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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案庭審筆記:何桂藍首日作供 談2019運動、攬炒,破宿命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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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7月舉行的民主派初選,當時 29 歲的何桂藍,在新界東贏下逾 26,000 票,成為該區12 名候選人的「票王」,踏上立法會選舉準賽道,而她那時候卸下記者身分、正式成為政治人物不足三個月。

三年後,2023年7月18日,西九龍裁判法院,她從被告欄走上證人席,沿路向公眾席報以笑意;及至坐下,又做出一些手勢,向熟人「單眼」。她穿著看起來是三年前擺街站時穿過的深色長褲,不同的是換上了一件粉紅色長袖恤衫;符合懲教要求的黑色8字型髮夾,將她的長髮夾成高高的松鼠尾巴。

在三年前轉換跑道參選前,她曾是網媒《立場新聞》的記者,在2019年反修例運動做的兩次直播報道,令大眾開始稱呼她為「立場姐姐」。2019年7月1日,警方所說的午夜 12 點「死線」前夕,有示威者跑進立法會,將四名留守的「死士」拖走,何桂藍直播這撤退過程,一名示威者邊跑邊說:「個個都好害怕,但更怕明天見不到他們四個。所以我們才一齊進來,一齊走。」20天後,7月21日,在元朗西鐵站發生襲擊事件,何桂藍在現場報道,被毆打在地,隨後站起來,繼續直播。

生在大時代的記者,報道踩準了關鍵一刻,見證了最歷史性畫面。在那些舊日的示威現場,她穿著T恤牛仔褲,舉著過熱的電話做直播,穿梭人群之中。今天,她不再是記者,而是由囚車運送的政治案件被告。作為香港反對派的政治人物,她選擇出庭作供,由代表律師Trevor Beel負責主問。

1. 澄清民主派協調的起始,及戴耀廷非激進派領袖

一如所有的主問過程一樣,最開頭會先談及證人的個人背景。何桂藍回答自己出生地是「英屬香港」,2008年赴京讀書,在全國最好的清華大學,以及在北京這個全國政經中心,見識中國當時公民社會的發展。她說「上面有非常之多唔公義嘅情況」,一些批評是「有理有據」、是關懷上面仍在抗爭的人。她畢業後做過港台實習,2012年加入《主場新聞》,又在2014年加入主場非正常倒閉後成立的《立場新聞》。後來她還在BBC工作過。她說,在2019年之前,自己從未想過轉行,雖然知道香港有的保障,只是表面有的、做記者其實「做唔長」,但「因為喺公民輿論仲有空間嘅時候,我認為有人去梳理一啲政治上嘅爭拗,係非常之重要嘅。」她說自己那時候打算,做記者做到坐監為止。

Beel問及她對香港初選的認識,她表示要澄清法官之前的說法:「(法官說)18年之前香港無搞過協調,但其實民主派係一直都有協調,早至2004年可能功能組別已經諗緊要唔要初選。」

何桂藍說,2012年特首選舉時,民主派已有初選這種做法,而到了2016年立法會選舉亦都有協調,不過最後失敗了。及至2018年的九西和新東補選,當時民主派在香港直選地區的得票首次跌穿五成,何桂藍說,當時的初選被普遍視為民主派敗選的原因。

有時候,她會用一種自問自答的方式,串連自己所說的內容,像帶領公眾和法官一樣,走進這些香港政治的討論。按照她的觀察,她認為,2018年補選有一個特點,就是九西一個議席本來是新興政團「青年新政」所有,但被DQ,再補選時,主流的民主派卻不認為青政是民主派一部分,因此不覺得這個議席要還給青政。內部協調不到之後,民主派就決定用初選的形式,由選民決定出選者。她又說,當時民主派沒有處理plan B的問題,因此在plan B問題上出現「合法性問題」——初選前一些內部會議簽署了memorandum,卻沒向公眾公開。

法官李運騰一度提出代表律師Beel的提問有一些問題,李官這時向著Beel說話,這令何桂藍聽不清楚。

「可唔可以請法官講野大聲啲,因為我聽唔到。」何桂藍大聲說道。

李運騰以英文說:我剛才並無說話。(意思是他沒有向何桂藍說話。)

「無論條問題係咪direct to我,我相信我都需要聽到。」何桂藍堅持。

李運騰沒有再回答,而是請代表律師Beel繼續提問。

「你同意趙家賢的描述,說戴耀廷是比較進步人士的領袖嗎?」Trevor Beel提問道。因為法官剛才的質疑,關於民主派初選的提問暫時中斷了。

「我會形容嗰情況係正好相反。因為戴耀廷喺2014年之後,可以話係被激進派不斷攻擊,甚至可以話部分激進派係唾棄佢,因為覺得佢份人太溫和。」何桂藍說,「我會形容戴耀廷嘅支持者呢,基本上就係D100嘅聽眾,亦都即係中年啦、好驚暴力啦,但係喺社區係有好多投入嘅。佢哋非常buy深耕細作、遍地開花呢啲心態。同埋喺2014至2019年間我會話,戴耀廷經常喺facebook發表佢唔同嘅創見,有啲呢係好黐線嘅。」

她舉例說,戴耀廷在2016年就已經說要民主派立法會過半;因為要計劃2019年的區選,戴耀廷又在2017、2018年社會氣氛低迷的時候,「豪言」說要找400人填滿區議會的選區,而那些願意參與戴的填白區計劃的人,是「一點都不激進」的人士。

「據我所知,戴耀廷當時搵人去選白區係好困難,因為當時社會氣氛,主流嘅政治討論,的確係講緊要激進化,要用啲乜嘢唔同嘅手段,但係戴耀廷想倡導嘅東西,對當時年輕人係唔吸引嘅。」

2. 政制不公作為運動核心:五大訴求的起源

隨著內容進入2019年的時空,Beel提問:五大訴求是如何演變的?

何桂藍有很詳細的回憶。她說,在2019年6月12日,金鐘發生示威行動後,當晚民陣發聲明,裡面包含四個訴求:撤回逃犯條例、調查當日警察行動、釋放被捕人士,以及要求政府撤回對當日示威的「暴動」定性。何桂藍形容,這四者是「五大訴求的雛形」。

及至6月15日,時任特首林鄭月娥宣布暫緩逃犯條例修訂,市民梁凌杰在白布上寫了四個訴求:不要送中、釋放學生傷者、我們不是暴動、林鄭下台。何桂藍回憶,梁凌杰身穿黃色雨衣、帶白布站上了太古廣場的天台,這個畫面流傳甚廣,令整個六月示威者都採取了這些訴求。2019年7月1日,有示威者進入了立法會大樓,當時社群內很多反對聲音,認為這種行為破壞了日間的和平遊行。而從六月開始,民眾、示威者就在Telegram上面無數多的討論群組發表意見,參與運動。這種網絡參與,至少從2012年就開始了。

「一場社會運動就不只是在現場參與運動的人,無論係當時已經喺立法會入面嘅人,啱啱喺銅鑼灣行到去金鐘嘅人,甚至係喺歐美或者唔知咩地方睇緊直播嘅人,大家都係好踴躍咁樣喺我頭先提及嘅平台度發表意見。」她說,西方學界有關社會運動的討論,亦都一早納入網絡平台產生的連結。

從元朗的家一路坐車到金鐘,何桂藍當時在車上一直瀏覽這些網絡平台的公共討論,她認為,這些網絡爭論正正在影響當時立法會大樓內外的示威者:有聲音反駁「和理非」對進入立法會大樓的批評,指出條例只是「暫緩」,可以隨時回到立法會通過。隨著爭論發酵,網上出現一份宣言,至今無人知道何人撰寫,而那份宣言的內容,就是今天所有人在說的五大訴求:在民陣四大訴求之上,宣言加了第五大訴求——立即實行雙普選。立法會議事廳內的抗爭者看到了這篇宣言,並且在全世界媒體的鏡頭前讀了出來。「我會話呢個就係我哋今日呢個五大訴求嘅源起。」她說。

當政府最終徹底撤回條例時,何桂藍說,「五大訴求缺一不可」出現了,她對此口號的理解是,「場運動唔好喺呢度完。」之後出現很多新的訴求,包括重組警隊、解散警隊等,唯一不變的就是雙普選的訴求。

「我頭先話示威者希望運動唔好喺呢度完嘅意思,其實反修例運動呢個名,純粹喺因為諗唔到第二個名先用住先嘅,但係條條例本身已經無關痛癢、或者變成一個比較細嘅訴求。因為喺運動嘅過程當中,出現咗更多示威者覺得需要反抗嘅事情。」

「而我會話,由2019年7月開始,香港政制的不公義就係場運動最核心的追求、訴求。」她說。

3. 攬炒不是目的是一種精神

Trevor Beel說,接下來來到2020年,已有證供說過,不同人對「攬炒」有不同詮釋,他問,這個說法何桂藍同意嗎?

「其實自從攬炒呢個字一開始就已經喺咁。」何桂藍說,「攬炒最初應該喺連登出現先。當時最原初嘅意思係將香港政府或者警察一啲不義嘅行為,要傳達畀國際社會知道,從而令到中國唔可以維持香港一切正常嘅假象。」

那麼何桂藍自己對攬炒的理解是什麼呢?她說,攬炒不是一個目的,而是一種精神,因為若果要確立攬炒作為目的,每個人解讀的目的不同,爭議就不會停止。

「就係明知自己會承受好大代價,簡單來講就係會炒埋自己啦,都會堅持做自己認為要做嘅嘢。」何桂藍說。

「咁可能你會問,對家炒咗啲咩呢?」她自問自答道,「佢(北京和香港政權)失去咗對我哋嘅控制,亦都無法再控制香港事態嘅發展。」

她希望保持一種開放性。她說抗爭者行動時,必然同時「建立緊一啲嘢」,這些建立的東西,最終導致政權的權力有所削弱。至於每個人會做什麼,就各自不同。

「大家都覺得社會運動一定會有一個好明確嘅訴求,達到就達到,達唔到就輸啦。但係呢,喺唔同嘅時空,真係好少社會運動達到佢哋原初嘅訴求。但係運動過程入面你會打開好多空間,嗰啲先係嗰運動真正嘅建樹。」

4. 立會過半只有否決權,非「憲政危機」

午飯後,主問內容進入民主派在立法會過半,可以產生怎樣的影響、以及立法會過半的願景是否現實的問題。這一段內容裏,李運騰法官與何桂藍有多次來回攻防。

Beel展示一篇《香港01》在2020年3月25日的報道:《【基本法30年】譚耀宗:倘泛民議會過半觸發憲政危機 中央勢出手》。何桂藍說,譚耀宗當時的說法,是香港第一次出現表態,如果民主派在議會過半,政府就會出手DQ。

她回憶,在這篇文章之前,2020年2月,時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已經出聲,說北京不會容許香港民主派在議會過半。

香港01這篇報道寫道,駱惠寧閉門會見建制派時指,民主派爭取議會過半,是企圖「奪取管治權」。何桂藍說,她讀完的想法是,駱惠寧對香港立法會制度「唔係好熟悉囉」,「奪權」的說法並不符合現實。

「相信大家都好熟,(議會)過半其實只有否決嘅權力。咁如果你要提出呢啲議案,或者你要對公共財政議案(有影響),其實過半係唔夠嘅。所以,淨係否決就話奪取咗嗰管治權,唔係好解得通。」

何桂藍解釋,按照《基本法》規定,除非在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都獲過半議席,否則制度上影響不到政府任何決策,「你最多就係否決佢㗎啫。」(編按:如議員要就政府法案及議案提出修訂,需經地區直選和功能組別分別過半人數投票通過。)

簡單而言,按照35+計劃,若民主派只是獲得立法會總體議席過半,擁有的權力就是否決政府的財案。「如果你連你倡議嘅政策都唔可以提出、辯論嘅話,咁真係算唔上一個管治嘅權力。」

「我得到一個認識就係,喺駱惠寧眼中,你有一個否決佢嘅權力,你就已經搶咗佢嘅權力了。」何桂藍說。

李運騰法官追問:「民主派立法會過半,可以做到的效果,是否就是阻礙一些政府政策?即『成事不足、敗事有餘』?」雖然這個中文短語意思其實是「不但不能把事情辦好,反而把事情辦壞了」,不過李運騰有補充英文解釋他的意思:not sufficient to accomplish things but sufficient to damage.

何桂藍用觀塘噴泉的例子反駁李官的追問:「我舉例,觀塘噴泉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啦,咁當時呢個音樂噴泉喺觀塘區區內引起好大反對,當年連建制派都投唔落,所以喺財委會被否決。但係當時財委會啲議員有嘅權力係咩嘢呢?佢可以提37A,簡單來講就係畀下意見咁樣。但佢哋無辦法去同政府,啫喺立法會制度上,佢哋無法令政府將一個project由唔理想變成可接受。最後呢政府求其改咗少少議案,就再上返財委會。而當時因為呢個議題已經唔係最熱烈嘅議題,所以財委會就咁樣過咗。結果大家都知,最後音樂噴泉開幕之後,幾個鐘之內啲水掣就壞晒啦。」

透過例子,她把「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主語變成港府,總結回應李運騰:「回答返李法官嘅問題,當政府要敗事嘅時候,立法會都阻佢唔到。」

李運騰追問:我再問,所以,獲得議會過半不足以“accomplish”但可以“spoil”事情,你同意不同意?

何桂藍:「當你用“spoil”呢個字嘅時候有一個前提,就係嗰樣嘢本身係可取嘅。」

李運騰:Alright,那不用“spoil”,用“obstruct(阻礙)”呢?

何桂藍:「當政府倒行逆施、或者民主派議員見到唔合理嘅時候,人民選出來嘅議員應該要可以阻止到佢。呢樣嘢叫做制衡,亦都係立法會機關存在嘅意義之一。」

李運騰:「所以如果我用『制衡』取代『obstruct(阻礙)』,你會同意嗎?獲得立會過半無法達成一些事情,但可以制衡(cannot accomplish anything but able to check and balance),制衡意思是,如果立法會議員不同意,起碼可以阻礙或者延後。」

何桂藍:「用中文我哋叫制衡啦,但係for the sake of呢一單案,不如我哋用hold something accountable啦。」

李運騰繼續追問:「用hold something accountable即是你會同意這個說法?」

何桂藍:「雖然咁樣喺調轉咗,但係立法會可以制衡政府,喺基本法第64條⋯⋯」

李運騰再次追問她是否同意,何桂藍說:「不如從頭講一次你要我同意乜唔同意乜嗰句係乜嘢。」

李運騰:I don’t think I need to ask further. 他停止追問,著Trevor Beel繼續。

何桂藍繼續說,譚耀宗在傳媒的訪問提出,政府無法確保重要議案通過,就是「憲政危機」。「問題係,譚耀宗孭住全國人大常委嘅身分,佢將嚴重憲政危機定義為政府無法確保重要議案通過,簡單來講,都唔使真係投票否決咗你,只要有否決嘅可能,譚耀宗就覺得係嚴重嘅憲政危機了。」

「咁你嘅憲政真係好有問題。」她總結道。

戴耀廷( 資料圖片)
戴耀廷( 資料圖片)

5. 破「宿命論」:反抗係香港人嘅選擇

Trevor Beel其後展示戴耀廷在2020年4月28日刊於《蘋果日報》的文章《真攬炒十步 這是香港宿命》,想將十步逐步提問何桂藍,是否認為有發生的可能性。

第一步是政府廣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參選立法會資格,包括現任議員。民主派由Plan B繼續參選。第二步是因兩辦干預及DQ,刺激更多港人投票支持民主派,及配合策略投票,使民主派成功取得35席或以上。

何桂藍說,民主派35+是非常困難,「直情係奇蹟啊。但唔係無可能。」她摸摸耳朵,說因為剛才譚耀宗受訪時說,港府和中央可以DQ候選人、亦都可以釋法,這兩個手段的存在,令她認為35+不可能成功。她又說,大家後來「都被現實打敗」,因為戴耀廷的「第八步」提早到來(編按:指國安法)。

李運騰就說,現在問的是何桂藍自己在那個時空的state of mind,是否認為35+不切實際?

何桂藍說:「因為你用realistic 呢個字眼,可以分兩個層面:你話2019、2020嗰個時空民主派能否透過人民授權攞到35席以上,我覺得係有可能嘅;即使功能組別幾難選都好,2019那個民氣,的確我覺得可以支撐到攞到35+。簡單來講2019年嘅運動,好可能突破到本身立法會上組成嘅限制,即使有功能組別,即使行比例代表制,民主派都可以選得贏。」

「但係,中共如果見到呢兩個方法(DQ和釋法)唔work,佢一定會有新方法。喺 4 月 28 日那個時空我睇唔到係咩方法。答返你問題,如果中共唔做一啲基本法以外嘅嘢嘅話,我認為民主派攞35+喺realistic嘅。」

她向後用力靠落椅背上:「所以我都唔識答你問題。」一些公眾席人士笑了起來。

在討論十步曲的開頭,何桂藍已經提出,她從文章的標題開始就不同意戴耀廷的說法,因為戴耀廷用了「宿命」一詞,「講到呢件事(攬炒)好似無論如何都會發生咁樣。」

她進一步解釋:

「宿命意思我理解係,人受到無法控制的一連串因果左右。但人自己永遠可以成為第一個原因。生又好死又好,有時難免要退,但唔可以避。如果按照我頭先logic,香港嘅宿命可能係變澳門或者大陸任何一個城市。因為呢個係專制政權嘅慣性。但係,反抗唔係必然。香港面對嘅歷史局限,唔單止係束縛,亦都係香港之所以成為香港嘅條件。」
她說,十步曲每一步都未必如此發生,香港人的反應可能不同,中共也有自己的能動性。「唔係話中共壓落來香港人就一定會反抗,反抗係香港人嘅選擇。所以我認為用宿命形容係唔啱嘅。呢一個係一啲新嘅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