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選47人案原訂審期 90 日，今天是第 89 日，被告何桂藍剛完成首周作供。
四天以來，她在代表律師 Trevor Beel 主問下，解釋了自己為何決定參加初選、為何認為應該否決財政預算案，以及為何在國安法降臨香港時，決定留下來並公開表態反對。
這分別涉及她如何看待 2019年社運與議會戰線的關係、立法會審議財政預算案的機制問題，以及她對國安法及何謂「法治」的看法。
1. 參選的決定：以立法會選舉推動2019運動
作供第二日（7月19日），何桂藍在法庭上說，她是在大約 2019 年 12 月開始思考告別記者身分、在社運裏找一個適合的崗位。到了2020年一、二月左右，她開始考慮參選立法會。她認為 2019 年運動的其中一個精神，是「每個人都要搵自己最適合、最擅長嘅嘢去做」，而 2019 年運動是無領袖、無面孔（faceless）的，例如當年 7 月 1日示威者在立法會議事廳宣讀的「七一宣言」，至今無人知曉是何人手筆。
「但係好遺憾，大家（在運動中）認識到我囉。」她指著自己說。
2019 年時，何桂藍是一名記者，她在 7 月 1 日和 7 月 21 日所做兩場直播流傳甚廣，很多市民開始稱她為「立場姐姐」，儘管她有表達過不喜歡這個名字。在後來的法庭問答裏，她至少兩次澄清及強調，她在 2019 年運動裏從無做過示威者的角色，直到她決定參選，第一件事就是宣布離開行業。她說，混淆記者和示威者的身分，是很嚴重的事情。
她又補充，當她說「 2019 」時她指的是社會運動本身而非年份，強調：「至少喺我身上場運動仲未完。」
至於參選立法會想要達到的目的，她表示，2019年運動很早已經演化為一場民主運動，因此，參選第一是為 2019 年運動拿到“mandate（民意授權）”，第二是 2020 年三、四月的時候，運動的其他路線都停滯不前，而議會路線，政府是需要回應立法會選舉的結果。第三，她個人想要達到的，是不希望議會路線“ride on”2019年運動，而是反過來，立法會選舉可以推進 2019 年運動本身。
所謂議會路線“ride on”運動，指的是過往每次立法會選舉，社會焦點很快變成「跑馬仔」，數算黨派候選人贏多少議席。她認為香港民主運動一直有一個問題，在於運動者容易把焦點放在立法會，然而，社會運動並非為了在議會拿多幾個席位，而是議會本身是運動的一部分。 2019 年的運動，「其中一個緣起就係立法會解決唔到呢啲問題，所以人民先要行出來。」她甚至為此反對自己的辯護律師，將她參選的目標描述為「將運動從街頭搬去立法會」，說這說法會「消解了運動的能量」、「馴化了2019運動」。
她希望做的，是將 2019 運動的精神帶入立法會「選舉」，並且透過選舉有一個身位，讓自己可以在論述上演繹「攬炒」這件事。她說一早知道自己最終不會入到議事廳，強調是把精神帶入「立法會選舉」而非「立法會」裡面。
2. 議會過半只有否決權，無法實現五大訴求
決定參選，民主派35+（在議會奪過半議席）的可能性以及可以達到的影響，便是邏輯上的下一個問題。
關於過半議席可以達到的效果，Trevor Beel 曾問何桂藍，是否同意民主派在立法會過半是如戴耀廷所說的「大殺傷力憲制武器」呢？
何桂藍闡述了自己對「憲制武器」的看法，關鍵是權力能夠被「制衡」：
「在某些政制裡面，權力制衡之間喺好常見嘅嘢。如果你無辦法，譬如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之間，佢哋對彼此係無一啲實質阻止到佢、逼佢改變到路線嘅嘢，咁就稱唔上制衡，所以呢個就叫做憲制武器。」她說，看其他國家的相關文獻，彈劾、投不信任票、或者否決財政預算案，這些都會被稱為「憲制武器」，她理解是「有可能引發憲政危機的東西」。
關於「制衡」，她曾在首日（7月18日）作供提及：
「當政府倒行逆施、或者民主派議員見到唔合理嘅時候，人民選出來嘅議員應該要可以阻止到佢。呢樣嘢叫做制衡，亦都喺立法會機關存在嘅意義之一。」（按：後將「制衡」修正為「hold accountable」）
不過，她認為，即使民主派在立法會獲得過半數議席，仍只有「否決的權力」，「除非你攞到地區直選同埋功能組別分別都過半，否則制度上你喺影響唔到政府嘅任何決策嘅。你最多就係否決佢㗎啫。」
因此，立法會過半議席，無法真正影響政府在撥款方面的政策。她在 7 月 19 日曾與法官有一番激烈爭辯，說議員審議財政預算案存在制度不公，因此否決財案才是履行憲制責任。
另外，再進一步，她也不認為否決財政預算案可以迫使特首回應五大訴求。她說否決財案後，特首可能會解散立法會，然後可能再投一次票、再看能否否決多一次財案，每一步都是不確定，首先第一部特首就可能不會解散立法會。「佢最多就係施壓。」
那麼35+的可能性又如何呢？
何桂藍曾在庭上說，民主派拿到35+，是香港「一個從來無人見過亦都從來無人處理過的情況」。在2020年國安法消息出來之前，她看譚耀宗、駱惠寧的說法後，認為35+不可能實現，當局會用DQ或者釋法來阻礙民主派獲得立法會過半議席；而在國安法消息出來後，她認為35+是沒有可能，自己亦不可能「入閘」。
因此，她認為不應該將五大訴求和35+綑綁，給選民錯誤的希望：
「我個人嘅理解，當時有啲候選人喺會直接將35+同埋落實五大訴求掛鈎，我覺得咁樣喺畀選民一種錯誤嘅印象，一，好似攞咗35個位就真係逼到政府做嘢咁；二，喺嗰個時間點，應該全部人都好清楚，35+喺無可能。」
3. 國安法後的選擇：留下、公開表態、繼續參選
儘管何桂藍認為35+無法實現，但國安法後，她仍繼續參選。
作供第四日（ 7 月 21 日），在辯方大狀Beel的主問下，何桂藍回顧國安法降臨香港的過程。她回憶，2020 年 5 月 21 或 22 日，北京方面直接宣布訂立港區國安法（編按：5 月 22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開幕，公布的議程包括港區國安法立法），事前沒有消息人士放風。她說 22 日北京所用的字眼是針對一些「癱瘓」立法會的行為，這與 2020 年 4 月兩辦譴責郭榮鏗及民主派的字眼是一樣的；然而，去到 5 月 28 日，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港區國安法，「四大罪名」出現，「四條罪名底下的內容詳細咗好多，就無再用癱瘓嗰啲字眼⋯⋯就變成 seriouly interfere⋯⋯disrupt 嗰啲字眼。」
何桂藍認為，從「癱瘓」變成「干預」，很多行為都會被納入罪行，「假設立法會主席做咗一個有問題嘅決定，話要終止辯論了，你要求繼續去辯論，你唔同意立法會主席嘅呢個決定，咁都可以係干預㗎喎。」
儘管如此，她說在自己從未想過，投反對票都算「干預」：「因為對我來講，投票或者投反對票，連議會抗爭都唔算。」
五月尾看到國安法進一步的消息，何桂藍說，自己有兩個反應：
「第一嗰就係要走就𠵱家好走啦，如果唔係一世都走唔到。第二就係，佢哋終於搵到一個可以DQ晒全世界嘅理據。」
她做了兩個決定。「我第一決定就係唔走啦。⋯⋯第二個決定，就係關於我會唔會公開表態反對國安法呢個問題。」
她說，因為自己以前記者的工作，對中國大陸的國安法政治犯有所了解，「簡單來講就係以言入罪」，「喺中國大陸你印一張平反六四嘅紙出來貼喺嗰巴士站，你都瀨嘢㗎啦。」
她說，無法想像《國安法》放在普通法的後果，只能根據大陸的情況做判斷，加上國安法是透過附件三納入《基本法》，因此不確定是否會有追溯期，追究過去的言行。
陳仲衡法官問：妳當時不是應該要思考將來點做、向前看嗎？
何桂藍答：「呢個係一個普通法logic嘅諗法⋯⋯因為佢係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無人知道佢會唔會retrospective去計一啲嘢。」
「作為一個怕死嘅香港人，咁我唔會再講一啲我以前未講嘅、更加激進嘅嘢啦。但係以前已經講開嘅嘢，既然已經講咗，亦都無法確保佢唔係 retrospective 嘅話呢，咁就繼續講啦。」
她思考自己的一個優勢，就是做記者時不可以公開發表個人政治意見，所以即使有國安法，她仍是「白紙一張」、難以因過去的言論而被 DQ。
「但係如果我公開講我反對國安法，我當時嘅判斷係一定被 DQ。但係我認為，」她停頓了一下，「即使我唔係完全理解國安法的條文，但我見到嗰四大罪名公布嘅時候中國官員嘅字眼，我會認為，作為一個追求民主嘅人⋯⋯」她停頓數秒，用手輕輕按了一按面前的紙杯，繼續說：「唔反對一條咁樣嘅法例係自相矛盾。」
於是，5 月 22 日當晚，她就在自己臉書出 post，公開表態反對國安法在香港實施。
她對香港法治有自己的看法。她說自己的競選宣言「香港制度崩壞、法治無存」是客觀陳述，有無法治是有客觀標準的，又引述前終審法院常任法官包致金說過的內容：「第一，你要有司法獨立，同埋有一份憲法唔係朝令夕改嘅。第二，權力之間要分立。第三，人權要有合乎國際標準嘅保障。第四，唔可以因為聲稱有法治就暫停民主化嘅步伐。好明顯呢四點香港一啲都唔合格。所以我認為法治無存係一個準確嘅描述。」
何桂藍說，在公開表態反對國安法後，她知道自己一定會被 DQ。辯方律師 Trevor Beel 問，既然知道一定被DQ，為何繼續參與初選？
「立法會選舉本身，我認為佢係運動嘅一部分。攞過半並不是立法會戰線嘅唯一目的，尤其是喺國安法公布咗之後，已經預示到下一屆立法會將會出現好大變化，入到閘嘅人會好少，甚至當時好多人已經估緊 7 月 1 日國安法實施之後，9月唔會有選舉。」
何桂藍說，自己當時的心態，是「做得一日得一日」。她想用候選人的身位，去參與公共討論，「去影響更加多人嘅想法。」
「我嘅目的係我希望可以無論最終有選舉又好，如果無最終選舉就係初選，攞一個最大嘅 turnout。」
她解釋，「turnout」的意思並非指自己拿到的票數，而是在 2020 年 5、6 月時，公開的遊行已經不太可能。「基本上你行出地鐵站，就會畀警察 cap 埋一齊拉咗你添。所以即使有好多香港人想表達佢哋嘅立場，佢哋係無辦法用行動去表達出來。社會係唔會見到究竟有幾多人反對緊啲嘢。」
「當時選舉就係一個 alternative，畀香港人明確展示佢哋當時嘅政治意志，就係唔接受國安法。」
李運騰法官問：「你當時認為你無機會成為立法會議員？」
「無機會。」何桂藍說。
李運騰：「在這情況下，你也知道你無機會行使權力、否決財政預算案？」
「無錯。」何桂藍說。
「但你仍然認為參加初選是非常重要？」何桂藍的律師 Trevor Beel 接著問道。
「我嘅回應係：無論最後係咪我本人去投票否決（財政預算案），關於呢份聲明（《墨落無悔》）我睇重嘅係，民主派嘅候選人係咪因為一啲唔合理嘅 DQ 紅線，個公開立場就要無底線咁樣退後。我認為，有一啲基本嘅立場係一定要向選民交代清楚嘅。」
她說的是自己簽署墨落無悔、公開表態的做法。她說溫和選民一直有一個看法，認為 DQ 是「有據可依」：「佢哋成日都話，如果嗰啲人唔自己玩嘢就唔會被 DQ，以及佢哋會不斷同候選人講你要醒少少，入到去先慢慢玩。簡單來講呢啲溫和選民，佢哋認為無論政府條紅線畫得幾咁過分，都要迎合咗先。而我認為，當時有啲溫和派係想附和選民呢啲諗法，而我係非常之唔同意。」
「我認為，單純地重複基本法入面立法會議員嘅權力（指否決財案），我相信連啲溫和選民都無可能覺得咁樣係玩緊嘢，如果咁都 DQ 佢哋會終於明白，DQ 從來都係一個 arbitrary 嘅政治決定，唔係邊個乖邊個唔乖嘅問題。」
這同時亦回到立法會選舉與民主運動的關係問題：何桂藍認同《墨落無悔》所說的，「議會絕非抗爭的終點」，「唔想畀民眾一個假嘅希望，令佢哋覺得，立法會真係可以直接迫使到政府。其他形式嘅抗爭都要繼續嘗試。」
她認為這是香港民主運動一直以來的慣性，是「虛擬自由主義」：「就係雖然明知個議會無乜嘢做到，但係都會講到個議會好重要、贏多幾席就真係有啲嘢做到咁樣。咁樣係造成選民有種一勞永逸、投咗票就ok嘅感覺。」
「咁我覺得要誠實，議會係無法幫大家攞到五大訴求返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