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案第 95 日（7月31日），抗爭派政治人物何桂藍結束為時十日的作供。當她的代表律師 Trevor Beel 以一個簡單的問題結束覆問時，何桂藍對著咪高峰大呼一口氣，興奮地說：「完！」陳慶偉法官皺了眉頭，不過三位法官最終沒說什麼，便完結了今天的審訊。
綜觀十日內容，何桂藍反駁控方指控的重點之一，是參與初選並非如控方所說要進入立法會爭取五大訴求，而是假若政府大規模 DQ 抗爭派候選人，社會便會看到當局針對的是整個香港民主派，從而造成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危機是由政府作出的選擇。
與控罪裏所說的逼迫特首下台作為目的不同，何桂藍稱，運動爭取的是改革整個制度，即重啟政改、實行行政和立法機關雙普選、實現香港民主化，而那會是一個全香港一齊討論的過程。她亦回應控方指控的「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指出香港的財政審核制度存在不公，議員否決才是履行憲制責任，「無差別」定義存在問題。
1. 政治案件，不可作政治性發言
初選案的控罪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是一場對政治活動的審訊，被告均是香港最活躍的民主派政治人物。法官李運騰曾說，控罪屬於橫跨一段時間的「持續罪行」，國安法實施之前被告的言行，可為案件提供背景、證明被告的思想狀態（state of mind）。因此，被告的 state of mind 也是法庭希望了解的資訊，法官們不時強調，被告作供需要說的，是他們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別人的想法。李運騰法官就曾在何桂藍的主問裏說過：「重要的是你告訴法庭你當時的 state of mind（思想狀況）。」
政治相關的控罪，加上法庭希望了解被告的思想狀況，何桂藍的代表律師 Trevor Beel 在主問時，就控方在開案陳詞裏對何桂藍的指控，作出相關提問，例如指控說何桂藍將中共描述為「極權」，及說何桂藍促進人們對政權的怨恨等。
在問答過程中，法官們曾禁止何桂藍作出政治性發言（political speech），並數次提及他們對「理論」、「學術討論」、「historical investigation」不感興趣，例如在何作供第二日，法官們三次重申「not interested in theories」。法官們的這種說法，何桂藍在作供第五日（7月24日）作出反駁。
作供第五日上午，何桂藍談及認為 35+ 不可能實現，因為這是北京不會接受的局面，但儘管如此，她仍認為初選要繼續，以展示香港人的意志，迫政權在鎮壓和妥協回應之間，作出選擇。陳慶偉法官用自己的說話總結說，儘管何桂藍認為議會過半不可能，但並沒有告訴戴耀廷初選是一個「浪費時間和浪費金錢的做法（exercise）」。何桂藍並不同意法官對初選是浪費時間和金錢的說法。
「正如第一日作供講，」她回應，「好少社會運動真係可以達到佢原初聲稱嘅訴求。但過程中佢會建立咗一啲嘢、打開咗一啲空間。我非常之唔同意嘥時間嘥精力呢個講法。我相信絕大多數香港人心底裡都知道，喺中共治下爭取民主從來都係一種妄想⋯⋯」
「No no no，何小姐，冷靜少少⋯⋯」李運騰法官說。
「我好 calm 喎，我希望完埋我嘅答案。」何桂藍立即說。
「不，你不可以，」李運騰法官說，「因為這不是讓你做政治性發言的場合。」
「呢個係一個問題，你問完問題又唔畀我答，即係法官可以定義呢場嘢，put 落我度，但問完又唔畀我答！」何桂藍稍微提高音量抗議道，表示法官可以提出自己對相關事情的定義，再用來提問她，但卻以「政治發言」的理由，不准她回答。
李運騰法官說：「這很大程度取決於你答案的相關性（relevance）。」
「即係（法官剛才問的）questions 都唔相關？」何桂藍反問。
陳慶偉法官說：「如果你的答案沒有相關性，我們不會准許你繼續講。」
「其實你哋對立法會了解咁少你哋點樣分乜嘢係 relevant 定irrelevant？！」何桂藍質問道。雖然她聲音有力，但並非高聲駁斥，而是維持一個平穩、公眾席能夠清晰聽見的音量。她語速很快，與法官的說話不時重疊在一齊。
聽到她對法官直接的質問，被告欄有人發出「嘩」的驚呼。
「我覺得你可以讓你的律師交書面申請（處理這個問題），但現在我們不會准許你繼續你的發言。」李運騰說。
陳慶偉法官稍微提高音量、拉長聲音道：「我在這個位置坐了 25 年⋯⋯」
何桂藍插話：「但你唔知道咩叫分組點票！」
「我可能不了解很多事情，」陳慶偉法官的手指在空中用力點了幾下，「但我知道什麼是相關、什麼是不相關！」
何桂藍馬上說：「我就係要指出你呢個判斷係好有瑕疵！」這樣對法官的直接批評，引來被告欄和公眾的驚呼聲。
「你可以這樣說！（That’s fine）但是我做錯的決定不會由你來指正，而是由上訴庭指正！」陳慶偉說。
何桂藍的辯護律師隨即引導話題，回到原本的主問裏。這一場被告與法官的來回問答，法官以沒有相關性、屬於政治發言來禁止何桂藍繼續作答，而何對此提出了反駁和質疑。
2. 議會無法議政和達成訴求，初選為展示香港人立場
控方曾在開案陳詞提出指控，指何桂藍曾說奪得 35+ 不是最終目標，而是一旦當選，要用盡一切方法「在立法會裏面爭取訴求」、「向政府施壓」。對於這個說法，何桂藍在主問裏作了詳細反駁，及提出自己對初選意義、議會戰線的詮釋。
根據何桂藍在庭上作供的內容，首先，她認為 35+ 計畫本來就不可能實現，她不會入到立法會。在 2020 年 5 月國安法消息出來之前，她看到譚耀宗、駱惠寧的說法後，已經認為 35+ 不可能達成，當局會用 DQ 或者釋法來阻礙民主派獲得立法會過半議席；而在國安法消息出來後，她覺得不但 35+ 是沒有可能，自己亦不可能「入閘」。她認為這也是一些民主派清楚的現實。
再進一步，她也不認為，否決財政預算案可以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她表示，否決預算案後，所謂特首可能會解散立法會，然後可能再投一次票、再看能否否決多一次預算案，每一步都是不確定，首先第一步特首就可能不會解散立法會。
那麼，為何仍繼續參與初選？她多次表達，第一，在她看來，在公開遊行已經不可能的情況下，初選是抗爭的另一種可能性，目的是要向政府和國際社會表達香港人的政治意志，這種意志包括反對國安法。而對她個人而言，參與選舉是獲取一個「身位」，可以在論述上詮釋「攬炒」，將 2019 年運動的精神帶入選舉過程之中。
第二，她認為 35+ 並非要投票讓民主派議員入立法會議事、議政，因為立法會的財政審核制度本身存在不公，是殖民地時期沿用至今的制度，令議員無法真正影響政府的撥款決策，即使擁有過半數議席亦只能夠否決財政預算案。這也是她所認為「抗爭派」的特點之一——承認「2020 香港嘅立法會，係無法做到落實政策倡議呢個功能」、「立法會唔係可以幫選民落實訴求嘅地方」。
因此，參與初選，並非如控方所指「在立法會裏面爭取訴求」；相反，何桂藍認為，要向選民解釋，議員無法為選民達成訴求，包括五大訴求。
根據她的作供，自己當時是在說服選民，違背過去多年的「慣性」：不要把議會作為運動的終點、「消解運動的能量」，而是將議會看作是運動的一部分；不是要投給最有可能在立法會勝選、或者不被 DQ 的人，而是投給自己最認同的路線——透過初選的投票，「就住中共嘅作為表達香港人清晰嘅立場」。
3. 政制不公作為運動核心，政府 DQ 造成合法性危機、打破假象
除了詮釋初選投票的意義，何桂藍亦回應了控方對 47 位民主派被告串謀作出「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串謀目的是「顛覆國家政權」的指控。
首先，何桂藍指出，立法會無法實質上制衡到行政機關，是一個「失效」的立法機關。因為財政審核制度存在「黑洞問題」，政府透過制度令議員無法監察撥款，例如把不受歡迎的工程項目全數放入「基本工程儲備基金」、綑綁其餘財政預算案的項目，逼立法會通過——因此，否決財政預算案，才是議員盡責審議的做法。
「無論有 35+ 定無 35+，如果我係一個議員，只要我見到財政預算入面有一啲我無法審核的東西，我認為投反對票才是履行緊我作為議員的憲制責任。」
其次，何桂藍說，民主派在立法會過半，確實可以是戴耀廷所說的「憲制武器」，她說自己看不少文獻，將「彈劾、投不信任票，或者否決財政預算案」，稱為憲制武器，她理解這是可以觸發「憲政危機」的做法，而是「危」是「機」則看政府回應。不過，如上所述，民主派 35+ 並不可能實現，因為政府會選擇 DQ 或者釋法。
然而，DQ 的手法過去亦早已出現，當政府如過去幾年選舉一樣，只是 DQ 個別候選人，那麼「大家已經習慣咗，民眾好快就會將焦點擺在繼續為餘下候選人爭取議席。」不過，如果在初選投票中，民眾對抗爭派的支持度很高，而抗爭派如何桂藍所說，是認清議會無法真正議政、選擇將運動精神帶入議會進行抗爭，那麼北京或港府會選擇「大規模 DQ 候選人」，這會造成政權的「合法性危機」：
「如果佢大規模 DQ 候選人，可能講緊廿幾三十個甚至更多，咁佢哋就好難再去宣稱呢個 DQ 純粹因為唔同候選人個人嘅政治理念，而好明顯係針對香港民主派嘅打壓。」
何桂藍說，溫和派選民當時想避免這種情況發生，而她就希望說服他們。「經過 2019 之後，無人再可以扮睇唔到香港嘅問題，就算佢唔參與運動，佢都無可能迴避香港現狀已經無法維持。」
在庭上播放的 2020 年 7 月 11 日初選首日、她在大圍地鐵站口拉票的影片中，她在拉票演講裏表示，「我哋嘅抗爭開始咗真正歷史性變革嘅可能。」讓人們看清香港無法維持現狀，是她在庭上解釋「歷史性變革」的其中一點。
回應「否決財政預算」的指控之外，她在主問裏亦提出對運動訴求和精神的詮釋。她透過回顧五大訴求的源起，定義 2019 年運動的核心訴求是香港政制不公。她說運動要改革的不只是立法會制度，而是行政和立法機關要實行「雙普選」。而雙普選並非等同民主化的全部，何桂藍在主問結束後、控方盤問的第一日，給出民主化的更大圖景，容後再表。
「19 年嘅運動從來都唔係話爭取入到立法會要做到乜嘢，而係要改革成個制度。」何桂藍如此總結。
4. 回應「無差別否決財案」：沒有共識、議員default要否決
在指出制度本身令民主派無法達成 35+ 和實質影響政府決策之外，何桂藍亦回應了控方關於「串謀」及「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的指控。
就有無達成否決財政預算案「共識」的問題（串謀的重點之一），主控萬德豪在盤問時，多次以抗爭派立場聲明書《墨落無悔》作追問。《墨落》裏面倡議兩點內容，第一是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包括否決財政預算案，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第二是如果支持度不足，要停止選舉工程。
何桂藍早前回答過，立法會議員「會運用基本法賦予立法會的權力」，這個說法是一個 tautology（同義反覆）；而她並不認為獲議會過半議席、否決財案就可以迫使特首下台。關於五大訴求，她認為最重要的是最後一點，即重啟政改、達至雙普選。
另外，《墨落》又提及「在初選協調會議上已取得共識的共同綱領，乃一眾參選人之合作基礎。」，而這個綱領「已達致抗爭陣營光譜的最大公因數」。「墨落理應無悔，否則等於失信於選民。」
主控萬德豪多次追問，《墨落》的說法，意思是否民主派協調會議已經取得「共識」？這裡指的是，否決財案有沒有共識。
何桂藍重申，協調會議的共識只有初選機制、舉辦論壇等，而如果真的就否決財案有共識，她反問，為何戴耀廷最終不要求大家簽協議？「點解《墨落無悔》會出現，我嘅理解，就正正因為喺參與協調會議當中有人唔願意或者唔同意呢啲嘢。」
至於《墨落》裏所說的「共識」，何桂藍理解，每個人如果同意《墨落》所倡議的兩點內容，就簽署自己名字，《墨落》的內容僅指《墨落》本身，而不是指協調會議裏任何的協議。
主控萬德豪在盤問時神情嚴肅，在強調一些內容時會身體前傾、直望著被告何桂藍。他的追問多次被法官打斷，指被告已經回答過，或者指萬德豪理解被告答案不準確。「Thank you, thank you!」陳慶偉法官經常用這種方式截停主控的發問。萬德豪數次說「May I have a moment」「I need to check my notes」，說自己需要一點時間看筆記，再繼續下一系列的問題。
除了有無否決的共識之外，「無差別否決財政預算案」這個說法本身亦存在爭議。無差別否決財案，「regardless of their content or the merits of their content」，正是控罪裏關鍵的元素。
在盤問的最後，萬德豪向何桂藍說：「我向你指出，你與其他被告串謀獲取立法會大多數議席，以無差別（indiscriminately）否決財政預算案。」
何桂藍在作供第三日（7月20日）曾說，在野議員「default 的立場」就是否決財政預算案，直到行政機關說服到議員為止。她又詳細論述過，現時審核財案機制存在「黑洞」問題，令議員無法履行監察職能，因此，她認為只要機制令她無法履行職責監察撥款，就要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
在回答萬德豪最後的這個問題時，何桂藍提出她對「無差別」的理解有三種情況，除此之外的做法，她不明白為何是屬於「無差別投票」。
「喺我理解入面，你要喺立法會 indiscriminately vote for or against 係有兩個情況，第一個係被動嘅，譬如有時梁君彥要批 CSA 但佢完全唔俾時間議員辯論，呢個情況下立法會議員無辦法做任何審議就要被迫表決，呢個就係區諾軒喺 2018 年嘅情況。」何桂藍說。
「第二個情況係主動嘅，譬如 21 年頭，財委會試過喺無 call 任何官員嚟質詢，通過咗 8 個 item 總共 300 億。當時有人問陳建波點解會咁樣，佢話議員如果要 call 官係可以 call 嘅，但要提前一日 call。但無一個建制派議員記得。」
「啊仲有一個（情況），」她忽然想起，「就係好似黃定光咁，喺議會訓咗冇睇嘅。」公眾席聞言，有人笑了起來。
「唔好意思但係呢個唔係一個笑話。」何桂藍說，「除咗呢三個情況之外我唔明點會有 bill 會喺立法會入面 indiscriminately 咁投票。」
5. 詮釋攬炒、極權與破局
在回應有無共識、何謂無差別否決財案的問題以外，何桂藍在庭上提出她對 2019 年運動精神以及目標的詮釋。
儘管法官們多次重申對理論、學術討論不感興趣，也不准許發表他們所說的「政治言論」，不過，何桂藍在被截停時往往繼續說話，要求讓她完整說完自己的答案，不要「斷章取義」。她和三位法官數次爭吵起來，疊聲、搶白的情況某程度增加了法庭記者紀錄內容的難度。在主問的後半階段，法官們似乎減少了截停的次數。
在論述了上文提及的香港政制不公問題後，何桂藍說，香港人不想要中共這種「極權」的制度，「香港人唔想活喺方方面面都係監控嘅制度入面。」雖然陳慶偉法官與何桂藍的辯護律師 Trevor Beel 就「極權」的說法有一番來回問答，陳慶偉法官反問日本是否極權國家、稱日本只有一個政黨（編按：日本實行多黨制），不過，何桂藍強調，「極權」是一個客觀描述，貶義與否並不重要，重要的是香港人不想要。
她回憶，2020 年 5 月國安法消息公布後，美國作出一些反應，包括取消香港特殊地位等。在那個時空，不少人認為，攬炒已經發生。然而，她並非這樣想。她所定義的「攬炒」，不是一個具體的目標，因為目標往往因人而異、沒有定論。她認為，攬炒是一種精神，「就係明知自己會承受好大代價，簡單來講就係會炒埋自己啦，都會堅持做自己認為要做嘅嘢。」而「對家」即政權所「炒」了的，則是對香港人和香港事態發展的控制。
因此，當國安法出爐、國際社會有反應、坊間認為已經「攬炒」時，她希望延續運動，方法是提出「破局」的概念。
她說破局來自一些政治理論，因為當權者往往設立「structures」，包括體制（institution）和論述（narrative），令民眾不只在現實上面對限制，亦在心理上受到侷限。「佢會令你覺得你必須要接受呢個就係現實、你無 alternative。」
然而，一旦民眾見到有別的選項，這種「設局」就會失效：「一旦民眾見到有 alternative，官方唔係惟一嘅講法，呈現出嚟嘅現實唔係唯一嘅現實的話，咁政權對民眾無論實際上或者心理上嗰種控制就會失去。」
因此，破局就是要建立一種「anti-structure」，「如果抗爭者可以離開呢一啲（當權者的）規則，按返佢哋自己嘅規則去行動，佢哋就相當於打破咗政權 set 出嚟嘅 structure，破局簡單嚟講就係咁。」
何桂藍說，在 2020 年 6 月，她認為「死局」是國安法令民眾覺得「做乜嘢都只係送頭」。但是，「有國安法就乜都做唔到，只係中共要求香港人接受嘅一個講法，並唔係我所見到嘅現實。我所見到嘅現實就係即使香港人喺呢個時候仍然有抗衡嘅方法。透過立法會選舉攞最大嘅 mandate 同埋最大嘅 turnout 係其一。」
因此她認為繼續選舉是當時延續抗爭的其中一個方法。雖然「攬炒」精神是「炒埋自己」，但她同時強調，攬炒也是一種博弈，這是很多學者已經有不同論述的說法。她之所以希望自己有身位演繹「攬炒」論述，因為她不認同當時輿論對「攬炒」的說法，說 2019 年示威者面對強大壓迫，某程度有自毀傾向，強調「犧牲」和「死」。何桂藍認為，這種說法抹殺了運動的創造性。
「我想強調，運動唔係求死，係求生。中共炒到埋來嘅時候，可以打開新空間嘅，係香港人嘅求生意志。」
6. 民主化是全香港一齊討論的過程
關於抗爭想要改革的制度，庭上播放何桂藍曾在 2020 年拉票演講裏說，「中共寫好的劇本，是讓香港一步一步走入鳥籠式的民主。我們的抗爭打破了他們 set 的死局。」
Beel 詢問「鳥籠式民主」的意思，何桂藍解釋，真正的民主是「成套制度」，「香港人一直都有票投，但係我哋對呢個城市嘅規劃、發展，對於公共開支究竟點樣使，我哋有無 say 呢？好明顯無嘅。」
她說當權者透過選舉吸納民間政治能量，「將佢困在一個根本沒有出路也沒有改變的 institution 入面。點解我會話一步一步咁樣走入呢？過去好多年來，我哋一直都討論點樣擴大嗰民主成份⋯⋯」
她的說法被陳慶偉法官打斷了。不過，在第 9 日控方開始盤問時，陳慶偉法官基於控方的提問，提出他的問題：打破政府限制的一個方法就是否決財案、迫使政府退讓，去製造一個你可以接受的制度？
何桂藍繼續說她對民主化的想法：「無論呢度 47 個人定參與運動嘅每一個人，佢哋對民主化甚至雙普選嘅想像都唔一樣嘅。所以，唔係話爭取真普選然後落實雙普選就完咗件事。」
在她回答時，主控萬德豪一直雙手抱臂狀，時而望天，時而望地。
「重啟政改一定係一個全香港都參與嘅討論過程。」何桂藍說。「無論公眾諮詢又好其他方式又好，所以我哋唔係話直接爭取一個既定嘅普選制度，而係爭取重啟政改呢件事。只要政改嘅過程係民主嘅話，嗰結局、真正普選制度係點，可能唔係我𠵱家講嘅。」
「但我哋至少要啟動呢一個全香港一齊傾嘅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