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 人案中，未曾參與政治的吳政亨，因以網名「李伯盧」的名義，發起初選「三投三不投」運動，被指是「組織者」。公眾在他被告上法庭時，並不知道他是誰。「吳政亨關注組」於吳政亨被還押逾一個月後，由其友人開設，至今仍不時更新。一篇又一篇的帖文，惡搞「吳政亨」，也令公眾認識到吳政亨這個最初並不被廣為認識的被告人。
負責營運關注組的小編「 B 」接受《集誌社》文字訪問，提到吳政亨因知名度低，在吳被還押後與友人都找不到有關吳的資訊，故設立關注組。關注組至今已發出過百帖文，當中吳的獄中改詞、友人的探訪報告，也有由友人撰寫的，與吳政亨的相處點滴，側寫吳政亨這人。B 盼營運這關注組，直至吳出獄為止：「充滿無力感時，能堅持做件自己認為有意義的小事，足以撐起我整個世界。」
這星期，法庭處理首批被告，即五名「組織者」的求情。吳政亨在求情日身處最接近旁聽席的被告欄，他身形健康，身穿西裝的他甚有精神，坐在最接近旁聽席的位置，不時與前來旁聽的友人比劃手勢溝通。
《集誌社》以文字訪問在社交媒體更新吳政亨近況的「吳政亨關注組」。關注組營運至今逾三 年，Facebook 已有最少 150 則帖文；Patreon 有 160 篇文章，由吳政亨的身體狀況、節日祝福、獄中改詞、友人的探訪報告，到吳政亨愛讀的書，以及由吳寫給筆友的信，都應有盡有。
還押 40 日時 設關注組專頁
管理社交媒體的小編 B說，吳政亨在被捕初期因知名度低，朋友在網上都找不到有關他的資訊，因此萌生了設立關注組的念頭，「起碼讓人知道他的近況」。於是，他在 2021 年 4 年 9 月開設專頁。當時，吳政亨已被還押 40 日。起初，B 只是希望在專頁，向大家更新吳的資訊。B 作為朋友，認為面對吳政亨的處境，「甚麼都幫不到」，但專頁可給他寄託，為吳政亨向大家報個平安。
有如「成語動畫廊」熊貓博士
B 是因討論時事，於網上認識吳政亨，因與吳政見相近，較為溫和，可理性討論，成為好友。B 認為，吳政亨是個聰明、健談，且見多識廣的人，因吳喜歡看書，言之有物，形容吳有如「成語動畫廊」的熊貓博士：「一來好似問佢乜佢都識答咁，二來佢當時嘅體型都好有福氣，入型入格。」
「愛問問題的中佬」
為了讓人具體地知道吳政亨是怎樣的人，吳的朋友們在關注組開設初期，寫下了「我們眼中的李伯盧」的系列文章。有人形容，吳政亨是「極致」的人，形容當吳當認真研究一件事時，會鑽研得很深入；另有人說，是一名「愛問問題的中佬」，稱愛學習的他會涉獵不同範疇的知識，學習時更喜歡「貨比百家」，從中生出很多問題來。由於吳政亨熱愛改詞，關注組不時會上載吳政亨的改詞，朋友們甚至會將他的改詞編曲翻唱，再自製MV，讓讀者更接收到吳政亨的想法。
「李伯盧」是英文Liberal
B 改了不少圖，每次都會將吳政亨的頭「Key」到不同卡通人物身上，然後發帖文。最近一個，是 B 代吳政亨祝大家父親節快樂，然後將他的頭部 key 到多啦 A 夢的上。B 會將這些改圖告訴給吳政亨：「佢見到自己都笑，無諗過我可以key 佢落啲雞鴨鵝度」。B 說，他也知道大家的留言，「好似幾歡樂，就由得我玩。」做著這些，因吳政亨是個幽默的人，「我就當係代佢帶下啲歡樂畀所有關心佢嘅朋友。」另一圖片，將吳政亨的頭key 上了一隻驢子上，解釋為何吳政亨網名是「李伯盧」。B 交代，「李伯盧」是英文「Liberal（自由）」的音譯，因「liberal」反映其個人價值觀。
這幾年，有關吳政亨的帖文，不少是圍繞吳做運動及其身形變化。吳政亨近日在 47 人案出庭時，身形明顯健康。B 形容這是吳近幾年最大的變化，稱他為「減肥 KOL 」。
做著這些，因吳政亨還押至今已逾 1200 日，B 作為朋友，希望與他同行。B 認為，吳是一個很好的人，但他一直都只是小人物（small potato ） ，他盼在專頁寫他的性格及故事，讓更多人認識他。B 說，或有人會認為吳政亨很傻，「自己無啦啦做咩走出嚟，做咁多嘢呢？」但他認為，世上需要這類追尋理念的「傻人」。B 認為吳的韌性很強，很正面：「有時處境係無可避免會令人有負面情緒，但係佢消化完之後，都會用正面嘅方式應對，唔會阿Q精神，亦都唔會自憐自傷。」這份正面，有時都鼓勵到 B。
獄中「斷骨」做了兩次手術
面對現時的困境，吳政亨及身邊親友，當然也有不少難過的時候。B 曾於去年底，發表註明為「唔搞笑」的帖文，先是吳在獄中因「斷骨」做了兩次手術，然後交吳面對審訊的總結。47 人案去年完成過百日審訊中，由於吳政亨被指是「擔當關鍵角色」，組織者的刑期為十年至終生監禁。因此，B 寫到，吳政亨不停同律師團隊研究案情，壓力非常大。吳壓力大時，起床時會暈眩，嚴重時更會嘔吐。吳政亨於去年才請律師，不再自辯，因此也有不少財政壓力。
為何只可用文字採訪？ B 營運這關注組，面對不少壓力：「呢幾年，我成日都會發惡夢，無啦啦有人拍門搵我。」B 一方面認為，在訪問分享的內容完全沒問題，「做的每件事都合情、合理、合法」。但他面對的恐懼，沒因而消減：「呢三年幾，我每一日都活喺恐懼之中，而我相信日子還長。」
B 曾寫道：他是「極度膽小謹慎」，不願冒任何風險的人。營運關注組的初期，他連買物資、寫信、發帖文，都「膽戰心驚」。他自知是「杞人憂天」，但他坦承「我
佢害怕」。文章提到，可以的話，也希望身邊沒身分敏感的人，無需擔驚受怕，可遠離一切煩惱，輕鬆過生活，但現實是，他認識吳政亨，也選擇了幫忙，令生活出現翻天覆地的轉變。
打算營運關注組至吳政亨獲釋
B 打算一直營運這關注組，至吳政亨被釋放為止。B 曾因讀到「若這苦杯都不能挪開，我會無悔地飲下。」這句話而淚眼數天，寫下了吳的「苦杯」，自己的「苦杯」，及大家的「苦杯」。面對「苦」，B 想笑著吃苦，也想讓身邊吃苦的朋友沒那麼苦。
他認為，堅持的最大原因是「習慣」：「人嘅適應力好強，慢慢就會慣。如果總要慣，咁我就習慣堅持。」在吳政亨被還押三周年時，B 曾回顧他三年來的小編工作。B 很感謝現時仍有關注專頁的人。他認為，這三年活得很有意義：「充滿無力感時，能夠堅持去做一件自己認為有意義嘅小事，足以撐起我整個世界。」
【吳政亨求情信全文中文版】
在整個審訊中，我被稱為第五被告或李伯盧(我的筆名)。我希望告訴法庭我的個人背景，以及我如何踏進公民和政治運動這個領域。
我於1978年在香港出生，13歲時隨父母移民澳洲。我在當地的新南威爾斯大學(UNSW)獲得理學學士(主修數學)及商學碩士(主修精算)學位。畢業後，我投身金融行業，並先後在澳洲及香港金融機構工作超過十年。我一生中從未與任何政黨有政治聯繫，亦從未於任何選舉參與競選。我以前没有任何案底。
於成長過程中，我不算太熱衷政治，因為我對政策的細節很少持強烈意見。然而，我一直堅信自由民主原則，亦確信權力互相制衡的社會價值，因為無論在任何體制中，成員總會在某些議題上持不同意見，而通常需要先處理這些分歧，才能使該群體得以蓬勃發展。
我認為，通過文明及民主方式去處理這些分歧，總好過以暴力或鎮壓手段去解決。而由於「權力使人腐敗，絕對權力則使人絕對腐敗」，我相信定期舉行公平公正的選舉，最能有效制衡權力，減少權力成為暴政的可能性。正因如此，我支持香港的民主運動，因我相信他們對民主的追求是一個高尚目標，同時，為著這城市的持續發展，它(對民主的追求)亦是一個理性的目標。
對我而言，明顯地，若然民主陣營能夠在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過半議席，並實現立法權力的和平轉移，這將會是香港民主運動的一大進步。這意味在任何一般政府議案上，民主陣營在審查其內容後，可以按他們的判斷選擇通過或否決該議案。這是民主陣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史上，從未擁有過的重大權力。如果民主陣營能在行政長官選舉上同時獲勝，配合立法會內的過半議席，就可以組建一個真正的執政聯盟，取得管治權。這將對香港的民主格局產生永久性影響，我亦相信這將會是正面的影響。
然而，在民主陣營能夠贏得兩項選舉其中任何一項之前，顯然還有巨大的障礙需要克服。
首先，香港的選舉制度對民主陣營極為不利，這絕對是民主陣營過去未能憑藉選票優勢，贏得這兩場選舉的最主要原因。但我認為民主陣營總體來說，亦需為他們的落敗承擔某程度上的責任。
在過去一段太長的時間，我都一直為民主陣營內的持續內鬥痛心，這內鬥一直令民主陣營在選舉上，屢屢無法發揮最佳表現。而為了香港民主運動的前景，這些內部矛盾必須妥善處理。
如前所述，我認為處理這內部矛盾的最佳方法是通過文明而民主的程序去解決，亦即是通過民主陣營的內部初選。當這些內部矛盾得到妥善處理，而民主陣營內一眾人士能齊心向前，我認為再困難的目標都有達成的可能。
基於這個心路歷程，我對以上所形容的初選產生無限嚮往。但我亦明白，針對立法會大選的全民主陣營初選極難實行，觀乎在案發之前，此類初選從未能成功舉辦過，它的難度由此可見一斑。於是我立下決心，必須為實現這夢想盡一分力。
然而，即使我希望出一分力，也要面對一個明顯的障礙—我在政圈內是一個完完全全的無名氏。無論在公眾層面、政圈中人眼中，我都沒有任何知名度。從本案所有上庭作供的同案被告作證時，被問及有關本人的事情，都表示在案發時不認識我，這明顯地證明了上述說法。
以我的身份，對於在實現初選的過程中，能夠產生任何實質影響力的機會極微。不過，民主的其中一個可敬之處，就是在選舉中，無論投票者的身位地位如何，那一票都是算作一票，不多也不少。即使每一票的實質影響力有限，每一個選民都有權利，甚或可能是有義務，去貢獻這神聖一票。同樣地，儘管我在政治世界中完全是局外人，可以做到的是多麼的微不足道，我相信我有權利，甚至可能是我有義務，去為初選出一分力。
而我正正是抱着如此信念去發起「三投三不投」聯署。
在整個初選過程中，從頭到尾我都是一個局外人。正如法庭判詞所指、而我亦同意，我沒有參予組織「35+計劃」、 沒有參予協調會議，亦沒有在初選中參選。因此，當控方指控我是本案的組織者之一時，我感到非常驚訝。
我與第一被告戴耀庭教授的關係，實際上更像一個被無視的遊說團體與決策組織的關係。我其中一個主要倡議是「應將初選結果視為最終結果」。以九龍東選區為例，由於民主陣營在大選時，實際上最多只可望獲得三席，因此我認為初選時該區只應有三個優勝名單。可是，組織者堅持允許該選區有五個優勝名單, 並計劃在大選前再以民調作第二輪競賽。對我而言，這做法與初選的意義背道而馳，我為此多次向組織者及參選人提出抗議（包括第一被告於2020年5月 20日向參選人轉發的公開信），但我無法在此帶出任何改變。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的倡議中，要求參選人承諾否決財政預案從來都不是其中之一。說實在，在這成為公眾議題之前，我根本從來沒有這個想法，這亦絕對不是我當初支持初選及發起聯署的原因。
正如前文所說，我認為民主陣營獲得立去會過半議席，本身已是足夠明顯的好處，所以我從沒有想過需要更多額外條件。在某程度上，我甚至不認為這額外條件可取。因為我害怕這議題可能會在民主陣營參選人當中引發爭議，從而威脅到初選的實現。
當我認為參選人同意「共同綱領」時，我表示高興，但亦有明確表明我認為「協調成功」四字已是大快人心，根本無需看細節。因為令我高興的是參選人終於達到共識，令初選能夠順利舉行，而不是共識的內容本身。這亦解釋了當我之後得知「某些初選參選人拒絕簽署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發現與之前「所有參選人都願意簽署」這一說法有所出入時，我懇求大家將這爭議放一旁，希望大家先聚焦於完成初選。
因為由始至終，我支持初選從來無關承諾否決財政預算案與否—我支持初選從來都僅是為了初選本身，與其他事宜無關。
最後值得留意的是，我一直盡我所能去確保「三投三不投」團隊遵守所有法律，無論是《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或其他任何法律。我相信法治是自由民主制度不可或缺的一部份。只有當合理的法例被制定，而這些法例被尊重和公正地執行，一個社會才有繁榮的希望。
我懇求法庭於決定本人刑期時考慮以上所述因素。
第五被告
吳政亨
