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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人案求情|控方引中國《刑法》解讀三級刑罰制 戴耀廷一方:屬參與者、建議判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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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 47人案今(25日)開始分批處理求情,控方先陳詞說明其建議的量刑準則,認為《國安法》三級刑罰制適用於本案,然後引述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對「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積極參加的」以及「其他參加的」的定義。法官追問本案各被告屬哪個級別,一度引導問「會否接受首被告(戴耀廷)屬第三級?」控方表示問題困難、須時思考恰當答案,重申「領袖應為首要分子」並闡述一些判斷標準。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則爭議三級刑罰制不適用於本案,因控罪是「串謀」顛覆國家政權,應只須按本地法例第 200 章 《刑事罪行條例》下的「罰則」量刑。黃陳詞指,戴耀廷僅屬於「謀劃」參與者,在 2020 年 7 月《國安法》生效後僅有限參與在初選當中,應以三年作量刑起點,考慮到認罪,最終應判監兩年。

文字:HT、陳萃屏

2020 年民主派初選引發 47人案,最終 45 名民主派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成。案件今日(25日)開始進入求情階段,首批求情的是被指為初選組織者的戴耀廷、區諾軒、趙家賢、鍾錦麟、吳政亨,五人從被落案控告違反《國安法》起,至今被還押已超 1200 日。

控方:「串謀罪行刑罰應與實質罪行一致」

控方代表、 副刑事檢控專員萬德豪首先陳詞,指出按本地法例第 200章 《刑事罪行條例》 ── 第159C條「罰則」,判處的刑罰應與有關罪行的嚴重程度相稱。控方續指,159C 沒提及最低刑罰,但立法原意清晰,引用 1983 年修訂 《釋義及通則條例》第 90 條時所備的「摘要說明」(Explanatory Memorandum),指出串謀罪行刑罰應與實質罪行刑罰一致(into line)。修訂後的第 90 條,指如果串謀罪行被定罪,而相關的實質罪行設有最高刑罰,並且沒有其他刑罰規定,則應該處以最高刑罰。

到 1996 年《刑事(修訂)條例》,立法會參考資料亦指 159C 基本原則是「串謀罪行的刑罰應與實質罪行的刑罰一致」。控方續闡述《國安法》立法原意,稱第一條指出法例重點在於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故刑罰應有足夠阻嚇作用。控方認為 159C 與國安法刑罰制度沒有衝突:「不會扭曲第 159C 的法規和立法原意,並是力求實現《國家安全法》與香港特區政府本地法律的『融合、兼容和互補』。」

控方引《刑法》說明刑罰三級制,戴代表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圖左)則認為三級制不適用於此案。

引中國《刑法》說明刑罰級別 

控方續引用呂世瑜案終審法院判詞,指《國安法》第 22 條量刑步驟為:1)決定刑罰級別;2)決定在該級別內的量刑起點;3)就著加刑/減刑因素決定如何調整;4)決定最終刑期;5)如涉及《國安法》第 33 條,則再行扣減及決定最終刑期。

之後闡述對《國安法》第 22 條解讀 ,認為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下稱刑法)第一、二章得到有用資訊。控方指第 22 條與《刑法》第 105 條最相似;而第 103 條則同樣出現過「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字眼。控方遂引用「《刑法》释义及实用指南」,解釋「首要分子」、「罪行重大的」、「積極參加的」以及「其他參加的」等定義。

法官李運騰提出根據終院「呂世瑜案」裁決,香港法庭不可參考一般內地刑法,只能考慮與國安法相關內地法律。萬回應指,「首要分子」定義與刑法中分裂國家及顛覆國家政權罪相關,有助考慮本港危害國安罪行。李續質疑,該書定義套用於所有內地罪行而不只是國安罪,控方做法是否「走後門」,萬德豪否認;李最後指國安法銜接本港和內地法律,關乎同一國家安全,「若香港罪行套用一種刑罰,內地套用另一種刑罰,會相當奇怪」。

官追問各被告級別:「若戴被裁屬第三級,你一定即刻上訴」

控方再引用馬俊文案及呂世瑜案,指量刑時應考慮:被告在犯罪活動中的貢獻,例如有否提高犯罪活動的成熟度、規模;整體的實際情況、犯罪性質、被告行為帶來的後果以及潛在影響等。控方立場是按各被告具體情況,判斷其所屬刑罰級別;法官陳慶偉問控方,認為各被告屬於哪個級別。萬德豪回應指,法官的問題置控方於困難處境,因控方不應指出何人屬哪個級別。

法官強調只想知道控方傾向,又反問控方「會否接受首被告(戴耀廷)屬第三級?」,萬靜默一會後稱「控方回應是不恰當」;陳即質疑控方在其他刑事案件都會分辨出主腦,本案有何分別?陳慶偉再指控方必定有其立場,例如一定不接受戴屬第三級;萬回應指「領袖」應是首要分子,陳則回應指「若戴被裁屬第三級,你一定即刻上訴」。在被告欄的戴耀廷、以及延伸庭的其他被告聞言發笑。

確認區諾軒、趙家賢適用「揭發」減刑條款 

萬德豪續提到《國安法》第 33 條有關「從輕處罰」、「減輕處罰」的規定,第 33(3) 條列明「揭發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從輕處罰」指在同一刑罰級別內處以較輕刑罰;「減輕處罰」指降低刑罰級別。

法官李運騰關注,區諾軒、趙家賢以控方證人身分作供,是否適用《國安法》第 33 條?萬德豪稱適用。李運騰再指本案無被告「揭發」他人犯罪行為,萬指揭發是概括的字眼,向警方提供資訊、上庭作供,都屬「揭發」。

辯方稱戴耀廷為「參與者」應判監兩年 官笑問:「其他參與者」?

代表戴耀廷的資深大律師黃繼明在午飯前開始陳詞,指戴耀廷量刑起點應為三年,考慮到認罪,最終判決應為兩年,形容有關主張或被視作「有野心或大膽」,但有法律原則支持。黃繼明指,案件是《刑事罪行條例》下串謀罪的定罪,而非國安法罪行定罪,故國安法下的三級刑罰制並不適用、但可作參考。

黃繼明又指,戴耀廷的角色屬「參與者」。他提到,戴耀廷提出初選時,《國安法》仍未實施,「沒人認為(初選)是非法的」;法官陳慶偉要求澄清,本來認罪的戴耀廷,「是否不接受『串謀』的控罪。」黃繼明否認,但提到初選在 2020 年 7 月後改變了,戴耀廷在初選中的角色有限,不應於量刑時考慮此前的事件。李官則指不是考慮 7.1 前的事情作量刑,而是要考慮社會環境,判斷罪行嚴重性。黃繼明回應指,當時的社會環境就是被告爭取以非暴力、憲制賦予的權力,尋求想要的結果。李官續指重點在於持續不斷的犯罪。

黃繼明繼續陳詞,表示被告所犯的錯,是在《國安法》生效後沒有即時在 7 月 1 日停止計劃。陳慶偉聞言即打斷,形容被告:「不只是沒有停止,而是繼續(初選)」。黃承認被告持續參與在串謀當中,7月才退出,但認為法庭考慮戴耀廷角色時,應從 7 月開始。另一法官陳仲衡續問,是否要歸類戴為「其他參與者」?語畢與陳慶偉同發笑,李官則笑言「那麼所有人都不是主要參與者(key participants)。」

黃繼明續以謀殺案為例,他指一名主腦負責計劃、收買殺手,並從中獲益,但戴沒法控制其他參與者的行動。發言再遭陳慶偉打斷,著黃繼明不要忘記戴在 7.6 和 7.9 初選記者會曾經受訪;黃續指戴是一名真誠的法律學者,不只是初選參與者。黃明天將繼續陳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