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業傳承 在地記錄

陳零|好快再見|零支薪撐在囚支援 轉賣保險被炒 候鳥 Brandon:希望在人身上

分享:

這幾年,幾乎每天都有社運案件的審訊,然後就是以年計的刑期。尋常人家,誰不擔驚受怕?有組織提供在囚支援,也有家屬互助,就是希望陪伴在旁,一起走過這段路。「候鳥」的Brandon 是零支薪也要撐到底,自己一個的洋蔥就成為家屬的資訊中心。總之,堅持走到最後。

陳零:獨立記者,過去幾年,走訪因 2019 年反修例運動被捕人士、其同行親友、寫信師、在囚支援組織等,用文字紀錄大時代下的散聚和堅持。

Brandon 是在囚支援組織「候鳥」職員,寧願不支薪撐著提供服務,今年轉型保險顧問卻遭解僱,目前「失業中」。(陳零攝)

在囚支援組織「候鳥」的辦公室位處旺角邊陲工廈,推門進去,紙箱堆滿地,殘舊凌亂。「候鳥」經營一直艱難,職員 Brandon 今年 2 月一度減薪3成,後來隨著經營環境的變化,與創辦人朱江瑋轉當保險顧問,不再在公司支薪。後朱江瑋因涉嫌未註冊而推銷強積金計劃於10月被捕,二人同時遭保險公司解僱,現正處於失業狀態。

不過,剛過去的聖誕,Brandon 就帶著兩位主子(愛貓)參加聖誕市集,「希望除了撐手足外,大家也有喜歡的『如一』和『候鳥』產品。」他還說:「最大得著就是帶了兩位主子到市集玩,明顯是自肥!」說笑過後,還是要面對現實:「一起給保險公司解僱,的確是很大打擊;加上香港市道淡靜,經營壓力頗大,估計今年聖誕生意額比舊年跌了 3 成。」

更重要是:「不可抗力無法估量,亦不知道服務可以維持多久,只希望手足仍然有需要時,財政上、無形壓力上,仍然頂得到。」

 細朱和一一是如一、候鳥的「店長」,在公司宣傳品老是常出現,今年也出席聖誕市集。(陳零攝)

有人說「香港冇得救,但希望在人身上」

問 Brandon 怎樣生活,他說對物質追求不大;問他怎麼要留下,還做這發不了達的在囚支援:「我愈來愈覺得留在香港的理由,其實很豐富;就是每個人能否找到自己關心的範疇、關心的人;或者有民調說香港無得救、 無希望,但我覺得希望是在人身上,人仲未死。」

Brandon 畢業於中文大學政政系(政治與行政學系),曾是學生會幹事、學聯代表,期間參與過反國教、碼頭工潮、雨傘運動;畢業後活躍於公民團體,曾參與助選、當過議員助理:「那段時間有種精英主義,不同陣營都強烈覺得自己的謀略比他人正確;或者有責任帶領群眾關注某些議題。」

2019 年的反修例運動,對許多香港人都是一場啓蒙,當然亦包括 Brandon。「以前覺得少人參與社會運動,只是時機未到;或者那種組織模式,無辦法容納某群人參與;有時他們表現出來,就是對我們搞的行動表現冷漠,甚至反感,又稱我們『左膠』。」

2019年,人人置身其中:「終於帶來一個機會,不論背景、行業,都可以參與這場運動;其中的犧牲和勇氣,遠比以往巨大。」他頓一頓:「大家都知道實際上成功的機會很渺茫,但依然有個信念,堅持去做,我覺得是超越了以往的政治框架;這件事令我很感動,原來香港人可以去到這樣。」

Brandon 畢業後活躍於公民團體、當過議助,2019 年反修例運動令他反思自己的精英主義。(資料圖片)

昔日不同理念的爭論不斷,在 2019 年終於「有偈傾」。Brandon 笑笑說,在囚支援做了 1 年多,認識不少年輕人;就連共事的,都有對他那一輩嗤之以鼻的本土派大學師弟:「一起工作也玩得投契,這些是以前不會發生的,那是很有趣的改變。」他也放下以往那種「帶領」的心態:「反而想用自己的經驗和能力,看看我作為個人,可以做到甚麼,」他形容,那是走過 2019 年後的體會。

陪伴被捕者和家屬走一段路

在囚支援的起點,多半是身邊有朋友被捕。「有位舊同事是在旺角連儂牆認識的,後來陪他走過被捕及判刑。」舊同事刑滿後,他們覺得有需要做些在囚支援工作:「因為同事有第一身經歷,最初是搞寫信班,教怎樣打開話題、寫甚麼能加點趣味,譬如數獨、摺紙之類。」

後來他們有到法庭聽審,接觸家屬:「開初是根據法庭審訊日程,到那些首次提堂或裁決判刑的(庭)聽審,通常(家屬)會較願意接收資訊。」起步時知名度低,他派卡片作介紹都很尷尬:「還記得有一次,被告和他太太收了卡片後,看也不看,一支箭飆走了。」怕來者不善,怕私隱被揭,各有原因。

面皮慢慢變厚,個人的得著,才是意義所在。「記得有位手足下個月就要坐(還柙),但問他誰會去探訪、誰給他安排物資,統統說不知道。」了解過後,原來他與家人關係一般。「他和媽媽一起住,但經常默不作聲,連自己有案在身快要坐牢,都不跟媽媽說。」Brandon 就約了社工朋友做家訪,在他和他媽面前解釋情況:「原來他媽早就知道他被捕,情緒也有點激動,說很疼愛兒子,只是不知如何表達,實情很擔心他。」後來還柙候判,他陪著這位母親去探監:「他終於在媽媽面前哭了出來。」事後,Brandon 覺得他成長了:「自己也好像做了點事。」

「平安包」出售後,會提供予有需要的在囚或還押人士家屬。(相片來源:候鳥Facebook)

說是個案支援,實情交心、關心,陪伴走過的一段路。

Brandon 漸漸發現,當中不少個案都身負創傷,有的來自破碎家庭,有的曾遭家暴:「那些創傷不是直接令他們走出來(參與社運)的原因,但好像讓他們覺得除了在這(社運)圈子認識到的朋友外,就沒有其他是可以抓得住的。」他受到這個體會觸動,特別想去做更多:「他們當中有著童年創傷的中學生,也有新移民,甚至黑社會,都是透過參與 19 年(社運),獲得自己的身份認同。」Brandon 認為,如果抹走2019 年的話:「他們根本說不出自己為甚麼屬於這個地方。」

眼見年輕人承受刑責,Brandon 當然認為不值,但換位思考,那也是人生路向及價值觀的重構。「看著朋友結婚生仔買樓,總會想他這樣的生活到底是否快樂,是否能令自己滿足。」他直指每一次的自我質疑,都是令自己更認真做一些回望會覺得值得的事。「我已經放開了那個 activist(社運分子)的包袱,我沒有比誰厲害,只是剛好在這個位置做這件事(在囚支援。)」這就是他當下認為值得的事:「由學生會年代到現在,有些東西已入了骨,就是對弱勢的同情、對權力的敏感。」

 Brandon 說不少支援個案身負創傷,透過 2019 年運動獲得自己的身分認同。(資料圖片)

思考未來成走下去的力量

隨著案件陸續審結及判刑,「候鳥」的支援角色漸漸淡退:「換句話說,手足面對平均 3 年實際刑期。現在每個監房都有不少同路人互相照應,他們的生活大致平穩;坊間亦有不少牆內經驗分享,家屬亦不會太徬徨。」Brandon 說,牆內的他們或要面對逐漸離開社會的注視:「假如『候鳥』或其他支援團體陸續結束,未來就更多要靠家屬之間的互助了。」

前景未明,Brandon 卻未有想過離開香港:「不應該以婚姻或子女狀況,來決定離開與否,而是要問自己究竟想成為一個怎樣的人。」他是在大學時期受到啓蒙,就是與講師、同學,談政治談哲學談人生,談至天亮的那種中大政政人生活,「那時加入學生會,開始接觸社運,構成我這個人的歷史,認識的人都與香港有關;要是我要離開香港,想像不到自己應該從事甚麼職業。」

盡管前方已不是以往那種政治仕途,Brandon 認為還有很多不是狹義的政治工作,而是與香港社會發展有關的,譬如是保存香港文化,或是為下一代成長。「如果有天香港自由了,年輕人會想去實踐一個怎樣的人生?這些是令到我覺得在 2019 年後,當看不到一個具體政治前景的時候,仍能支撐到大家走下去的力量。」

候鳥年初起經營困難,創辦人朱江瑋和 Brandon 不再支薪、轉當保險顧問;朱江瑋今年 10 月被指涉嫌未註冊推銷強積金計劃被捕,二人同遭保險公司解僱。(資料圖片)

掛念那個發光的自己 信有天會重遇

這幾年,離散是縈擾香港人的主題;今天,走的已走了,留下來的,有營營役役的,也有追星玩樂的:「耐力是有限制的,19 年已經『榨乾』了大家,毋須這樣嚴苛;經歷這幾年的事,手足、家屬、更大範圍的參與者,由個人到集體都有太多鬱結、無力,當然亦包括我自己。」他提到早前「候鳥」辦了電影《年少日記》的包場:「一邊聽著索鼻、啜泣聲音,一邊覺得只要可以做到少少,可以一起去面對、解開(鬱結),就算仍然在曠野,起碼會知道自己向前行了一步。」

Brandon 還是相信大家最後會在香港再見:「19年(社運)令人感動的就是,以前對香港人有許多負面標籤,譬如縮骨、怕死、尖酸刻薄,但就算是這樣的人也好,在當時都貢獻了自己的所有、超越了原本的自己。」即使今天大家又變回原本的自己:「相信大家還是會很掛念那個發光的自己,會盼望某一天重遇那個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