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裁決，已解散的支聯會及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鄒幸彤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成立，法庭頒下 206 頁裁決理由，押後至 8 月 28 日處理求情。《集誌社》拆解罪行元素，看法庭如何裁定被告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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鄒幸彤被裁定罪成，她的母親離開時指「希望環境健康啲，乜嘢顏色嘅花草都可以綻放」。
「結束一黨專政」＝「結束共產黨領導」＝「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
本案核心，是支聯會「結束一黨專政」網領，是否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控方認為「結束一黨專政」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等同顛覆罪下的「推翻、破壞」國家根本制度；不過辯方反駁，「結束一黨專政」只是要求結束不合法的「黨專政」，不等同結束共產黨領導，亦不同意共產黨領導為國家「根本制度」。
針對「根本制度」，法庭裁決時指根據憲法第一條，「社會主義制度」是國家「根本制度」，而「中國共產黨領導」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是「根本制度」不可或缺的元素，而各民主黨派只是「參加」中共領導的愛國統一戰線。法庭指，顯然中共作為執政黨的領導地位，「是現行憲法所確立和保證，並不存在西方式政黨輪替的可能性」，因此在現行憲法下，「推翻」或「破壞」中共領導地位，即等同《國安法》第 22 條所指「推翻」或「破壞」憲法所確立的「根本制度」。
法庭裁定「結束一黨專政」等同結束中共領導地位，是違法憲法確立的國家根本制度。（資料相片）
法庭續指，「推翻」一般指由外力促成的劇烈、根本性改變，使其失去原有秩序或地位，一般是突然發生的結果，但也可經歷漫長的過程；「破壞」泛指事物受損，可透過挑撥、分化、使人對制度失去信任。由於控罪下「非法手段」不必然涉暴力，「推翻」或「破壞」亦應不一定涉暴力，否則會產生內在矛盾。
那麼被告是否「推翻」或「破壞」中共領導地位？法庭考慮所有證據，認為「結束一黨專政」綱領是針對中國共產黨，目的不是要求中共回歸憲法下的多黨合作制，而是要結束其領導地位；「結束」亦明顯並非指「自然結束」，而是帶「推翻」和「破壞」的意思。其中鄒幸彤曾稱結束一黨專政「不就是要求政黨輪替，將權力還給人民」，法庭認為正反映各被告意圖以「政黨輪替」取代 2018 年修憲後的根本制度，想終結憲法確立的中共核心領導地位，與憲法第一條相悖。
判詞指被告根本不相信修憲「結束一黨專政」是實際可行，又指支聯會拒與中央政府溝通。（資料相片）
煽動他人用「非法手段」
至於「非法手段」的指控，法庭強調除修改憲法外，任何意圖終結中共領導地位的手段都是違憲和非法，又指被告根本不相信以修憲「結束一黨專政」的手段是實際可行、亦非這樣尋求。法庭有此裁定，是基於認為被告一直對中共及中央政府懷有敵意，堅持抗爭、絕不妥協，拒與中央政府溝通，亦不相信在他們營造的敵意氛圍下，能有與中央政府和平對話的可能性；加上國內抗爭者因《零八憲章》運動而身陷囹圄，被告不可能相信會有發自國內的修憲運動。
法庭又引何俊仁文章〈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提到其中一途徑為民間和平抗爭、迫使執政者民主轉型，過程中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以至生命代價，認為反映支聯會是希望並預見支持者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亦相信並預期手段即使非暴力、也必是法律不容許。而李卓人在集會嘉許參與反修例運動被捕者，亦必然預期支持者會以違憲違法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行動。
辯方曾力陳，被告沒有就如何「結束一黨專政」提出具體執行方法或時間表、亦沒有鼓吹暴力手段，法庭接納，但強調他們在《國安法》實施後仍不斷鼓吹「結束一黨專政」，不理會綱領違反 2018 年修訂的憲法，已屬「非法手段」，又指被告蓄意將六四與反修例風波相提並論，藉此挑起受眾對中共敵意，侵蝕及破壞公眾對中共信心。
何俊仁的文章成為呈堂證據，法官指當中提倡的民間和平抗爭，指過程中不斷有人付出自由以至生命代價，認為反映支聯會相信並預期手段即使非暴力、也必是法律不容許。
具煽動顛覆意圖
就被告表明，對中共沒有敵意，亦真誠地相信支持者不會採用非法手段終結共產黨執政地位，法官同樣不接納，指被告試圖透過挑起敵意和分化，使人對中共失去信任，以達到破壞「根本制度」的目的；並意圖鼓勵支持者伺機而動，以不合法手段將「結束一黨專政」付諸實行，並相信受唆使者會用非法手段、以顛覆中共領導的國家政權為目的。
法官指，李卓人對中共存敵意是「客觀事實」，如曾提及希望中共倒下、「沒有國慶只有國殤」，顯然望通過鼓吹「結束一黨專政」，影響支持者對中共及中央政府的態度；而對中共敵對情緒在六四晚會一再被重複和升溫，雖非悼念主要目的，卻是其客觀效果。法官亦指鄒幸彤對中共懷「極強的敵意」，如稱自己無權無勢，不可直接將中共「繩之於法」。
對被告否認煽動人付諸行動，法庭亦指，他們不單將自己「豁出去」，亦是鼓勵港人學習內地抗爭者堅持抗爭；認為各被告一直積極鼓吹和執行「結束一黨專政」相關活動，一般合理的人、尤其在香港生活的人接收到訊息，必然理解綱領目標是為結束中共領導，亦定必理解被告是鼓勵人將綱領付諸行動，以結束中共領導。
法官指李卓人對中共存敵意是「客觀事實」，而鄒幸彤對中共懷「極大敵意」。
超越言論表達自由 非真誠相信合法
法官拒接納幾名被告供稱行使言論自由、真誠相信行為合法，認為被告在《國安法》實施後，均相信和明白「結束一黨專政」會抵觸憲法、並非真誠相信言行沒違反《國安法》，「他們只是拒絕臨崖勒馬，一意孤行地將支聯會的抗爭立場堅守到底」。
法官舉例，李卓人曾指知悉「結束一黨專政」有機會違反顛覆罪、何俊仁文章提及的和平抗爭亦必涉可能帶來嚴峻後果，而鄒幸彤明知有抗爭者因《國安法》被捕，仍呼籲兩地「一起抗爭」、「打破中國共產黨的專政」，是無視法律制約。
法官指，如被告真誠相信行為合法，雖不足構成辯護理由，但會是對辯方有利的證據，傾向顯示沒有煽動意圖；但如證據顯示被告相信受唆使者，會使用武力或其他非法手段顛覆政權，那「真誠相信」的論點就站不住腳，「因為沒有人會真誠地相信鼓勵別人顛覆國家政權會是合法的」。
法庭又指，言論自由並非絕對，附有保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等義務，而控罪下的「國家根本制度」明顯屬保障國安及公共秩序的範圍，不認為受保障的個人權利和自由會包括上述事情。法庭又指，本案重要背景是反修例運動，由於 2019 年後社會和國際大環境改變、及《國安法》實施，「因此從前（特別是《國安法》頒布前）未受法律約束的行為，現在可能是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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