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早前寫了米蘭昆德拉，看到作家按所處時代，決定去留，昆德拉是決定離開的人。這一篇，寫Orhan Pamuk的《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他是決定留下來的人。活在那裏，他把感情把看法寫在城巿的胸膛，是與伊斯坦堡親暱關係的城巿記錄。不同時代，不同地方，不同人，都有愛一個城巿的方法。
冼麗婷
愛一個城巿，一定要留在那個城巿，才可以把心愛的城巿寫好？
土耳其作家Orhan Pamuk在《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記述百多年前一段記者經歷，可堪玩味。故事是這樣的：
「春天永遠不會到來？春天永遠不會到來？」十九世紀末的土耳其，一個已逝詩人的詩句，刊登在報紙上，國務大臣視為批評朝政，負責抓人的手下，胡亂在報社捉來年輕記者，送到大臣面前。大臣憤怒的打開報紙，質問記者那段文字算是甚麼意思？年輕記者想澄清，每次張口，不是被大臣罰站門外，就是厲色喝止，永無發聲的一秒。
於是記者冷靜想出法子，輕輕把袋裏的印章拿出，讓「真相」放在枱面。大臣看見印章刻着的，跟文章署名不同，問個清楚，才知道捉錯了人，於是薄償一點錢，把記者送走，並叫他不要把此事宣揚。這位以幽默風趣刻劃生活細節著稱的名記者，把故事過程全都寫下，他名叫Ahmet Rasim，Pamuk口中的土耳其前輩名作家。在皇朝高壓統治時代，他對政治沒興趣，也無意糾纏東西文化爭議夾縫。他認為，無論日子順逆，人民想知道的，就是人民的真實生活，不能寫政治，就寫那些看不見面容的無名小人物，百多年來如何天天過活，已足夠讓專欄作家經營一生的事業了。這是一種可抵高壓的作家。
放於現時的香港，百年一偶的黑雨之下，不論城巿抑或鄕郊都水浸，受災巿民怎樣狼狽，怎樣靠自己應對？再深一層，移民潮下，獨自留在香港的長者，他們可以怎樣調適生活？再說，有時看到年老長者因為無力照顧患病成年子女而出現的倫常慘案，真的看得人好抑鬱。這都是城巿源源不絕的故事，在不理想的時勢，小巿民更加無助，誰來關心他們？這是不是黑洞裏的黑洞問題？
放於現時的香港，百年一偶的黑雨之下，不論城巿抑或鄕郊都水浸，受災巿民怎樣狼狽，怎樣靠自己應對？
但討論寫作環境，跟寫甚麼，是兩回事、兩種格局的選擇。在設限的環境下寫作，跟在沒有設限的環境寫作，會有怎樣不同的結果？
上一回寫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布拉格之春」和蘇聯入侵捷克以後，他堅持維護言論自由， 1975年自我放逐到法國，2019年雖然再獲授予捷克公民身份。他長期以法文寫作，稱自己為法國作家，顯然，是屬於無須留在故土而能寫出好作品的作家。但留在不自由國家而有出色傳世之作的，包括兩位諾貝爾文學奬得主馬奎斯（Gabriel Marquez）和 Orhan Pamuk，我的朋友認為，兩位分別留在哥倫比亞及土耳其故土的作家，一直繼續寫好作品，又能避免身陷囹圄，是很好的參考。
不陷牢獄又能繼續寫作，不是不可能，但問題不是能不能寫作，而是能不能自由地寫作，這是一個作家的心理選擇。用自由換來的寫作，當然可以有其中出色作品，但一個人，如一個國家，面對的環境和時代，各有不同。這就是哥倫比亞之所以為哥倫比亞，土耳其之所以為土耳其，跟捷克與法國，自有分別，不能相比。只知現實是，沒有自由的國家，能有偉大的作者；作家的角色，不是要令國家偉大，但偉大的國家，會讓作家有自由。而真正的自由，是不受來自權力或群體壓力影響，忠實地寫自己相信的東西。
上一回寫的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他堅持維護言論自由， 1975年自我放逐到法國，2019年雖然再獲授予捷克公民身份。
一個人跟一個城巿的關係，也應該是自由的，無論你愛不愛這個城巿，都應該讓你自由表達，盡情愛惡。這種情況下，孤獨有時是難免的，陷於孤獨，也會出現懷疑和恐懼。朋友認為，當你看見己的想法，忠於想法，即使脫離於大多數，這不正和一個寫作人的思想匹配？
Pamuk如何保持批判性又免陷於牢獄，還需慢慢細看他生平，但看他寫的《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我看到一個作家，已被伊斯坦堡蝕入骨髓。這本關於他出生成長的伊斯坦堡回憶錄，是有鮮明perspective的。他從少就有作家、畫家的天性，能自動抽離看身邊的人與事，如同看書，有主觀看法，有自我判斷。例如，他永遠想贏取母親的注意，永遠視哥哥為競爭對手，他對一個家族的人及變化，都有心思，有看法的。自小以敏感心靈看着這個城巿長大，是一種親暱的眼界，那種互相孕育的關係，命運相連。若無致命性的政治壓迫，他不想離開，是那麼順理成章。
在一個地方 是演員還是觀眾？
作為藝術家、寫作人，Pamuk有一種靜觀的能力，看眾生、看自己，這種旁觀的冷靜，能反思了解一切。他認為，若果一個地方讓人沉浸其中不能自省，像一個演員而不是觀眾，那裏就不會讓他有家的感覺。（Wherever I was the performer and not the spectator, I could not feel at home. p.290） 能躱在一角，安靜思緒的地方，就是他的家。家對於他，是世界的中心，一個可以逃遁的地方。寫到這裏，我想起「寫字為家」的共鳴，問題是，你怎樣理解「寫字」的自由。
為甚麼要留在那個地方，才能寫那地方？我認為，除了政治現實，這也是一種命運共同體的選擇，無關誰優誰劣。留在一個地方寫出的作品好，離開了一個地方寫的作品就不夠好？我第一個想法：因作家而異。與其說好不好，不如說味道、感情之不同。在Pamuk眼中，上幾代離開了土耳其的作家，給曾屬於自己的城巿，堆着適切如歌的讚許、迷人的故事，但從不會不帶着愧疚，在城巿的瓦礫與憂鬱，領略殘陽一樣的生命，在可悲的現實生活與快樂的輝煌過去之間，身處㚒縫。當然，這只屬Pamuk的一種看法。
Pamuk很明白自己跟另一類諾貝爾文學奬得主如Naipaul等巨匠的分別。流亡者的想像，養份不是來自本來的根，而是來自於無根；Pamuk的寫作，非得來自於同一個城巿，同一條街道，同一間屋，同一個可望的國度，這也許是style，「伊斯坦堡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可依附着的城巿，它造就了今天的我。」
“Conrad, Nabokov, Naipaul-these are writers know for having managed to migrate between languages, cultures, countries, continents, even civilisations. Their imaginations were fed by exile, a nourishment drawn not through roots but through rootlessness; mine, however, requires that I stay in the same city, on the same street, in the same house, gazing at the same view. Istanbul’s fate is my fate: I am attached to this city because it has made me who I am. 《Istanbul- Memories Of A City》p.6”
我也到過土耳其，也到過伊斯坦堡，土耳其人的生命力很強，永遠喜歡說話，喜歡請人喝茶傾偈。大城巿街上的炸魚小檔回味無窮，自然古跡之偉大與震撼，像電影場面，永遠無法在記憶中退去，那是一個努力跟歷史生活的民族，有過去，有現在。Pamuk引述一個土耳其作家說：所有文明都會過去，像墓裏的人，正因我們都會死去，我們也應接受一個文明的誕生與覆亡。
文明、時代的消逝，慢慢演變，到突然感覺得到之時，已成事實。如果回到我們的地方，去留輾轉幾代百年人。白先勇十五歲從大陸到台北度過重要成長的十一年，與同輩建立《現代文學》雜誌。當年，他看胡適回台灣演講，就感覺他們敬仰的五四時代已經過了，有一種肩負新時代文學的責任感。他寫的台北人，還不是圍繞離開故土的另一種生老病死，帶着Pamuk所說，夕陽殘照的感情。後來，他到美國留學、教書，美國與海峽兩岸，成就他更大的反觀、寫作空間。
有些時代是會過去的，問題是怎樣走進新的。所有偉大的作品都有共通：原創、真實及可信的。創作的地方，是很個人的。深情的土耳其作家，面對大時代消逝與轉變，Pamuk像一個醫生，用筆親自解剖憂鬱，解剖傷痛。管他有時以精神遊戲把焦點改變，下麻醉劑自我欺騙，忘記憂慮，把自己包藏在神秘的陰霾。對於他這種人，愛一個城巿，很簡單，不過是而無可救藥地愛下去。
“To be unhappy is to hate oneself and one’s city .” Orhan Pamuk
冼麗婷簡介：
曾在《蘋果日報》任職記者17年。2016年成為獨立記者/寫作人後，出版了人物專訪結集《見字如見人》。今天，仍然幻想能成為101歲女記者。建立Write House，寫字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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