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45 人被裁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12 名被告就定罪及或刑罰上訴、脫罪劉偉聰被律政司上訴，上訴庭今（23日）駁回全部上訴，維持原判，劉偉聰維持無罪裁決，其餘被告亦維持原有定罪及判刑。
上訴庭指，涉案謀劃是戴耀廷構思宣揚的「大殺傷力憲制武器」 ，旨在迫使特首辭職、癱瘓政府運作及強迫中央政府宣布結束「一國兩制」，顛覆特區憲制秩序，構成「非法手段」。而各人受譴責主因，是懷着令特區憲制秩序陷入混亂的目的參選，他們在選舉工程中發言或行事多少根本無分別，原審一律採納七年量刑為基準沒有明顯過重。
就上訴方力陳，否決預算案致特首下台為《基本法》機制，不構成顛覆，上訴庭拒絕接納，重申謀劃的連串行為目的是透過觸發相關機制及後果，嚴重干擾、阻撓及破壞特區憲制秩序。至於《基本法》是否容許議員透過否決預算案逼特首問責，上訴庭指各方陳詞「流於表面」，拒就此下定論，但強調無論對特區政治發展有何看法，爭取普選不代表有權開展如涉案謀劃的計劃，破壞憲制秩序。
至於劉偉聰，上訴庭指律政司未能令法庭信納原判有悖常理，劉的案情有合理疑點，維持無罪裁決。劉偉聰被問到心情如何，他表示「心情當然係愉快啦，還我公道吖嘛」。
聞判反應｜劉偉聰：江湖再見 鄭達鴻撇嘴搖頭
劉偉聰散庭後與身旁律師搭膊頭，被問到心情如何，他表示「心情當然係愉快啦，還我公道吖嘛，不過太多嘢大家都知我唔講得」。至於是否擔心上訴，他微笑說「律政司係法治嘅把關者」，又向記者說「人日大吉，多謝大家關心！」、「江湖再見！」，劉其後登上私家車離開。
吳政亨的親友表示，「個人有啲難過」，「唔係好OK，不過都要接受囉⋯保持希望囉」，她指有預計此結果，「有抱少少希望，但另一方面都知道，唔可以用我以前嘅理解去理解」。
鄭達鴻聞判後，向旁聽席用手指打叉、雙手攤開，輕輕撇嘴搖頭，黃碧雲則與何桂藍交談。宣讀判決理由期間，林卓廷向旁聽席翹手微笑點頭，梁國雄亦不時點頭，又與陳寶瑩互相做心形手勢、向她飛吻。何桂藍則一度打哈欠、雙手放頭、頭向後仰望天。散庭時，各被告紛紛向旁聽人士揮手，黃子悅做心形手勢，梁國雄再向旁聽席飛吻，林卓廷亦微笑揮手。
庭內觀察｜劉偉聰岑子杰擁抱 黃碧雲白頭
已服刑完畢的岑子杰、梁晃維、岑敖暉、馮達浚、王百羽，及獲裁無罪的李予信今均有到庭旁聽。劉偉聰手持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Amy Coney Barrett 著作《Listening to the Law: Reflections on the Court and Constitution》( 《傾聽法律：對法院與憲法的反思》) 步入法院。開庭前，劉偉聰與岑子杰、李予信等交談，又與岑子杰擁抱，其後坐在律師席最後一排。
提出上訴的被告，包括鄒家成、吳政亨、余慧明、黃碧雲、林卓廷、楊雪盈、何啟明、陳志全、鄭達鴻、梁國雄十人，就定罪及刑期上訴，他們被判監六年半至七年九個月；被判囚七年的何桂藍僅就定罪上訴；認罪後判監四年五個月的黃子悅，則僅就刑期上訴。律政司亦就劉偉聰脫罪上訴。
正在服刑的 12 名被告，早上近 10 時陸續步入法庭，紛紛向旁聽親友揮手。被告欄內有十多名懲教看守。其中黃子悅綁馬尾、戴黑色粗框眼鏡；何桂藍一頭及耳短髮，身穿白色上衣、鮮粉紅色外套；余慧明亦一頭及耳短髮、穿黑色上衣，與親友隔空交談；楊雪盈齊陰、束馬尾、戴白口罩，穿白裇衫；黃碧雲一頭白髮，向親友露齒揮手，雙手抱拳作揖。
林卓廷穿深藍西裝、白裇衫，露齒向旁聽席揮手；吳政亨穿灰色衛衣，向旁聽席微笑揮手、雙手舉 V 字；鄒家成穿米白色外套，向旁聽席揮手，又向馮達浚等抱拳作揖；陳志全穿黑西裝、戴眼鏡；鄭達鴻穿灰西裝；何啟明穿灰色短袖上衣；梁國雄向岑子杰等雙手抱拳作揖，站起揮手，又豎起拇指。有旁聽人士輕聲向其他家屬說：「大家新年平安，一家快團聚。」
判詞剖析｜駁回定罪上訴：「其他非法手段」不限武力及刑事行為
針對 12 名被告的定罪上訴，本案主要爭議，是各被告參與 2020 年立法會初選，串謀取得立會過半後無差別否決預算案的謀劃，是否構成控罪中的「其他非法手段」。上訴方爭議，「非法手段」僅限於武力相關及刑事行為；律政司則認為上訴方詮釋有違《國安法》目的。
上訴庭裁決時指，《國安法》主要立法目的，是維護由《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一國兩制」原則及香港特區憲制秩序，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關鍵所在；及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所有危害國安的行為活動，不論是否涉及武力。因此《國安法》是旨在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所有危害特區憲制秩序的行為和活動，不論是否涉及武力。
上訴庭續指，原審完全有權及須參考全國人大「5.22 說明」及「5.28 決定」來理解《國安法》目的，人大常委立法是為將所有危害國安行為活動納入其中，而按《國安法》22 條的正確詮釋，為達立法目的，「其他非法手段」明顯包括「使用武力或威脅使用武力」以外的任何非法手段，亦不限於刑事行為，也可能包括違反《基本法》條文的行為。
駁回定罪上訴：謀劃迫中央結束一國兩制、顛覆憲制秩序 屬「非法手段」
立法會非橡皮圖章 但行事不能違《基本法》
上訴庭續花不少篇幅，講述對特區「憲法秩序」的理解。上訴庭指特區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獲全國人大授權按《基本法》實行高度自治，條文制定以行政長官為首的行政主導體制，給予行政長官、政府、立法會等不同憲制角色，他們不是亦不能獨立存在或運作，在同時需行政及立法機關行使職能的範疇如通過預算案，雙方必須互動和配合。
上訴庭指，「立法會當然並非橡皮圖章」，審核預算案時須根據《基本法》73 條履行憲制職能，確保公帑以合法和符公眾利益方式負責任分配；若理據充分，甚至可據《基本法》50 條拒絕通過預算案，「雖然這樣的情況一定十分罕見」。而《基本法》不同條文列明行政與立法機關的制衡機制，例如當特首嚴重違法或瀆職，立法會可提出彈劾案，報請中央政府決定，但上訴庭強調是由中央決定、立法會無權罷免特首。
上訴庭總結，立法會並非國家立法機關，而是享有高度自治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立法機關，其角色及職權由全國人大常委授予，由《基本法》根據《憲法》規定，僅擁有《基本法》賦予的職權，並非像海外立法機關如英國國會般「議會至上（parliamentary supremacy）」。上訴庭強調，立法會行使職權，包括審核及通過預算案、向政府問責，均必須符合《基本法》，不能與之相違，亦不能違反《基本法》104 條及立法會誓言下，維護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憲制責任。
戴耀廷謀劃「攬炒」迫中央結束一國兩制 顛覆憲制秩序
針對謀劃是否「非法手段」，上訴庭指，涉案謀劃是涉三個連續步驟的精心計劃，包括取得立會過半後無差別否決預算案、迫特首解散立法會以癱瘓政府運作、最終導致特首因拒絕通過原預算案而辭職。
上訴庭形容，上述謀劃目的清晰而公開，戴耀廷形容為「大殺傷力憲制武器」，視為其「攬炒」計劃一部分，旨在迫使行政長官辭職、癱瘓政府運作及強迫中央人民政府宣布結束「一國兩制」政策，是嚴重干擾、阻隢、破壞甚至顛覆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手段。謀劃亦顯然是濫用《基本法》73 條賦予的權力，「直白地說，他們不可能利用這些權力將香港特區推向毀滅」。
上訴庭續指，謀劃是由戴耀廷構思、倡導及推行的「大殺傷力憲制武器」，目的顛覆香港特區憲制秩序，利用《基本法》50 至 52 條機制造成顛覆性後果；立法會議員若加入該謀劃及參與連串行為，必已違反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憲制責任，被告若再懷有顛覆意圖，串謀罪名便成立。而綜合案中證據，上訴方未能證明原審事實裁定顯然有錯，上訴庭沒有基礎干預；上訴人皆屬串謀一分子的結論「無可垢病」。
能否否決財案逼特首問責？ 法庭拒下定論
上訴方曾力陳，立法會議員審核財政預算時，有權考慮與預算案利弊無關的事項，包括爭取符合《基本法》的普選等政治訴求；又指《基本法》設計是立法會制衡行政機關，議員透過「控制財政大權（controlling the purse 」向政府問責是完全正當。上訴庭指，參照財政考慮因素來審視預算案利弊，必然構成《基本法》73 條下立法會議員的核心職權；若考慮其他事項，是偏離該職能，須有《基本法》作依據方可偏離。
上訴庭續指，《基本法》憲制設計是令行政機關對立法會負責，並已賦予立法會權力，透過通過或不通過預算，就財政事宜及需動用公帑的政策向行政機關問責。那非財政事宜又如何？立法會審核預算案時，能否向特首就非財政事宜問責？
就上訴方舉例，議員可否決預算案來迫嚴重瀆職的特首辭職，上訴庭指《基本法》第 73（9）條提出彈劾的條文已可處理；就上訴方稱議員有權要求政府聆聽政治訴求，上訴庭亦指可透過立法會辯論、提出質詢來提出。上訴庭指問題是，《基本法》是否允許議員走另一條路，透過否決預算案迫特首辭職來向特首問責？審核預算案時，又是否容許議員要求政府就與財政無關的政治訴求問責？
上訴庭指，上述問題顯然具有重大憲制意義，或會影響立法會如何行使其主要憲制職能，即在行政主導體制下制衡行政機關，當中涉及對《基本法》條文的正確詮釋、對相關職能的全面及審慎分析、及問責安排在《基本法》憲制背景下的含義，但上訴庭認為各方陳詞在這方面似乎頗為「流於表面」，未能協助法庭，故不會就此問題下定論。
爭普選必須在憲制框架內行事
不過，上訴庭指即使上訴方理據正確，即審核預算案時可考慮其他事項，仍無助上訴方，因行使相關權力須符合《基本法》，議員審核預算案時，仍不能藉聲稱考慮與預算案無關的事項，而違反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憲制責任。就本案而言，上訴庭指迫使行政長官辭職一直是「五大訴求」之一，即謀劃第三個步驟，最終目的是嚴重干擾阻撓特區憲制秩序。上訴庭認為，議員審核預算案時考慮這些事項，甚至要達致此目的，明顯有違立法會議員維護特區憲制秩序的責任，是不被允許。
上訴庭續指，雖然爭取普選與《基本法》預期政治發展最終目標相符，但必須在憲制框架內行事。任何就行政長官及立法會產生辦法的改動均由《基本法》規定，任何進一步發展均須考慮香港當前實際情況，按循序漸進原則達至普選最終目標；而全國人大常委多年來透過各種解釋及決定制定了路線圖如「8.31 決定」，反映中央政府在制定特區政制及發展上的憲制角色和專屬權力。
上訴庭指，似乎上訴人對至今的政治發展步伐包括「8.31 決定」不滿意，但無論對香港的政治發展有何看法，「爭取普選並不代表有權開展諸如該謀劃的計劃，從而嚴重干擾、阻撓、破壞、甚至顛覆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爭取其他政治訴求的情況亦然。
駁回定罪上訴：圖觸發《基本法》機制破壞憲制秩序 屬意圖顛覆
就上訴方稱，《基本法》 50 至 52 條機制可解決特首和立法會之間的僵局，解散立法會後重選及特首辭職或會引發嚴重後果，但均屬憲制規定，不能等同顛覆；又指若被告意圖導致 50 至 52 條的後果，就不可能是顛覆意圖，顛覆意圖必須為了造成《基本法》預計外的後果。
上訴庭均拒納，認為完全忽略連串行為目的，是透過觸發 50 至 52 條機制及帶來的後果，嚴重干擾、阻撓及破壞特區憲制秩序，造成《國安法》 22 條所述的顛覆性後果；若被告為上述目的，意圖觸發該機制造成相關後果，便懷有特定顛覆意圖。
立會不干預原則不適用 若違憲便有法律後果
至於上訴方稱，法庭不應干預審核財政預算案流程，若因任何分歧陷入僵局，應透過 50 至 52 條機制交公眾透過重選立法會決定。上訴庭裁定不干預原則不適用本案，指該原則必然受憲制規定約束，若該謀劃及連串行為違反憲制責任，「法律後果便隨之而來」，而裁斷有否違此責任及有何法律後果，屬《基本法》賦予司法機關的專屬職權。
駁回定罪上訴：原審無阻被告解釋、非過度干預 無造成不公
另外，楊雪盈、鄒家成、余慧明投訴原審法官司法干預太多，造成不公。上訴庭閱覽相關審訊謄本後，裁定原審提問皆在容許範圍內，例如釐清被告證據、案件管理；原審無阻被告解釋自己，辯方律師亦曾感謝法庭澄清、又表示對法庭提問沒有其他問題。
上訴庭又指，雖然原審曾在鄒家成作供時提及「那沒有邏輯」，但並非預先判斷或駁回其證供，只是一名法官對另一法官表示難以理解鄒答案的邏輯時的回應。而雖然原審向余慧明的提問，用字「可以、也應該用更好的方式表達（could be, and should be, put in a more refined manner）」，但不同意余被阻止提供相關證供，看不到任何不公。
駁回刑期上訴：採七年起點非過重、鄒家成吳政亨加刑無錯
針對刑期上訴，上訴庭認為一律以七年作量刑基準並非明顯過高。就上訴方投訴，單一量刑機準不能反映不同參與程度，認為應區分本土派與傳統民主派、政黨領袖與成員、有否公開提倡否決、有否出席協調會議等量刑。
上訴庭不同意，指謀劃的成功完全建基於初選參與者當選立法會的機會，若他們無參與、謀劃便不會實行，他們是謀劃的關鍵人物（essential characters），將他們歸為「積極參加者」並無不妥。而被告參與初選已反映罪責、是受䜋責的主因，他們在選舉工程中發言或行事多少、又或在政黨裡是否只能跟從既定路線的低層，根本沒有分別。上訴庭又指，謀劃明顯已過萌芽階段，最終目標令特區憲制秩序陷入混亂，假如謀劃涉及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量刑基準甚至可以高於七年。
鄒家成發起「墨落」推動初選 加刑12個月無錯
「墨落無悔」發起人之一鄒家成，是案中繼戴耀廷後刑期最長的被告，以 8 年為起點，其代表大狀爭議聲明於《國安法》前發布，加刑如懲罰他在《國安法》實施前的行為。上訴庭不同意，指原審只是以此作為鄒在串謀整體參與度的指標，而聲明沒有在《國安法》實施後撤回，對整個初選必然有額外推動力，加刑 12 個月既無原則錯誤、非明顯過重。
吳政亨扮演籌款人等多重角色 加刑6個月無錯
至於「三投三不投」發起人吳政亨量刑起點為 7 年半，上訴方爭議參選人才是串謀執行者，角色及參與應較吳為高。上訴庭同意一旦當選，參選人會落實謀劃最後一步，但讓他們當選的任務艱巨，若沒有相關支持和資源促成初選，候選人僅有參選意願也毫無意義。上訴庭指，吳曾撰公開信警告候選人遵守協議、協助戴耀廷發布眾籌連結、為初選提供 iPad 及招募票站義工等，輕視吳的貢獻是錯誤；相反，他扮演公關代表、籌款人、人力及後勤支援、甚至紀律管理的多重角色，他或許不是唯一如此深度參與的人，但證據可見，這些都是他為確保初選成功所做的事，加刑 6 個月並無不妥。
駁回刑期上訴：難斷言謀劃注定失敗 拒納計劃不可能為減刑理由
上訴方另爭議，即使所有參與者當選，仍不能取得立會過半否決預算案，原審應就計劃不可能成功減刑。上訴庭認同原審拒納謀劃不可能成功為求情理由，指任何人都不能抹煞該計劃的可能性，斷言謀劃注定失敗；並指立法會投票制度或許對他們無直接優勢，但考慮案發時情況動盪、抗議的狀態變得普遍，實難保被告當選後，形勢不會傾向他們及理念相近的人，而屆時「唯一不可能發生的事情」就是特首對五大訴求讓步，亦即原審裁定謀劃意圖造成的僵局。
至於上訴方爭議，就誤解法律減刑不足。上訴庭指上訴人均知道政府不接受五大訴求、並以此來摧毀憲制秩序，即使誤以為合法，但以這種方式利用制度意圖為特區帶來潛在毀滅性後果，值得很少、甚至不應獲減刑，原審給予的減刑屬不必要（gratuitous），上訴人不能投訴減刑太少。
拒就公共服務再減刑
針對公共服務的減刑，上訴庭指原審法庭有權不因應林卓廷、梁國雄的過往公職而減刑，指雖然服務社會是良好品格的體現，但「良好的品格也可能失去」，任何可能的扣減已被他們過往的犯罪行為抵銷。至於何啟明、陳志全，爭議任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的時間較其他被告長，上訴庭指鑒於案件嚴重性，認為他們因服務社會而獲減刑兩至三個月已屬上限。
駁回刑期上訴：涉暴動黃子悅鄒家成 官指控罪嚴重、維持全分期執行
此外，同涉暴動案的黃子悅、鄒家成，兩罪刑期完全分期執行，分別面對約 13 年及 7 年半的總刑期。上訴方爭議驅動兩案的政治理念相同，部分刑期應同期執行，免壓毀性影響。上訴庭指原審法庭非常有經驗，未有明言其思考過程並不等同其有所疏漏，當原審庭表明已考慮整體性原則時，上訴庭不會懷疑未有正確應用；即使兩案同時期發生、背後政治理念相同，但兩項控罪皆極為嚴重，本案串謀罪的嚴重性更是前所未見，原審命令全部分期執行的做法「無可批評」。
鄒家成另促法庭考慮，23 條下若不信不利國安，便不可獲三分一行為良好減刑的安排。上訴庭指，國安囚犯並非自動被拒提早獲釋，而是考慮相關事實、每年可覆核，不由法庭在此階段推測，而據法律原則，法官判刑時也不會考慮獄中減刑，因此拒絕接納。
劉偉聰無提倡否決 原審非有悖常理
至於律政司就劉偉聰脫罪的上訴，上訴庭指律政司未能令法庭信納原判有悖常理，駁回上訴，維持無罪裁決。上訴庭引原審裁定，劉偉聰知悉謀劃目標及同區參選人就綑綁否決達成的共識、看過「墨落無悔」聲明、亦沒誤解當中就綑綁否決的部分；但接納聲明並非由劉親自簽署，而他發現此情況後因進退維谷（catch-22 situation）而決定不澄清。
上訴庭續指，考慮劉從沒公開或直接提倡五大訴求、或捆綁式否決預算案，與他聲稱純粹希望得到認受性而參選，不認為自己受到任何承諾約束說法一致。而劉曾簽署的初選提名表格無助律政司，因這是他必須簽署方可成為候選人的文件；雖然劉在《國安法》後沒有退出初選，但若他相信自己行事符合《國安法》，就沒有理由退出。
上訴庭指，根據整體證據，顯示劉的案情，與非法集結脫罪的前民主黨主席羅健熙類似，即他可能是故意置身此境地以賺取政治本錢，但實際沒有顛覆意圖，「他意圖和所作所為可能是為了在初選中佔便宜（What he intended and did might be having a free ride on the Primary Election.） 」。上訴庭指，原審法庭有權基於整體證據，認為劉的案情存在合理疑點，駁回律政司上訴。
政府發言人：將研究是否提上訴
特政政府下午發稿回應裁決，指上訴庭認為原審按整體證據，達致事實裁決，結論「無可詬病」，亦認為審訊程序並無不公。發言人指案件「鐵證如山，犯罪情節嚴重，被定罪人士罪有應得」，上訴庭駁回相關上訴說明，任何人想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安終須依法受懲治。就律政司敗訴，劉偉聰維持無罪裁決，發言人指律政司將審慎研讀判詞，研究是否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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