，昆德拉也從未給哈維爾寫過私人信件，他們真的不是親密的朋友。」昆德拉與哈維爾對捷克的未來及反抗立場迥異。1968年昆德拉發表《捷克的命運》文章後，引發哈維爾公開與他筆戰。
「那麼我們能否更多地瞭解你與昆德拉的私人關係？在這些年裏，你會把自己描述為他的朋友嗎？」記者問。
「這種關係，也許屬於米蘭·昆德拉的私人生活，我將其保留在那裡，可以嗎？」Tomáš Kubíček回答。
「好的，所以你不會談論這個？」
「不，不，不。」
「但你可以告訴我們你與昆德拉有私人關係，只是你不願意透露，不說任何話。」
「是的，是的。這是很正常的，他（昆德拉）的朋友們也確信沒有必要向公眾透露他與別人的關係。他與很多人有著非常美好的友誼，但他們沒有必要說：我是米蘭·昆德拉的朋友。」
「為什麼？你是將他的收藏帶回故鄉的人，人們可能想知道（與昆德拉的關係）。」
「這不僅是因為米蘭·昆德拉，也因為薇拉·昆德拉。正如我所說，這個決定來自於她。沒有她，圖書館可能仍然在巴黎的某個地方，因為這是薇拉·昆德拉的想法，她告訴我們是時候將所有（昆德拉）書籍搬到布爾諾了。」
Tomáš Kubíček在港大的講座中，也展示了昆德拉不同的畫作影像。昆德拉作畫緣起於1975年他決定流亡到法國，首先在雷恩大學教了三年書。起初生活不容易，米蘭的妻子薇拉非常難過，在一個陌生的國家、陌生的城市，他們只有一個空蕩蕩的公寓。為了讓自己開心，昆德拉畫了他的第一幅畫。30年後，當日本出版商請他為新版《玩笑》設計封面時，他決定使用其中一幅畫。Tomáš Kubíček說，之後，昆德拉幾乎每一本書的封面都使用了這些畫作。
這位圖書館長說，在昆德拉心目中，藝術與政治之間，藝術才是永恆。要過作家還是過政治家的生命，都是一種有選擇，有選擇，才叫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