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楊子琪
（發表日期：2023年 1 月 30日）
一個新聞編輯室被放上法庭，以刑事審訊語言被審視時，兩套思維會發生什麼碰撞呢？
立場新聞案進入盤問階段，內容牽涉公民、社運與傳媒關係的理解、日常新聞操作、新聞工作者的立場、評論文章與煽動界線等問題。這去到第四日下午尤為激烈——伍淑娟就區家麟一篇評論文章逐句盤問，一度高聲表示不同意鍾的說法，而鍾沛權則以多次反詰來回應。
1. 問答中的兩個世界：如何理解公民與傳媒關係？
法官郭偉健曾提及，因為控方指立場新聞是「政治平台」，因此鍾沛權本人和立場新聞的政治取向，是法庭會考慮的問題——而政治取向，要從過往文章、說話中看出來。所以，他批准控方在17篇罪證文章以外，向鍾沛權盤問其他更早期的文章。
在盤問的首日（1月19日），檢控專員伍淑娟表示，自己之前從未聽說過立場新聞，除了知道何桂藍是立場姐姐，因此她的資訊，建基於警方提供的內容。
伍淑娟這天超過一半的盤問內容，是關於立場2020年的會員特刊《立誌》，當中列出十大瀏覽量最高的博客文章，她逐篇詢問鍾沛權：
「你會否認同這文章有好強政治立場？」「這是否黃絲比較看得順眼的文章？」
鍾沛權有自己對政治立場的理解。他在四日的作供裏多次說，社會大眾不是簡單二分的黃藍陣營，政治立場是一個「連續的光譜」。
至於受眾與傳媒的關係，雙方亦有一番問答。
伍淑娟問，普通人是否都傾向選擇與自己價值觀相近的媒體，「是否因為人喜歡選擇看一些貼近我們價值觀的報刊，所以那報刊的意念更加影響人？」
「其實呢，2019年，香港人對運動吸收資訊是來自好多渠道。」鍾沛權說，「⋯⋯尤其在社交媒體世界，資訊量好大，『去中心化』，就算媒體本身都無大台。」
「媒體和受眾之間的影響，我不敢說到媒體影響力咁大。」鍾說。
「你日講夜講，自然潛移默化影響一個人？」伍淑娟問。
鍾笑：「唔一定囉，譬如我媽日講夜講，我都唔會潛移默化⋯⋯」
在第四日，伍淑娟拿出《立誌》兩篇諷刺漫畫，分別刊於2019年9月1日及12月8日，伍表示，那兩天分別發生了國際人權示威遊行，及機場示威行動。
她問鍾沛權，在社會運動如此熾熱的情況下，發布漫畫是否「火上加油」，作為傳媒「係咪應該收斂下？」
鍾沛權回答：「香港那場社會運動，好多公民的行動持續咁耐，唔係任何人三言兩語可以煽動出來。我有時覺得控方假設香港公民資訊來源好有限，好無知，好容易受到煽動，或者只是好有限的人。可能我哋做傳媒，我不會假設香港公民係一個咁嘅狀態。我哋點解堅持言論自由，因為我哋假設公民有自由意志，對作為公民的義務、責任、權利有認識，佢可以透過自由的言論空間，互相辯論，達成有利於社會的共識。」
2. 新聞操作vs「前後呼應」？
盤問第二日（1月20日），伍淑娟呈遞一篇立場在2021年5月短暫刊登後下架的文章——《從北愛爾蘭抗爭經驗看香港抗爭運動的未來》，她引述馮煒光在「港真D」的評論，指立場先是刊登一篇時任大律師公會主席夏博義的專訪，裡面夏博義談論香港拘捕民主派情況時，提及北愛的歷史；其後立場又轉載北愛抗爭的評論文章。「兩者首尾呼應」，馮煒光質疑，這是外國勢力干預的先兆。
鍾沛權解釋，自己沒留意這個先後次序，刊出北愛一文是同事在cms（編輯發布系統）錯誤設置時間，文章大約在深夜出街，而他在清晨六七點起身看到。因國安法的政治壓力，他覺得文章似乎有呼籲參考北愛的傾向，為提高安全系數，馬上讓同事下架。
「所以是雙重巧合？剛好夏博義說了，你哋又在『五四』出愛爾蘭文章？」伍淑娟問。
法官加入追問：「你看到文章即刻要求下架，你知道可能闖禍、犯了錯。你之前一向說，用持平方式儘量報導，而家我哋看到大公文匯出了評論，好明顯是直接回應，係咪？咁要去解除那個禍，最直接轉載呢篇文章咪得？可以看到你哋真係切割？你咪可以擺在博客文章？或者你咪報導佢出了這個評論，一樣可以在媒體做到，而且重要性是即時回應那篇文章喎！」
「我哋出了錯誤，已經儘快下架，當時我的判斷，無乜嘢可以再做。」鍾沛權後來解釋，2021年5月國安法已將近一年，傳媒受壓、山雨欲來，而自己感受到立場正被官媒、建制派人士針對，他判斷無論如何回應這些批評，對方都只會繼續糾纏下去。
伍淑娟在盤問第三日（1月26日），繼續追問「前後呼應」的問題。她呈遞立場新聞在2019年的系列專題報導《暴力邊緣》，內容是訪問自稱「V小隊」成員的人士，他聲稱要在區議會選舉前發動襲擊，長遠要建立革命軍、攻擊警察等等。伍淑娟表示，2021年5月刊出過的北愛一文，文末參考文章，正正包括這個專題報導系列。
「2019年出了幾篇講恐怖主義的專題，去到2021年，『歐洲再出發大聯盟』（北愛文作者）即時諗起嗰篇文章？」伍問。
「不同意。」鍾沛權說。他補充社會背景：「持續有人提出香港會不會出現北愛化的情況，是出於一種警惕、擔憂，不是一種提倡，而是他們觀察到，一個咁廣泛的民情民意最後得不到滿足，被政府以不同方法壓抑，政治根源的問題沒有解決。」
「如果大家真的想去面對2019之後的香港社會政治問題，最後都係要回歸返真誠同直面政治根源。」
第三日的下午時分，伍淑娟呈遞梁振英和大公報當時對立場刊登北愛文的批評，再次問道：「你們首先報導夏博義，然後五四又轉載北愛文章，是否互相呼應呢？」
鍾沛權說，傳媒操作是隨著新聞發展，做完訪問就儘快刊出，「我哋每日有幾十篇文章，如果妳喺文章之間找到相同議題、觀點，跟住說我哋文章是經過精心鋪排，呢啲就真係『捕風捉影』、『穿鑿附會』。」
「就讓我哋做嘅嘢去證明我哋係一個乜嘢機構。」他最後說。
3. 兩種思維：言論自由vs對國家有無好處？
在盤問的第三、第四日，伍淑娟就《立誌》數篇諷刺漫畫逐一詢問，她通常先描述畫面內容，問鍾沛權這是什麼意思，再作出她的解讀，再問這是否是鍾的立場。
「至少兩個病毒裡面有習主席嘅樣。點解你哋美術部要咁樣做？」
「呢個漫畫的那個位置，譚德賽嘅頭跌咗落來，係咪？」
「伸縮警棍點解要穿出（江永祥的）鼻？」
「點解（李家超）鼻哥窿有兩粒紅星？」
這些問題，鍾沛權都會回答，諷刺或政治漫畫大多以象徵性、玩味的手法針砭時弊，令讀者有會心微笑的效果。
「你會否認為這是有立場、有偏見的圖片？」
「呢個漫畫都反映你哋立場？」
「向你指出，就算拜登出聲明叫人不要污名化，你哋堅持出呢啲漫畫，表明你哋立場。」伍淑娟追問或總結道。
「我只能說，呢張圖係配合文章內容。」「呢個就係妳嘅演繹⋯⋯」鍾沛權答。
只有一處鍾沛權有不同回答。
伍淑娟：「雖然你哋無任何評論，但我哋也看到你哋立場，就係國安法是黑箱立法。」
鍾沛權答：「係。」
伍問：「當時你哋係驚國安法，但你哋仍然出呢個圖展示立場？」
「因為國安法清楚講明言論自由受到保障，」鍾輕微嘆氣，「我好難想像凡是批評法例，就會犯法。我一路覺得法例可以批評，批評不等於犯法。」
「登呢個漫畫對國家有咩好處？」伍淑娟中間一度問。
鍾：「我都嗰句，充分的言論自由對國家最有好處。」
4. 新聞工作者的立場vs檢控官的聯想
盤問的第四日（1月27日），伍淑娟呈遞《立誌》裏其中一版，印有立場30位員工的名片背面，並寫著：「每位《立場》同事，不論崗位，入職都要自選四字詞語印於卡片上，N個同事，N種信念，N種立場。」
「係咪寫四個字，要表達佢哋立場？」伍淑娟問。
「我無要求佢哋要表達任何⋯⋯簡單來講卡片後面係一個好自由的空間，佢哋出去採訪，想畀人感覺佢係一個咩新聞工作者，想反映佢哋咩性格、原則、任何嘢。」鍾沛權說，「不如直白啲，我諗你可能覺得比較敏感的是齊上齊落、有種責任、生死有命。」
伍淑娟接續：「有啲真係坦白啲，例如星星之火，令人有啲聯想。」
「星星之火都可以有聯想？咁任何一句都可以有聯想。」鍾說。
「你知道我聯想係咩？」伍淑娟微笑。
鍾沛權：「題外話，咁妳睇完，妳睇完有無感受到一班年輕新聞工作者的熱誠？」
「我當然會諗星火基金啦。」伍淑娟說。公眾席發出一陣恍然的「喔——」
「如果妳咁講，裡面有『風林火山』，我記得前線警員好似有，你會否聯想到我呢個同事？」鍾沛權反問。
他微微側頭，望著檢控官：「我哋做一個刑事檢控呢，如果妳係可以透過聯想，一啲『不言而喻』，開始做成個檢控過程，跟住有人需要還押、有機構需要關閉，對言論自由的寒蟬效應、打壓，是否大到不成比例？」
伍淑娟說：「純粹從客觀角度，普通一個街外人望落去會否有咁嘅聯想？」
「你咁樣問法，成日話會唔會有人覺得，會唔會有人咁樣被煽動——我永遠無法排除你咁極端的猜測。」鍾沛權答，「我只可能用一種常識的理解，我哋而家公民社會是什麼狀態，我一路覺得香港公民社會非常高質素。只要我哋有多元、自由的言論空間，其實可以透過呢個空間形成一啲社會的合理、主流的意見。我覺得係要對香港公民社會有呢個信心。」
伍淑娟再追問，為何《立誌》中30張卡片的這一頁是黃色，「咁『橋』架啫？」
「如果呢個黃色，你好孤立攞出來做一個聯想，你又唔問呢一頁係藍色？我只可以講呢個信息給香港傳媒，我會形容係太恐怖。」鍾說。
5. 「妳可能覺得佢片面」vs「直情係錯呀！」
盤問的第四日下午，答問變得激烈。控方以煽動罪的法律條例邏輯，質問評論文章沒有指出改善方案。
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2）中寫明，若言論或刊物指出政府、法例的錯誤或缺點，而目的在於矯正該錯誤或缺點，則不具有煽動意圖。於是，伍淑娟就區家麟的文章《2020香港新詞》問：
「批評之餘，都要有目的，要矯正錯誤。這篇文章沒有提及？」
「其實指出錯誤，本身就係評論文章好重要嘅目的。」鍾沛權說，「有陣時指出問題所在，如果他批評的問題寫得清楚，跟住改善的建議，用妳的字眼，就是『不言而喻』了。」
控方的開案陳詞，以兩次「目的不言而喻」、一次「目的不宣自告」，形容17篇文章當中的7篇文章。
「咁咪無寫改善方案囉？」伍淑娟追問。
「佢批評DQ不合理，一般正常讀者自然會理解，解決方法就是不要DQ。這是一般評論文章寫作風格。我好難想像妳想像的評論文章淨係得一個模式。」鍾說。
「唔係咁樣嘅——」伍淑娟拉長了聲音，「係煽動文章先係咁樣嘅風格。」
「咁我諗伍專員妳真係要睇多啲評論文章喇。」鍾沛權說，「其實評論文章真係五花八門，可以好溫婉、好苦口婆心，亦可能好嚴詞批評。可能妳最理想提出一大堆事實，然後寫分析，好似政府政策文件。亦都可以好精簡凝練，好似區家麟文章咁，好簡潔的一些判斷，都是一種風格。」
「如果妳說這種評論文章的風格就是煽動風格，我絕對不同意。」鍾放在檯面的手握緊了一下。
伍淑娟說：「DQ是經過合法的法律程序，但你卻說是一聲律令、眼中釘？」
鍾沛權：「有啲人判斷，即使你程序合法，不代表政治上是合理，不代表你合乎大家心目中的公義。呢個係可以討論的。如果你好簡化針對一個論點，話人地經過一個依法處理問題，但係『依法』喺好多爭論裡面不代表合理，不代表沒有爭論空間。」
伍淑娟：「呢度講『常態化』、『眼中釘』，你知唔知嗰人做咗啲乜？」
鍾沛權：「我知妳不同意（文章），如果我幫妳講，妳可能係覺得佢太片面、偏頗——」
伍淑娟高聲打斷道 ：「不只如此，直情係詆毀人、錯呀！」
伍在控方席站著，鍾坐在證人席望著她。
「妳可以咁講。」鍾沛權說，「但我哋要承認，DQ呢件事，我哋知道有爭議，唔係伍專員妳所講，純粹係詆毀、係依法去做、無人異議，明顯不是這樣，是政治問題。儘管程序上叫做『依法處理』，但裡面是否沒有批評空間？不是一回這樣的事。所以評論文章，我哋不會侷限於只有違法的事件才可以攞來批評，如果咁樣一個社會就不能爭議啦。」
「唔係唔可以批評——」伍淑娟說。
「妳可以不同意，但妳不同意，不代表他是煽動。妳覺得他批評不對，不代表他的批評一定是錯，可以攞出來討論。但係純粹因為你覺得批評不正確，就叫做煽動，又回到煽動是什麼回事？是否執法機關判定？只要你哋判斷不正確就是煽動，傳媒機構去邊度攞呢個清單？」
他一口氣說：「對文章的感受可以幾主觀，受限於每個人政治立場、自己觀點認知、知識水平，甚至乎自己對有爭議問題的包容程度⋯⋯係咪純粹因為文章批評的對象是政府、是當權者，才有這個界線？」
「唔係⋯⋯」伍淑娟道。
「我要重申，正正是政府、當權者，所以佢哋要承受最嚴苛的質疑，佢哋受得起呀！」
鍾沛權提高聲音，說「受得起」時，用力點了一下頭。
「因為佢哋係公權力。反而係一介平民，針對一些無權的、無公權力的個人，我哋的評論是要謹慎一些。」
伍淑娟問：「你說沒有一國兩制，那不是引起市民憎恨政府咩？」
鍾答：「你唔畀人質疑政策法例、公權力行使，真係會令到人民滋生好強烈的不滿情緒。反而如果你真係希望人民同政府之間關係不會去到仇恨的地步，正正要有最充分的言論自由空間，給那種聲音自由發表。」
伍淑娟坐下喝了一口水，再站起來，說要討論文章提及國安法的部分。她多次追問：有咩討論空間？想指出什麼讓政權解決？
「點解妳會覺得無討論空間？」鍾沛權不解。他解釋了一番國安法的保釋問題，說：
「如果社會有人提出質疑，作為執政者不可以說沒有討論空間。今時今日，甚至要冒住被攻擊、甚至被法律追究的風險，都願意提出一個異見，我理解區家麟是本著一個知識分子的良心提出批評。點解會無討論空間呀？我覺得今時今日都有討論空間。」
伍淑娟重複開頭的問題：「但係就睇唔到有咩解決方案？」公眾席笑了起來。
鍾沛權說：「提出一個好問題，本身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提出一個問題、質疑是一個起點。如果呢個質疑有社會基礎，有民情民意關注，大家尋求解決方案，不會在一篇文章裡面解決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